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隨人聖庵摭憶》
第二冊張之洞(1837—1909)（7）
張之洞之生活起居
《石遺室文集》卷一，書張廣雅相國逸事雲：“公日淩晨興，披閱文書，有事則遲明。餘初見公，約遲明往，堂上燃燭以待，尋常辰已見客，午而罷，然後食。有事未而罷，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黃白具，餚果蔬並食，一飯一粥，微醺，進內解衣寢。入夜復興，閱文書，見客，子而罷，有事，醜而罷，然後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寢，或不進內。寒冬坐藤椅睡，夾以火爐，蓋分一日若兩日也。奏議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脫稿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門謝客，終夜不寢，數易稿而後成。書劄有發行數百裏，追還易數字者。權督兩江時，一日輿至旱西門，呼材官詢其處，命駐輿，與談謝安西州門故事，辨證良久乃行。公嚐因置酒，問坐客，燒酒始於何時。餘曰：‘今燒酒殆元人所謂汗酒。’公曰：‘不然，晉已有之，《陶淵明傳》雲，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稻以造黃酒，秫以造燒酒也。’餘曰：‘若然，則秫稻必齊，《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稱秫稻必齊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嚐閱餘貨幣論說，有言金幣中參銅者，疑之，急召詢，餘曰：‘公創鑄中國銀幣者，銀質略剛，造幣且須參銅，況金質之柔乎？’因言金幣重二錢餘，約參銅十之一，公稱善，其虛心類若此。”案此可見南皮性嗜大概。以名士而為達官，既為達官，而仍不脫名士習氣，律己簡慢，待物寵獎，史傳所述至多，近代當以南皮為殿矣。
《花隨人聖庵摭憶》
張文襄之敢言極諫
張相當文學侍從時，即以敢言極諫，聞於輦下。朝上封奏，夕發彈章，意氣粗疏，昌言無諱。內而宮廷帷幄之機宜，撥亂反正之深計；外而疆臣職吏，尤多掊擊；京師均目為清流。同時並稱者，有黃體芳、張佩綸、劉恩溥、陳寶箴、宗室寶廷、鄧承修諸公，而張相實為之領袖。夫以朝野無事，舉國熙恬，而遠見先識，已肅然私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致貴近側目，皆欲得而甘心，曾不稍挫其誌，直聲震天下。而變法自強之議，亦即萌芽於此時矣。是此一時代也，張相固儼然諍臣也。
既而以巡撫辭京闕，揚歷南東各省。所至之處，一以提倡新事業為誌，而新學業之最著稱者，則兩粵兩湖為尤盛。如路，如礦，如農林，如工廠，如學校，羅致人才，籌劃款項，不足則借債以趕建設，雖地方實力，或有不及，而致譏於揮霍失度者。然當此過渡時代，民智屯塞，政治變革之際，能以雷厲風行之手段，措置銳敏，實足趨物質文明之進步。今東南數省，經營稍易，而路礦汽機之業，得以舉軔先發，未始非食張相之賜也。是其中年精壯，力任艱難，旦夕兼營，不辭勞苦者，實可以能臣稱者。
洎乎丁戊之間，國事已定，下詔立憲，先帝勤求治理，畀倚老臣，征之入閣，而政治益繁，交涉頻起，輿論亦稍稍興矣。張相則一為持平之論，蓋已深知政事改革，不可操切，新政未紓，民氣易潰。加以年老體政，時復多病，益無更端之建議，惟雍容坐鎮而已。然內外籌備，悉循秩序，未嚐延誤者，未始非將相之威望，可以率屬百僚，雖坐而論道，而群治易於奉行，所謂朝有良臣為國柱石者。則今日之張相，又忽以良臣終矣。
是以綜觀張相之一生，實可為三大時期之區劃。而其所以隨時通變者，一則其秉質之不滯於物，一則其好名之心，有以戰之耳。京官偷息，則以言論為清高；疆吏羒茸，則勵行事為幹練。即至彌留疾革之時，猶自以為借款不容於輿論，而欲商各使以罷之。三代下惟恐不好名，若張相者，固猶晚近所不可多覯者也，以視彼好爵厚祿，自植其私者遠矣。
