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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劍：新視野下的中國大戰略 作者：賈立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個迅速崛起的世界強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怎麽會突然垮台呢？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應該說問題出在執政的蘇聯共產黨內部。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蘇共的路線方針和領導體製犯了錯誤，導致出現一個官僚特權階層，他們脫離廣大群眾，利用權力圖謀私利，最後與知識分子中的親西方精英結合起來，拋棄社會主義方向，選擇資本主義道路，幹出了集體背叛的罪惡勾當。
一、特權導致貪汙腐敗盛行
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是逐步形成的。在列寧時期，蘇共的幹部革命意誌堅定，沒有絲毫特權，能與群眾同甘共苦。一個典型事例是，當1918年發生糧食危機時，有權調撥千百萬噸糧食的人民委員瞿魯巴，竟連自己都吃不飽，在一次人民委員會會議上餓得昏倒了。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一方麵強調“穩定”幹部，使幹部委任製和領導職務終身製日趨完善，另一方麵又不斷提高幹部特權的標準，使之進一步固定化和規範化，從而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特權階層。有人估計，這個官僚特權階層大約有50萬～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當然，這裏所說的官僚特權階層並不是指蘇聯的全體幹部，而隻是其中的一部分。
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必然導致貪汙腐敗的盛行。官僚特權階層的子女，憑藉父輩的特權地位，能夠輕易地進入最好的大學，畢業後再進入最優越的部門，並很快走上顯貴的權力崗位。幹部特權還可以成為搞腐敗的護身符。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全國性大案要案不斷發生。1980年的“黑魚子醬走私案”，涉及300多名幹部，使國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有些案件還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的親屬。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則貪汙受賄65萬盧布，構成震驚全國的“駙馬案”。
二、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的社會精英同流合汙
勃列日涅夫時期形成的官僚特權階層，對蘇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方麵都產生消極影響。例如，在蘇共和國家的決策機製方麵，慣於實行個人專斷，壓製不同意見；在任用幹部方麵，出現“近親繁殖”、拉幫結派和任人唯親現象；在經濟領域，盛行貪汙腐敗，行賄受賄，營私舞弊；在黨群關係方麵，因幹部特權嚴重而導致群眾的不滿。特別是，官僚特權階層開始喪失革命意誌，對理想信念麻木不仁。例如，據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國後寫的回憶錄說，連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他告訴他的弟弟：“什麽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盡管如此，當時的官僚特權階層仍願意維持社會主義製度，主張加強黨的領導，隻是始終墨守成規，不願進行有效的改革。他們與親西方社會精英也界限分明，相互對立。
到戈巴契夫時期，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發生了根本變化。戈巴契夫起初說要通過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後來卻走上背棄社會主義的道路，在“公開性”、“民主化”的旗號下，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共產黨的領導，照搬西方模式，在蘇聯實行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多黨製和總統製等等，結果導致“亡黨亡國”。
在這一過程中，除一小部分幹部起來抵製和反對之外，多數幹部卻聽之任之，隨聲附和，許多幹部甚至起來充當“改革”的急先鋒。例如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人。
葉爾欽更具典型性。葉原是蘇共的一個州委書記，後來調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他以“反特權”起家，起先曾是戈巴契夫的得力幹將，後來又同戈鬧翻，成為反對派的領袖人物。不久，他奪取了俄聯邦的政權，並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導致蘇聯解體。其實，葉爾欽同戈、雅、謝等人一樣，都是官僚特權階層發生質變的典型代表，目標是要摧毀社會主義製度。
戈巴契夫時期的官僚特權階層，已經不再排斥親西方的社會精英，而與他們同流合汙了。這時，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便公開化和合法化了。
三、集體背叛完全是為了私利
在戈巴契夫“改革”後期，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的社會精英已經目標相同，而且配合默契，合力把蘇共推向“亡黨亡國”。1990年1月，以葉爾欽為首的一批蘇共黨員宣布建立“民主綱領派”，決心製造蘇共的組織分裂。2月，蘇共中央舉行全會，同意修改憲法、取消蘇共法定領導地位。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作出決議，取消蘇聯憲法第六條關於蘇共領導地位的規定，同時在蘇聯實行多黨製和總統製。隨後，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城市以及許多加盟共和國的政權一個接一個地被反對派奪取，蘇共在很多地方淪為在野黨。
官僚特權階層：蘇聯解體的致命根源(2)
