因此，如果一個人由於人民的贊助而成為君主的話，他應該同人民保持友好關係。因為他們所要求的隻是免於壓迫，君主是能夠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的。但是一個人如果同人民對立而依靠貴族的贊助成為君主的話，他頭一件應該做的事就是想方設法爭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於自己保護之下，他就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因為人們原來預料要受到他的損害而現在從他那裏得到了好處，他們對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對他充滿了好感，勝過那些贊助他登上王位的人們。而且君主要贏得人民的好感有許多方法。這些方法根據各種情況而互不相同，我們不能夠製作出一定之規，因此現在就不談了。我隻是斷言：君主必須同人民保持友誼，否則他在逆境之中就沒有補救辦法了。
斯巴達國王納比德[1]，抵禦了全希臘人和一支羅馬常勝軍的圍攻，保衛了他的國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們侵害；當危難降臨他頭上的時候，他需要做的不過是使少數人無能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經同他敵對的話，這就不夠了。對於我的這條見解，誰都不要拿一句陳腐的諺語：“以人民為基礎，譬如築室於泥沙”來進行反駁。因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礎建立在人民之上，並且深信當自己受敵人或者官吏壓迫的時候人民將會解救自己，那末這句諺語是中肯的。在這種情況下，如同羅馬的格拉奇[2]和佛羅倫斯的喬治·斯卡利[3]的遭遇一樣，他往往發現自己上當了。但是，如果把基礎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夠指揮，是一個勇敢的人，處逆境而不沮喪，不忽視其他的準備，並且以其精神意誌與製度措施激勵全體人民，這樣一個人是永遠不會被人民背棄的，而且事實將會表明他已經把基礎打好了。
這種市民的君主國從平民政製（ordine civile）轉向專製政治的時候，往往處於危險狀態。因為這類君主不是由自己親自指揮就是通過官吏進行指揮的。在後一種場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軟弱無力和更加危險的，因為他們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當官的人們的意誌；而後者，特別是在危難時期，不是採取行動反對君主就是拒不服從君主，這就很容易篡權奪位。君主在危難中已經來不及行使絕對的權力了，因為市民和屬民已經接受官吏的命令慣了，在這種危急之秋不會服從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動盪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夠信賴的人。這種君主不能夠以太平時期所看到的情況作為根據。因為在太平時期市民們對國家都有所需求，當時每一個人都為國家奔走，每個人都滿口答應；而且當遠離死亡之境的時候，他們全都準備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難時期，當國家對市民有所需求的時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無幾了。而這種經歷是極其危險的，它隻能經歷一遭就再沒有機會了。因此，一個英明的君主應該考慮一個辦法，使他的市民在無論哪一個時期對於國家和他個人都有所需求，他們就會永遠對他效忠了。
[1]納比德（nabide），斯巴達國王（在位：公元前206或207—192），以貪婪、酷虐著名。後被羅馬軍暗殺。
[2]格拉奇（grhi）指由平民選出的有名的古羅馬護民官格拉古兄弟蒂貝裏奧和卡伊奧（tiberio和caio gro，公元前163—133 ，153—121）。二人分別於公元前133年和121年，在羅馬貴族所挑起的反對他們的騷亂中被殺害；他們曾經採取一些有利於平民的措施，但似乎未獲得人民的堅決支持。
[3]喬治·斯卡利（giorgio scali），十四世紀，佛羅倫斯下層民眾領袖之一，與湯姆馬索·斯托齊（tommaso storzzi）結黨。於1382年1月17日被捕殺害。
第十章 應該怎樣衡量一切君主國的力量
在研究這些君主國性質的時候，必須考慮另一點，也就是說，一個君主在困難的時候是否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要說：我認為如果由於人口眾多或者財力充裕能夠募集足夠的軍隊，同任何入寇者決戰於疆場，他們就是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嶼立不移的人。另一方麵，我認為，如果不能夠同敵人決戰於疆場，而隻是被迫躲在城牆後麵進行防禦，他們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關於第一種情況，已經討論過了，但是以後遇有機會，我們還需要再談一談。關於第二種情況，我隻有鼓勵這種君主為自己的城市森嚴壁壘、備足糧草，對於鄉村則不要有任何顧慮，除此以外，我再沒有什麽話可說的了。任何人如果給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至於同臣民的關係則依照上麵指出的、以後還要談到的方法進行處理，那麽人們向他進攻總得慎重考慮一番，因為人們對於一項計劃如果預見其中有困難總是不喜歡的，而且君主已經給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同時他的人民又不仇恨他，如要對這樣一位君主進攻，可以預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德國的各個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它們的農地很少，它們認為合適的時候就服從皇帝。但是它們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它們鄰近的其他任何統治者，因為他們已經作好了城防工事，以致誰都知道要攻陷這種城市定將曠日持久，困難重重。因為所有這些城市都築有適當的壕溝與城垣，配備足夠的大炮，在公家倉庫裏經常儲備足供一年之需的糧食和燃料，除此之外，為著使老百姓得到溫飽同時公家也沒有損失，它們總是有辦法在一年中讓老百姓可以在關係該城市命脈的勞動中和供給老百姓衣食的行業中工作。加之，它們還十分重視軍事訓練，而且製定許多關於保持軍事訓練的規章製度。
