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對不起。名單上沒有。”
“謝謝，電話員。找不到沒關係，謝謝。”
於足我放出狗或者說放狗進來，談上幾句。我讓它知道我喜歡它，它也讓我知道它喜歡我。它對玫瑰花和芥子氣的臭味並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對狗說，“你知道嗎？你蠻好。”
有時我打開無線電收聽波士頓或紐約的談話節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錄製的音樂會使我討厭。
我或遲或早地上床，妻子便問我已經什麽時候了。她總是想知道時間。有時我不知道，就說：“我說不上來。”
也有時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戰後我一度上過芝加哥大學，是人類學係的學生。那時他們教我們，說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麽絕對的不同。他們現在教的可能還是這一套。
他們還教導說，可笑的人、討厭的人、壞人或荒謬的人是沒有的。我父親去世前不久對我說：“你知道，你寫的小說全沒有壞蛋。”
我告訴他，這是我戰後從大學裏學到的道理之一。
我為了成為人類學家一麵在校學習，一麵在外邊兼職，每周掙二十八美元。我擔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聞局的警察通訊員。一次，他們把我從夜班調到日班，我一連工作了十六個小時。我們受到該城所有報紙的支持，如美聯社、合眾社等等。我們報導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執安湖沿岸救生查緝隊等有關情況。我們通過芝加哥地下氣壓傳信管與支持我們的機構保持聯繫。
通訊員在電話裏把報導告訴戴著耳機的記錄員，記錄員便把它打在蠟紙上，經過油印，這些報導便被塞進銅和絨製成的筒子裏，這些筒子又被氣管所吞沒。最厲害的通訊員和記錄員是婦女，她們頂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報導就是在電話裏講給這麽一個厲害女人聽的。
報導的是一個年輕的退伍軍人。他找到一個工作，在一座辦公大樓裏開老式電梯，一樓通電梯的門上有鐵的飾邊。鐵製的常春藤在孔洞裏穿進穿出，一根鐵的枝條上棲息著兩隻鐵製的情鳥。
這位退伍軍人打算把電梯開往地下室，他關起門來往下開，但是他的結婚戒指被門口的飾邊鉤住了。他被掛在空中，而電梯繼續往下降，於是電梯的頂棚把他砸得稀爛。就這麽回事。
我在電梯裏匯報了這個情況，準備打蠟紙的那個女人問我：“他妻子怎麽說呢？”
“她還不知道哩，”我說，“事情剛發生。”
“給她打個電話，看她怎麽說。”
“什麽？”
“告訴她你是警察局的費恩上尉。說有不幸的消息。把這事告訴她，看她說什麽。”
我照辦了：她說什麽是可想而知的。有個嬰兒，如此等等。
我回辦公室後，那女記錄員本人想了解情況，又問我那傢夥被砸爛時是什麽樣子。
我向她講了。
“你感到噁心嗎？”她問。她正吃著三個火槍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說，“戰爭期間我見過許多比這還慘的事兒。”
那時人們就認為我在寫一本關於德勒斯登的書了。當時美國不大知道這次空襲。沒有幾個美國人知道它比——譬如說——廣島的轟炸還厲害得多連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沒怎麽公開。
在一次雞尾酒會上，我偶爾向芝加哥大學的一位教授談到我所看到的這次空襲，談到我要寫的這本書。他是一個稱之為“社會思想委員會”之類組織的會員。他向我談起集中營，談起德國人用猶太死人身上的脂肪製造肥皂和蠟燭等等。
我能說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確實使每個人變得很刻苦。我成了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通用電氣公司的對外宣傳聯絡員，並自告奮勇地擔任了阿爾普勞斯村的消防隊員，我在那兒買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
公司的老闆是我可望碰到的最刻苦的人之一。他曾擔任巴爾的摩海軍對外宣傳聯絡中校。我在斯克內克塔迪時，他加入了荷蘭改革教會，那的確是個嚴格的教會。
有時他常嘲笑地問我為什麽沒當上軍官，好像認為我幹了什麽錯事似的我妻子和我都瘦了。這是我們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許多退伍軍人和他們的妻子也都瘦了。我認為，斯克內克塔迪最好的退伍軍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惡戰爭的退伍軍人是真正打過仗的軍人。
那時我就曾寫信給空軍，詢問德勒斯登空襲的詳情：誰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飛機幹的，為什麽要這樣幹，想取得什麽樣的結果等等。答覆我的人與我一樣，是負責搞對外宣傳聯絡工作的。他說他很抱歉，這些情況仍屬絕密。
我向妻子大聲朗讀來信，並說：“保密？天哪——向誰保密？”