《張文襄公事略》
張之洞開和尚玩笑
中國和尚，多半路出家，既不讀詩書，又不懂經典，故十僧九傖俗，其與檀越往還，惟在勢與利，炎涼冷暖，各有分寸，所謂結緣菩薩，皆欺人語也。清末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時，往來幕府中者，多一時名士，如梁鼎芬、易順鼎、繆小山諸人，皆常居南京。一日，之洞忽發雅興，欲遊焦山，梁等均隨行，小輪抵鎮江時，天已垂暮，乃停泊焦山下，之洞於船上假寐。梁因昔奏參李鴻章革職，曾在海西庵讀書，易、繆當慫恿梁先至海西庵看奇石，梁亦欣然。既至，方丈已易人，初不識梁，但小沙彌識之，仍以蓋碗泡茶，方丈橫之以目，而令以普通粗茶款客，諸人怏怏而歸。之洞見之，笑曰：“諸君皆有不豫色，得毋為和尚所欺乎？明日再隨我去。”次日之洞登山，首至海西庵，方丈聞總督至，於庵外跪迎，既入，方丈端蓋碗茶出，足恭侍立。之洞曰：“爾庵中待客，有幾等茶？”方丈曰：“兩等，蓋碗茶敬貴人，餘則粗茶耳。”之洞指梁等曰：“彼輩亦皆貴人乎？”方丈曰：“隨中堂來，自是貴人。”之洞曰：“然則今始貴耳，爾昨夕猶以粗茶待之。”方丈聞言，麵紅耳赤，叩頭不已。
《綺情樓雜記》
張之洞與蜀學之興
蜀自文翁相如而後人文蔚起，淹博之士代有傳人。有清二百年來，以帖括取士既久，學者醉心青紫，父詔師勉，悉偏重應試文，根柢之學，由是寢衰。同治癸酉，南皮張文襄公典試來川。揭曉後，即奉督川學之命。公以碩學鴻儒県軒任使，乃思力挽頹風牖啟後進，於成都創設尊經書院，延名宿主講。一以有用之學及訓詁考據，詩古文詞，為研習之旨。科歲按臨各屬，擇庠序中俊秀調住是院肄業。惟締造之初需款殊巨，除構精舍鐫置群書外，更須籌措基金生息，為每歲山長修脯及諸生膏火之常費。川省各邑，學田豐富。院考所至，例有棚費，故三年試竣，使者收入不下十萬金，公悉以例得之資，捐作書院之用。不足則又多方募集，竟得蕆事。瀕行，至無以為資斧，舉衣箱數具，付諸質庫，始克就道。然蜀學丕變，實惟公力，先後督川學者百數十輩，以言惠士之深者，鹹推公為巨擘焉。
第二冊張之洞(1837—1909)（7）
張之洞之生活起居
《石遺室文集》卷一，書張廣雅相國逸事雲：“公日淩晨興，披閱文書，有事則遲明。餘初見公，約遲明往，堂上燃燭以待，尋常辰已見客，午而罷，然後食。有事未而罷，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黃白具，餚果蔬並食，一飯一粥，微醺，進內解衣寢。入夜復興，閱文書，見客，子而罷，有事，醜而罷，然後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寢，或不進內。寒冬坐藤椅睡，夾以火爐，蓋分一日若兩日也。奏議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脫稿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門謝客，終夜不寢，數易稿而後成。書劄有發行數百裏，追還易數字者。權督兩江時，一日輿至旱西門，呼材官詢其處，命駐輿，與談謝安西州門故事，辨證良久乃行。公嚐因置酒，問坐客，燒酒始於何時。餘曰：‘今燒酒殆元人所謂汗酒。’公曰：‘不然，晉已有之，《陶淵明傳》雲，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稻以造黃酒，秫以造燒酒也。’餘曰：‘若然，則秫稻必齊，《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稱秫稻必齊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嚐閱餘貨幣論說，有言金幣中參銅者，疑之，急召詢，餘曰：‘公創鑄中國銀幣者，銀質略剛，造幣且須參銅，況金質之柔乎？’因言金幣重二錢餘，約參銅十之一，公稱善，其虛心類若此。”案此可見南皮性嗜大概。以名士而為達官，既為達官，而仍不脫名士習氣，律己簡慢，待物寵獎，史傳所述至多，近代當以南皮為殿矣。
《花隨人聖庵摭憶》
