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區在君主統治下生活慣了，而現在，君主的家族已經被消滅，那麽，一方麵由於它們現已習慣於服從，另一方麵由於舊日的君主沒有了，它們既不能夠意見一致地在它們當中另立一個君主，同時它們又不懂得怎樣自由地生活。因此，它們揭竿而起是來得很慢的，從而使一位君主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得它們。但是在共和國裏，就有一種較強的生命力，較大的仇恨和較切的復仇心。他們緬懷過去的自由，就不平靜，而且也不能夠平靜下來。因此，最穩妥的辦法就是把他們消滅掉，或者駐在那裏。
[1]“寡頭政府”（uno stato di pochi）意謂由被征服的國家的少數公民組成對征服者效忠的政府。
[2]此處指公元前斯巴達在戰勝雅典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各國歷史情況。當時雅典建立了所謂“三十專製者”的政府，這些專製者很快就被特拉西布洛（trasibulo）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達人在公元前382年占領底比斯之後又採取同樣方法，但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國的貝洛皮達斯（pelopidas）把十名專製者搞掉了。
[3]卡普阿（capua）於公元前221年被毀滅。
[4]迦太基（cartagine）於公元前146年被毀滅。
[5]努曼齊亞（numanzia）於公元前133年被毀滅。
第六章 論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獲得的新君主國
當論述君主和國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國的時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任何人都不應該感到驚異。因為人們幾乎常在他人走過的道路上走，並且效法他人的事跡，雖然他們並不能夠完完全全地沿著別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夠取得他們所效法的人的功效。然而一個明智的人總是應該追蹤偉大人物所走過的道路的，並且效法那些已經成為最卓越的人們。這樣一來，即使自己的能力達不到他們那樣強，但是至少會帶有幾分氣派。他要象那些聰明的射手那樣行事，當他們察覺想要射擊的目標看來距離太遠，同時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們瞄準時就比目標抬高一些，這並不是想把自己的箭頭射到那樣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於瞄準得那樣高，就能夠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標。
因此我斷言，在一個全新的君主國裏——那兒是新君主的時候，為了保有這種國家而遇到的困難有大有小，這是按照獲得這種國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異的。由布衣一躍而為君主，就是以能力或者幸運為其前提條件，從而在這兩者當中任何一者都會使得許多困難減輕幾分，這是顯而易見的。可是，最不倚靠幸運的人卻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穩固的人。再說，如果君主沒有其他領土而不得不親身到那裏駐紮下來的話，那就更為有利了。
但是，談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運崛起成為君主的人們，我說最出類拔萃的範例是摩西[1]、居魯士[2]、羅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類的人們[3]。雖然關於摩西，因為他隻是上帝託付給他的事務的執行者，我們不應該予以討論，可是僅僅從那些優美的品質使他有資格同上帝談話這一點說，他就應該受到人們的讚嘆。但當我們考察一下居魯士以及其他獲得了或者創建了王國的人們，我們就會覺得他們全都是值得欽佩的。如果我們考察一下他們各自的行跡和作法，我們就會察覺這同摩西的行跡和作法並沒有什麽出入，雖然摩西有那樣偉大的一位老師。當我們研究他們的行跡和生活的時候就會知道：除了獲有機會之外，他們並沒有依靠什麽幸運，機會給他們提供物力，讓他們把它塑造成為他們認為最好的那種形式。如果沒有這種機會，他們的精神上的能力virtù dello animo）就會浪費掉；但是，如果沒有那樣的能力，有機會也會白白地放過。
因此，對摩西說來，必須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與壓迫的以色列民族，他們為了從這種奴隸狀態中擺脫出來，願意追隨他。而羅慕洛則必須不再留在阿爾巴，並且必須在他出生的時候就被遺棄，日後他才能夠成為羅馬的國王和祖國的奠基者[4]。居魯士則必須察覺波斯人對梅迪人的統治不滿，同時梅迪人由於長時期處於和平狀態從而變成柔順軟弱的人。至於提修斯[5]，如果不曾遇到渙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夠發揮他的能力。因此這些機會使得這些人走了運，同時由於他們具有卓越的能力，使他們能夠洞察這種機會，從而利用這些機會給他們的祖國增光並且為國造福。
那些依靠能力而成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權的時候是困難的，但是以後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權時發生的困難，一部分是由於他們為著建立他們的國家和確保安全，不得不採取新的規章製度。而且必須記住，再沒有比著手率先採取新的製度更困難的了，再沒有比此事的成敗更加不確定，執行起來更加危險的了。這是因為革新者使所有在舊製度之下順利的人們都成為敵人了，而使那些在新製度之下可能順利的人們卻成為半心半意的擁護者。這種半心半意之所以產生，一部分是這些人由於對他們的對手懷有恐懼心理，因為他們的對手擁有有利於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則是由於人類的不輕易信任的心理——對於新的事物在沒有取得牢靠的經驗以前，他們是不會確實相信的。因此，當那些敵人一旦有機會進攻的時候，他們就結黨成幫地幹起來；而另一方麵，其他的人們隻是半心半意地進行防禦。為此，君主同他們在一起是危險重重的。