斯巴達國王納比德[1]，抵禦了全希臘人和一支羅馬常勝軍的圍攻，保衛了他的國家和自己的地位不受他們侵害；當危難降臨他頭上的時候，他需要做的不過是使少數人無能為害；但是假使人民已經同他敵對的話，這就不夠了。對於我的這條見解，誰都不要拿一句陳腐的諺語：“以人民為基礎，譬如築室於泥沙”來進行反駁。因為如果一位平民把他的基礎建立在人民之上，並且深信當自己受敵人或者官吏壓迫的時候人民將會解救自己，那末這句諺語是中肯的。在這種情況下，如同羅馬的格拉奇[2]和佛羅倫斯的喬治·斯卡利[3]的遭遇一樣，他往往發現自己上當了。但是，如果把基礎建立在人民之上的人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夠指揮，是一個勇敢的人，處逆境而不沮喪，不忽視其他的準備，並且以其精神意誌與製度措施激勵全體人民，這樣一個人是永遠不會被人民背棄的，而且事實將會表明他已經把基礎打好了。
這種市民的君主國從平民政製（ordine civile）轉向專製政治的時候，往往處於危險狀態。因為這類君主不是由自己親自指揮就是通過官吏進行指揮的。在後一種場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軟弱無力和更加危險的，因為他們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當官的人們的意誌；而後者，特別是在危難時期，不是採取行動反對君主就是拒不服從君主，這就很容易篡權奪位。君主在危難中已經來不及行使絕對的權力了，因為市民和屬民已經接受官吏的命令慣了，在這種危急之秋不會服從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動盪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夠信賴的人。這種君主不能夠以太平時期所看到的情況作為根據。因為在太平時期市民們對國家都有所需求，當時每一個人都為國家奔走，每個人都滿口答應；而且當遠離死亡之境的時候，他們全都準備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難時期，當國家對市民有所需求的時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無幾了。而這種經歷是極其危險的，它隻能經歷一遭就再沒有機會了。因此，一個英明的君主應該考慮一個辦法，使他的市民在無論哪一個時期對於國家和他個人都有所需求，他們就會永遠對他效忠了。
[1]納比德（nabide），斯巴達國王（在位：公元前206或207—192），以貪婪、酷虐著名。後被羅馬軍暗殺。
[2]格拉奇（grhi）指由平民選出的有名的古羅馬護民官格拉古兄弟蒂貝裏奧和卡伊奧（tiberio和caio gro，公元前163—133 ，153—121）。二人分別於公元前133年和121年，在羅馬貴族所挑起的反對他們的騷亂中被殺害；他們曾經採取一些有利於平民的措施，但似乎未獲得人民的堅決支持。
[3]喬治·斯卡利（giorgio scali），十四世紀，佛羅倫斯下層民眾領袖之一，與湯姆馬索·斯托齊（tommaso storzzi）結黨。於1382年1月17日被捕殺害。
第十章 應該怎樣衡量一切君主國的力量
在研究這些君主國性質的時候，必須考慮另一點，也就是說，一個君主在困難的時候是否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要說：我認為如果由於人口眾多或者財力充裕能夠募集足夠的軍隊，同任何入寇者決戰於疆場，他們就是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嶼立不移的人。另一方麵，我認為，如果不能夠同敵人決戰於疆場，而隻是被迫躲在城牆後麵進行防禦，他們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關於第一種情況，已經討論過了，但是以後遇有機會，我們還需要再談一談。關於第二種情況，我隻有鼓勵這種君主為自己的城市森嚴壁壘、備足糧草，對於鄉村則不要有任何顧慮，除此以外，我再沒有什麽話可說的了。任何人如果給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至於同臣民的關係則依照上麵指出的、以後還要談到的方法進行處理，那麽人們向他進攻總得慎重考慮一番，因為人們對於一項計劃如果預見其中有困難總是不喜歡的，而且君主已經給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同時他的人民又不仇恨他，如要對這樣一位君主進攻，可以預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德國的各個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它們的農地很少，它們認為合適的時候就服從皇帝。但是它們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它們鄰近的其他任何統治者，因為他們已經作好了城防工事，以致誰都知道要攻陷這種城市定將曠日持久，困難重重。因為所有這些城市都築有適當的壕溝與城垣，配備足夠的大炮，在公家倉庫裏經常儲備足供一年之需的糧食和燃料，除此之外，為著使老百姓得到溫飽同時公家也沒有損失，它們總是有辦法在一年中讓老百姓可以在關係該城市命脈的勞動中和供給老百姓衣食的行業中工作。加之，它們還十分重視軍事訓練，而且製定許多關於保持軍事訓練的規章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