當時我們是世界聯邦分子。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是什麽人。我想，是電話員吧。我們打電話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
在我與老戰友伯納德·弗·奧黑爾通過電話兩周以後，我真的跑去看他了。那大約是一九六四年——總之頭一年舉行了紐約世界博覽會。嗬，光陰似箭。1在下名叫雍永森，一個來自斯坦波爾的青年。
“謝謝，電話員。找不到沒關係，謝謝。”
於足我放出狗或者說放狗進來，談上幾句。我讓它知道我喜歡它，它也讓我知道它喜歡我。它對玫瑰花和芥子氣的臭味並不介意。
“你很好，桑迪，”我想對狗說，“你知道嗎？你蠻好。”
有時我打開無線電收聽波士頓或紐約的談話節目。如果我喝了大量的酒，錄製的音樂會使我討厭。
我或遲或早地上床，妻子便問我已經什麽時候了。她總是想知道時間。有時我不知道，就說：“我說不上來。”
也有時我想到所受的教育。二次大戰後我一度上過芝加哥大學，是人類學係的學生。那時他們教我們，說人與人之間沒有什麽絕對的不同。他們現在教的可能還是這一套。
他們還教導說，可笑的人、討厭的人、壞人或荒謬的人是沒有的。我父親去世前不久對我說：“你知道，你寫的小說全沒有壞蛋。”
我告訴他，這是我戰後從大學裏學到的道理之一。
我為了成為人類學家一麵在校學習，一麵在外邊兼職，每周掙二十八美元。我擔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聞局的警察通訊員。一次，他們把我從夜班調到日班，我一連工作了十六個小時。我們受到該城所有報紙的支持，如美聯社、合眾社等等。我們報導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執安湖沿岸救生查緝隊等有關情況。我們通過芝加哥地下氣壓傳信管與支持我們的機構保持聯繫。
通訊員在電話裏把報導告訴戴著耳機的記錄員，記錄員便把它打在蠟紙上，經過油印，這些報導便被塞進銅和絨製成的筒子裏，這些筒子又被氣管所吞沒。最厲害的通訊員和記錄員是婦女，她們頂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報導就是在電話裏講給這麽一個厲害女人聽的。
報導的是一個年輕的退伍軍人。他找到一個工作，在一座辦公大樓裏開老式電梯，一樓通電梯的門上有鐵的飾邊。鐵製的常春藤在孔洞裏穿進穿出，一根鐵的枝條上棲息著兩隻鐵製的情鳥。
這位退伍軍人打算把電梯開往地下室，他關起門來往下開，但是他的結婚戒指被門口的飾邊鉤住了。他被掛在空中，而電梯繼續往下降，於是電梯的頂棚把他砸得稀爛。就這麽回事。
我在電梯裏匯報了這個情況，準備打蠟紙的那個女人問我：“他妻子怎麽說呢？”
“她還不知道哩，”我說，“事情剛發生。”
“給她打個電話，看她怎麽說。”
“什麽？”
“告訴她你是警察局的費恩上尉。說有不幸的消息。把這事告訴她，看她說什麽。”
我照辦了：她說什麽是可想而知的。有個嬰兒，如此等等。
我回辦公室後，那女記錄員本人想了解情況，又問我那傢夥被砸爛時是什麽樣子。
我向她講了。
“你感到噁心嗎？”她問。她正吃著三個火槍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說，“戰爭期間我見過許多比這還慘的事兒。”
那時人們就認為我在寫一本關於德勒斯登的書了。當時美國不大知道這次空襲。沒有幾個美國人知道它比——譬如說——廣島的轟炸還厲害得多連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沒怎麽公開。
在一次雞尾酒會上，我偶爾向芝加哥大學的一位教授談到我所看到的這次空襲，談到我要寫的這本書。他是一個稱之為“社會思想委員會”之類組織的會員。他向我談起集中營，談起德國人用猶太死人身上的脂肪製造肥皂和蠟燭等等。
我能說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確實使每個人變得很刻苦。我成了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通用電氣公司的對外宣傳聯絡員，並自告奮勇地擔任了阿爾普勞斯村的消防隊員，我在那兒買下了我的第一所住宅。
公司的老闆是我可望碰到的最刻苦的人之一。他曾擔任巴爾的摩海軍對外宣傳聯絡中校。我在斯克內克塔迪時，他加入了荷蘭改革教會，那的確是個嚴格的教會。
有時他常嘲笑地問我為什麽沒當上軍官，好像認為我幹了什麽錯事似的我妻子和我都瘦了。這是我們的“清瘦之年”。我的朋友中的許多退伍軍人和他們的妻子也都瘦了。我認為，斯克內克塔迪最好的退伍軍人，最善良、最有趣、最憎惡戰爭的退伍軍人是真正打過仗的軍人。
那時我就曾寫信給空軍，詢問德勒斯登空襲的詳情：誰下的命令，是多少架飛機幹的，為什麽要這樣幹，想取得什麽樣的結果等等。答覆我的人與我一樣，是負責搞對外宣傳聯絡工作的。他說他很抱歉，這些情況仍屬絕密。
我向妻子大聲朗讀來信，並說：“保密？天哪——向誰保密？”
當時我們是世界聯邦分子。我不知道我們現在是什麽人。我想，是電話員吧。我們打電話很多——至少我打得很多，而且在深夜。
在我與老戰友伯納德·弗·奧黑爾通過電話兩周以後，我真的跑去看他了。那大約是一九六四年——總之頭一年舉行了紐約世界博覽會。嗬，光陰似箭。1在下名叫雍永森，一個來自斯坦波爾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