1991年“8·19”事件後，俄聯邦總統葉爾欽更下令禁止俄共活動，沒收俄共財產。隨後，作為蘇聯總統的戈巴契夫也宣布蘇共中央“自行解散”，並下令沒收蘇共財產。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宣布蘇聯“已不存在”。隨後，11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議定書，決定創建獨立國協，正式宣布蘇聯解體。總之，帶頭搞垮蘇共和蘇聯的，就是這些原先的蘇共高官。這個“亡黨亡國”的悲劇，正是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社會精英聯合行動的結果，是官僚特權階層和社會精英的一次集體背叛。
一、特權導致貪汙腐敗盛行
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是逐步形成的。在列寧時期，蘇共的幹部革命意誌堅定，沒有絲毫特權，能與群眾同甘共苦。一個典型事例是，當1918年發生糧食危機時，有權調撥千百萬噸糧食的人民委員瞿魯巴，竟連自己都吃不飽，在一次人民委員會會議上餓得昏倒了。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一方麵強調“穩定”幹部，使幹部委任製和領導職務終身製日趨完善，另一方麵又不斷提高幹部特權的標準，使之進一步固定化和規範化，從而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特權階層。有人估計，這個官僚特權階層大約有50萬～7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共有300萬人之多。當然，這裏所說的官僚特權階層並不是指蘇聯的全體幹部，而隻是其中的一部分。
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必然導致貪汙腐敗的盛行。官僚特權階層的子女，憑藉父輩的特權地位，能夠輕易地進入最好的大學，畢業後再進入最優越的部門，並很快走上顯貴的權力崗位。幹部特權還可以成為搞腐敗的護身符。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全國性大案要案不斷發生。1980年的“黑魚子醬走私案”，涉及300多名幹部，使國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有些案件還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的親屬。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則貪汙受賄65萬盧布，構成震驚全國的“駙馬案”。
二、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的社會精英同流合汙
勃列日涅夫時期形成的官僚特權階層，對蘇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方麵都產生消極影響。例如，在蘇共和國家的決策機製方麵，慣於實行個人專斷，壓製不同意見；在任用幹部方麵，出現“近親繁殖”、拉幫結派和任人唯親現象；在經濟領域，盛行貪汙腐敗，行賄受賄，營私舞弊；在黨群關係方麵，因幹部特權嚴重而導致群眾的不滿。特別是，官僚特權階層開始喪失革命意誌，對理想信念麻木不仁。例如，據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國後寫的回憶錄說，連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他告訴他的弟弟：“什麽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盡管如此，當時的官僚特權階層仍願意維持社會主義製度，主張加強黨的領導，隻是始終墨守成規，不願進行有效的改革。他們與親西方社會精英也界限分明，相互對立。
到戈巴契夫時期，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發生了根本變化。戈巴契夫起初說要通過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後來卻走上背棄社會主義的道路，在“公開性”、“民主化”的旗號下，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共產黨的領導，照搬西方模式，在蘇聯實行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多黨製和總統製等等，結果導致“亡黨亡國”。
在這一過程中，除一小部分幹部起來抵製和反對之外，多數幹部卻聽之任之，隨聲附和，許多幹部甚至起來充當“改革”的急先鋒。例如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人。
葉爾欽更具典型性。葉原是蘇共的一個州委書記，後來調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他以“反特權”起家，起先曾是戈巴契夫的得力幹將，後來又同戈鬧翻，成為反對派的領袖人物。不久，他奪取了俄聯邦的政權，並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導致蘇聯解體。其實，葉爾欽同戈、雅、謝等人一樣，都是官僚特權階層發生質變的典型代表，目標是要摧毀社會主義製度。
戈巴契夫時期的官僚特權階層，已經不再排斥親西方的社會精英，而與他們同流合汙了。這時，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便公開化和合法化了。
三、集體背叛完全是為了私利
在戈巴契夫“改革”後期，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的社會精英已經目標相同，而且配合默契，合力把蘇共推向“亡黨亡國”。1990年1月，以葉爾欽為首的一批蘇共黨員宣布建立“民主綱領派”，決心製造蘇共的組織分裂。2月，蘇共中央舉行全會，同意修改憲法、取消蘇共法定領導地位。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作出決議，取消蘇聯憲法第六條關於蘇共領導地位的規定，同時在蘇聯實行多黨製和總統製。隨後，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城市以及許多加盟共和國的政權一個接一個地被反對派奪取，蘇共在很多地方淪為在野黨。
官僚特權階層：蘇聯解體的致命根源(2)
1991年“8·19”事件後，俄聯邦總統葉爾欽更下令禁止俄共活動，沒收俄共財產。隨後，作為蘇聯總統的戈巴契夫也宣布蘇共中央“自行解散”，並下令沒收蘇共財產。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宣布蘇聯“已不存在”。隨後，11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議定書，決定創建獨立國協，正式宣布蘇聯解體。總之，帶頭搞垮蘇共和蘇聯的，就是這些原先的蘇共高官。這個“亡黨亡國”的悲劇，正是官僚特權階層與親西方社會精英聯合行動的結果，是官僚特權階層和社會精英的一次集體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