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我被兩名衛兵帶走,穿過長廊關進底層的一個牢房裏。走過長廊的時候。我設法向兩側的牢房裏望,牢房門口的牌子上的名字許多都是我所熟悉的。進了牢房之後,他們命令我脫光衣服,蓋上被子。我脫了衣服,但是還有一件襯衣沒脫,然而不行,襯衣也得脫掉。之後,五六個美國人走了進來。一個墨西哥醫生與另外兩個人對我進行檢查。抬起胳膊,張開嘴,側身躺著,腳趾叉開。耳朵和頭髮細細檢查,連發卡也被取下來。在發現我的傷疤和由於色素沉著造成的雀斑後,提出了一連串令人難以回答的問題。在對我進行檢查的同時,另外幾個人徹底檢查了我的衣服。後來我得知那位名叫赫爾曼的譯員在我的製服領子裏發現了5000馬克。這是我縫在裏邊的。


    在他們對我進行了令我難堪的檢查這後,我穿好了衣服。然後在辦公室裏一連填了16張表格。我始終沒弄清楚我所填的都是些什麽東西。由於我患有坐骨神經痛,所以允許我從存放在地下室的行李中把在貝格霍夫用的駱駝毛被子帶在身邊。這床被子在以後的兩年半中一直陪伴著我,後來把它改成了一件大衣。所有的帶子、鞋帶、就連服裝上的金屬紐扣我都不能帶,凡是玻璃和金屬製品我都不能保存。然後我帶著被挑選出來的、允許帶走的東西穿過轉梯和鐵的狹長走道進入轉梯附近的一個牢房。從裏麵我可以準確地看見走上轉梯的人。


    我剛剛踏進牢房,門就關了,並且從外麵鎖上了。當我看到光禿禿的寒冷的牢房時(門旁邊的牆角上有個沒有任何遮擋的廁所),我一下子愣住了。然後開始嚎叫,直到我逐漸鎮靜下來時,已過了很長時間。透過門縫,看到衛兵每隔幾分鍾就走過來一次。牢房本身是很暗的。然而從門縫和窗外射進來的光線則十分耀眼,牆上映出了鐵窗柵的影子。監獄的小教堂裏不時響起管風琴的音樂聲。


    我失望地哭泣著,哪裏想到我居然還有重溫達段牢房生活的時刻。假如沒有這段經歷,我怎麽也體會不到遭監禁並輾轉於幾個俘虜營生活的滋味。我曾被安置在木板房裏居住,例如在黑爾斯布魯克,80名女犯擠在一個房間,隻用一個臉盆,睡的是上、中、下三層鐵床,床上沒有墊子,由於人多,空氣不好,真讓人擔心會憋死,對大小便也不得不加以控製。前途莫測使人們忍受著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


    在坐牢期間,我曾兩次恭聽安德魯斯上校訓活。1945年9月19日下午4點鍾,我們被集中到監獄的大廳裏,在那裏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沃爾夫以外,還有馮·布洛姆貝格陸軍元帥、澤爾特部長、比爾芬格先生、沙伊特先生、厄廷先生、康拉德博士、拉胡森將軍、博萊思將軍。安德魯斯上校還是以往那身裝束,再次向我們訓話:“你們是作為重要證人來紐倫堡的,很遺憾,我們不得不安排你們住在監獄裏,因為本來安排證人住的房子還沒有騰出來。今天你們將搬到另一個大樓裏去住,在那裏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在那裏也必須服從命令,但是你們會方便得多。”


    我們乘囚車來到菲爾特的兵營。我和約翰娜·沃爾夫被安置在看上去根本就不曾有人住過的、一座遭到過炸彈破壞的大樓內二層樓一間房子裏,室內有兩張鐵床和一個窄櫃。我們倆與那些先生們都在地下室進餐,服務員是從“德國飯店”調來的。在單獨關押幾周之後,大家又可以相互講話了。我們感到真像進了天堂。我們也可以在哨兵的陪同下出去散步。


    然而好景不長。有一天晚上,一個美國人向我們的房間走過來,身上隻穿件網眼襯衫和褲子。他拿手電筒先照了一下約翰娜·沃爾夫,然後照我,我喊了起來。於是這個美國人匆匆跑掉了。這件事所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又被用囚車送回了紐倫堡,再次關進了單人牢房。


    安德魯斯上校對我們進行的第三次訓話是1945年9月27日在監獄的接待室裏。他當著一大群醫生、女軍官和精神病專家的麵宜布說,“萊伊博士於今天夜裏自殺了。”美國人認真地觀察著萊伊博士過去的女秘書、對馬德萊娜·萬德勒恨之入骨的布呂寧霍夫女士的反應。安德魯斯詳細地談了萊伊博士如何在廁所裏懸樑自盡的經過。


    布呂寧霍夫女士被允許離開接待室。在約翰娜·沃爾夫的攙扶下,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在我看來,布呂寧霍夫是在逢場作戲,因為她對萊伊博士的印象並不怎麽好。


    審訊我時,他們問我希特勒是否向我口授過1939年他向軍官們發表的講話,說約翰娜就此已做了交待。我如實地回答說,在他計劃採取某種行動之前,他從不口授任何講話。然後又問我,紹布是否曾威脅要把我送進集中營。1945年9月27日,精神病專家凱利博士要求我寫一份關於希特勒的書麵材料,經他多次催促我才寫了出來。


    一段時間以後,單人監禁結束了。也就是說,白天牢房的門一直敞開著,我們可以按照時間表從事勞動(為美國人打掃辦公室,為犯人縫補被褥和衣服)。有一天我們聽說孔蒂博士用一件毛衣將自己吊死了。此後又對我們的牢房進行了搜尋,檢查有沒有危險物品。在犯人們住的大樓裏,窗台都被拆掉了,牢房裏的凳子也都被拿走了。


    1945年11月13日下了第一場雪,這天下午,“首腦人物”的女秘書們如裏賓特洛甫的女秘書布蘭克小姐、弗蘭克部長的女秘書克拉夫特齊克小姐、萊伊博士的女秘書布呂寧霍夫小姐、欣斯特女士、一位女護士和我被帶上一輛卡車,向著不明的方向駛去。像往常一樣,誰也沒告訴我們要到什麽地方去。不過,不久我們就知道了我們的去向,因為美國司機半路上曾向站在路邊的美國大兵詢問通向黑爾斯布魯克俘虜營的路。正在這時,海倫娜·克拉夫特齊克(美國人稱之為一個“非常可愛的姑娘”)談到某件事情放聲大笑了起來,站在路邊的美國大兵對著她說:“別看你今天笑,明天就笑不出來了!”這句聽起來帶有威脅口吻的話使我感到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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