[1]“寡頭政府”（uno stato di pochi）意謂由被征服的國家的少數公民組成對征服者效忠的政府。
[2]此處指公元前斯巴達在戰勝雅典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各國歷史情況。當時雅典建立了所謂“三十專製者”的政府，這些專製者很快就被特拉西布洛（trasibulo）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達人在公元前382年占領底比斯之後又採取同樣方法，但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國的貝洛皮達斯（pelopidas）把十名專製者搞掉了。
[3]卡普阿（capua）於公元前221年被毀滅。
[4]迦太基（cartagine）於公元前146年被毀滅。
[5]努曼齊亞（numanzia）於公元前133年被毀滅。
第六章 論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獲得的新君主國
當論述君主和國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國的時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任何人都不應該感到驚異。因為人們幾乎常在他人走過的道路上走，並且效法他人的事跡，雖然他們並不能夠完完全全地沿著別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夠取得他們所效法的人的功效。然而一個明智的人總是應該追蹤偉大人物所走過的道路的，並且效法那些已經成為最卓越的人們。這樣一來，即使自己的能力達不到他們那樣強，但是至少會帶有幾分氣派。他要象那些聰明的射手那樣行事，當他們察覺想要射擊的目標看來距離太遠，同時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們瞄準時就比目標抬高一些，這並不是想把自己的箭頭射到那樣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於瞄準得那樣高，就能夠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標。
因此我斷言，在一個全新的君主國裏——那兒是新君主的時候，為了保有這種國家而遇到的困難有大有小，這是按照獲得這種國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異的。由布衣一躍而為君主，就是以能力或者幸運為其前提條件，從而在這兩者當中任何一者都會使得許多困難減輕幾分，這是顯而易見的。可是，最不倚靠幸運的人卻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穩固的人。再說，如果君主沒有其他領土而不得不親身到那裏駐紮下來的話，那就更為有利了。
但是，談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運崛起成為君主的人們，我說最出類拔萃的範例是摩西[1]、居魯士[2]、羅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類的人們[3]。雖然關於摩西，因為他隻是上帝託付給他的事務的執行者，我們不應該予以討論，可是僅僅從那些優美的品質使他有資格同上帝談話這一點說，他就應該受到人們的讚嘆。但當我們考察一下居魯士以及其他獲得了或者創建了王國的人們，我們就會覺得他們全都是值得欽佩的。如果我們考察一下他們各自的行跡和作法，我們就會察覺這同摩西的行跡和作法並沒有什麽出入，雖然摩西有那樣偉大的一位老師。當我們研究他們的行跡和生活的時候就會知道：除了獲有機會之外，他們並沒有依靠什麽幸運，機會給他們提供物力，讓他們把它塑造成為他們認為最好的那種形式。如果沒有這種機會，他們的精神上的能力virtù dello animo）就會浪費掉；但是，如果沒有那樣的能力，有機會也會白白地放過。
因此，對摩西說來，必須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與壓迫的以色列民族，他們為了從這種奴隸狀態中擺脫出來，願意追隨他。而羅慕洛則必須不再留在阿爾巴，並且必須在他出生的時候就被遺棄，日後他才能夠成為羅馬的國王和祖國的奠基者[4]。居魯士則必須察覺波斯人對梅迪人的統治不滿，同時梅迪人由於長時期處於和平狀態從而變成柔順軟弱的人。至於提修斯[5]，如果不曾遇到渙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夠發揮他的能力。因此這些機會使得這些人走了運，同時由於他們具有卓越的能力，使他們能夠洞察這種機會，從而利用這些機會給他們的祖國增光並且為國造福。
那些依靠能力而成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權的時候是困難的，但是以後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權時發生的困難，一部分是由於他們為著建立他們的國家和確保安全，不得不採取新的規章製度。而且必須記住，再沒有比著手率先採取新的製度更困難的了，再沒有比此事的成敗更加不確定，執行起來更加危險的了。這是因為革新者使所有在舊製度之下順利的人們都成為敵人了，而使那些在新製度之下可能順利的人們卻成為半心半意的擁護者。這種半心半意之所以產生，一部分是這些人由於對他們的對手懷有恐懼心理，因為他們的對手擁有有利於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則是由於人類的不輕易信任的心理——對於新的事物在沒有取得牢靠的經驗以前，他們是不會確實相信的。因此，當那些敵人一旦有機會進攻的時候，他們就結黨成幫地幹起來；而另一方麵，其他的人們隻是半心半意地進行防禦。為此，君主同他們在一起是危險重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