張文襄之敢言極諫
張相當文學侍從時，即以敢言極諫，聞於輦下。朝上封奏，夕發彈章，意氣粗疏，昌言無諱。內而宮廷帷幄之機宜，撥亂反正之深計；外而疆臣職吏，尤多掊擊；京師均目為清流。同時並稱者，有黃體芳、張佩綸、劉恩溥、陳寶箴、宗室寶廷、鄧承修諸公，而張相實為之領袖。夫以朝野無事，舉國熙恬，而遠見先識，已肅然私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致貴近側目，皆欲得而甘心，曾不稍挫其誌，直聲震天下。而變法自強之議，亦即萌芽於此時矣。是此一時代也，張相固儼然諍臣也。
既而以巡撫辭京闕，揚歷南東各省。所至之處，一以提倡新事業為誌，而新學業之最著稱者，則兩粵兩湖為尤盛。如路，如礦，如農林，如工廠，如學校，羅致人才，籌劃款項，不足則借債以趕建設，雖地方實力，或有不及，而致譏於揮霍失度者。然當此過渡時代，民智屯塞，政治變革之際，能以雷厲風行之手段，措置銳敏，實足趨物質文明之進步。今東南數省，經營稍易，而路礦汽機之業，得以舉軔先發，未始非食張相之賜也。是其中年精壯，力任艱難，旦夕兼營，不辭勞苦者，實可以能臣稱者。
洎乎丁戊之間，國事已定，下詔立憲，先帝勤求治理，畀倚老臣，征之入閣，而政治益繁，交涉頻起，輿論亦稍稍興矣。張相則一為持平之論，蓋已深知政事改革，不可操切，新政未紓，民氣易潰。加以年老體政，時復多病，益無更端之建議，惟雍容坐鎮而已。然內外籌備，悉循秩序，未嚐延誤者，未始非將相之威望，可以率屬百僚，雖坐而論道，而群治易於奉行，所謂朝有良臣為國柱石者。則今日之張相，又忽以良臣終矣。
是以綜觀張相之一生，實可為三大時期之區劃。而其所以隨時通變者，一則其秉質之不滯於物，一則其好名之心，有以戰之耳。京官偷息，則以言論為清高；疆吏羒茸，則勵行事為幹練。即至彌留疾革之時，猶自以為借款不容於輿論，而欲商各使以罷之。三代下惟恐不好名，若張相者，固猶晚近所不可多覯者也，以視彼好爵厚祿，自植其私者遠矣。
《張文襄公事略》
張之洞開和尚玩笑
中國和尚，多半路出家，既不讀詩書，又不懂經典，故十僧九傖俗，其與檀越往還，惟在勢與利，炎涼冷暖，各有分寸，所謂結緣菩薩，皆欺人語也。清末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時，往來幕府中者，多一時名士，如梁鼎芬、易順鼎、繆小山諸人，皆常居南京。一日，之洞忽發雅興，欲遊焦山，梁等均隨行，小輪抵鎮江時，天已垂暮，乃停泊焦山下，之洞於船上假寐。梁因昔奏參李鴻章革職，曾在海西庵讀書，易、繆當慫恿梁先至海西庵看奇石，梁亦欣然。既至，方丈已易人，初不識梁，但小沙彌識之，仍以蓋碗泡茶，方丈橫之以目，而令以普通粗茶款客，諸人怏怏而歸。之洞見之，笑曰：“諸君皆有不豫色，得毋為和尚所欺乎？明日再隨我去。”次日之洞登山，首至海西庵，方丈聞總督至，於庵外跪迎，既入，方丈端蓋碗茶出，足恭侍立。之洞曰：“爾庵中待客，有幾等茶？”方丈曰：“兩等，蓋碗茶敬貴人，餘則粗茶耳。”之洞指梁等曰：“彼輩亦皆貴人乎？”方丈曰：“隨中堂來，自是貴人。”之洞曰：“然則今始貴耳，爾昨夕猶以粗茶待之。”方丈聞言，麵紅耳赤，叩頭不已。
《綺情樓雜記》
張之洞與蜀學之興
蜀自文翁相如而後人文蔚起，淹博之士代有傳人。有清二百年來，以帖括取士既久，學者醉心青紫，父詔師勉，悉偏重應試文，根柢之學，由是寢衰。同治癸酉，南皮張文襄公典試來川。揭曉後，即奉督川學之命。公以碩學鴻儒県軒任使，乃思力挽頹風牖啟後進，於成都創設尊經書院，延名宿主講。一以有用之學及訓詁考據，詩古文詞，為研習之旨。科歲按臨各屬，擇庠序中俊秀調住是院肄業。惟締造之初需款殊巨，除構精舍鐫置群書外，更須籌措基金生息，為每歲山長修脯及諸生膏火之常費。川省各邑，學田豐富。院考所至，例有棚費，故三年試竣，使者收入不下十萬金，公悉以例得之資，捐作書院之用。不足則又多方募集，竟得蕆事。瀕行，至無以為資斧，舉衣箱數具，付諸質庫，始克就道。然蜀學丕變，實惟公力，先後督川學者百數十輩，以言惠士之深者，鹹推公為巨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