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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作者：鄧力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誌召集文藝幹部開座談會，講要提倡作家的感情同人民建設新生活的感情掛起鉤來，同時代精神掛起鉤來，反映人民創造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實踐。這次講話主調是好的，缺點是沒有提醒文藝工作者反對和抵製精神汙染，反對和抵製資產階級自由化。
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常委講話的學習和執行，使作協四大後的混亂情況有所收斂。各級黨委兩個文明一起抓，形勢越來越好。
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論界的情況，又開始發生變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連續召開幾次老年、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很多是好同誌。可是發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賞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言中也提出一些問題、意見，也值得研究，值得考慮。但欣賞或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言，主要講的就是不贊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贊成反對精神汙染。有一個很奇怪的情況，王若水既參加了老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又參加了青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兩個會都讓他發表了長篇講話。我把兩個會上經過王惠德、理夫整理的發言記錄送啟立同誌並請轉報耀邦同誌。但是沒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開始，沒有限製、沒有前提地反覆講寬鬆、寬容、寬厚，講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不應成為資產階級專利品，全部讓給人家。有的同誌甚至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有的同誌不提四項基本原則，孤立地講民主、團結、和諧、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戰略討論，北京的雙百方針紀念會，七月以後的政治體製改革討論，這樣一類的大會小會，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的會，自由串連的會，在很多地方、很多單位開。報刊文章，名人講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暢行無阻於我們的輿論陣地。如果說，作協四大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主要還隻限於思想問題、文藝問題，這次的泛濫就是指向共產黨領導，指向社會主義，指向人民民主專政，指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書記處研究室同誌把學潮中學生的一些政治主張、理論見解同知名人士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做了對照，從中可以發現，除極反動的口號標語，其它可以說絕大部分來自於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學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誌到了上海，在上海市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講了一篇話，絕大多數是好意見。可是其中有一段話講：“特別是前年還是大前年，我們搞了一個反精神汙染，小平同誌現在還背著一個黑鍋。”到這個時候講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什麽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時間謠言四起的時候，李洪林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切莫謊報軍情。社會上謠言說：小平同誌二中全會所以講這麽一篇話，是因為鄧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實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誌上了當。我這裏要負責地說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報》整版刊登周揚同誌關於中國全麵異化的文章以後，中宣部向書記處寫了一個書麵報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錯誤，並且認為文章公開發表和其中異化問題的內容，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同誌，建議撤銷王若水副總編輯職務，請中顧委找周揚同誌談話，幫助他做出適當的自我批評。書記處討論，同意這個報告，責成中宣部和胡喬木、鄧力群同周揚、王若水、秦川談話，核對事實，聽取意見。我們照做了，又對報告做了修改，第二次報送書記處並常委。事情一直拖著，不予處理。除此以外，二中全會以前，我沒有向小平同誌提供任何關於周揚同誌的材料。
有人說“精神汙染”這四個字，是小平同誌按照我的意見講的。這也要負責地說清楚事實。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華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誌找我和龔育之、鄭惠、盧之超同誌到他那裏談話。他說，前些日子曾交代喬木同誌，要喬木同誌為他在二中全會講話做些準備，問準備得怎麽樣。我請龔、鄭匯報情況。他們說了喬木同誌的一些設想。小平同誌說，不能講那麽多問題，隻講兩個問題：一、整黨不能走過場；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他還詳細說了他關於這兩個問題想講的內容。龔、鄭二位做了筆記。我在這過程中沒有說什麽話。隻是小平同誌講二中全會要增加一個議題，做一個關於思想政治工作的決議時，我說恐怕時間來不及了。小平同誌說，那好，會後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來做也行。我把小平同誌這次談話在書記處作了詳細傳達。整理出來後送小平同誌審閱，他還改了兩個字。
耀邦同誌在上海講話中為周揚同誌抱屈，說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頭的人，二中全會上颳起一陣批周揚的風，他認為很不對。我們在座的同誌，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頭。就拿耀邦同誌說吧。“文革”初期天天“示眾”，在汪東興當校長的幹校裏從事那麽重的勞動，我聽了以後很為他難過。能夠說，我們因為當時吃了苦頭，後來犯了原則的錯誤，也不能批評嗎？我想，耀邦同誌為周揚同誌抱屈的這個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揚同誌的錯誤是小錯誤嗎？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說，我們國家思想上異化了，政治上異化了，經濟上異化了，可以說全麵異化了。這樣的錯誤，不是原則錯誤嗎？他是中顧委委員，在中央全會上對他提出批評，也不應該允許嗎？各組對他的批評，我從簡報中看到，絕大多數都是同誌式的。隻有一個同誌的發言很過頭。會後，我就在書記處的會上指出，這個同誌的批評很不對。我在二中全會的小組會上有個長篇發言，整理出來有三十七頁。其中大部分是列舉事實批評王若水同誌，隻有五頁多，就周揚同誌文章中一些錯誤觀點提了批評意見。講到異化問題時，我說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周揚同誌觀點和王若水同誌還是有區別的。周揚同誌在全會小組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會後我傳達時，按照簡報介紹了他自我批評的內容，隨即表示我很高興周揚同誌做了自我批評，並向大家保證，有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還像過去一樣把他當作同誌中的兄長來尊重。
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常委講話的學習和執行，使作協四大後的混亂情況有所收斂。各級黨委兩個文明一起抓，形勢越來越好。
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論界的情況，又開始發生變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連續召開幾次老年、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很多是好同誌。可是發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賞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言中也提出一些問題、意見，也值得研究，值得考慮。但欣賞或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言，主要講的就是不贊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贊成反對精神汙染。有一個很奇怪的情況，王若水既參加了老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又參加了青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兩個會都讓他發表了長篇講話。我把兩個會上經過王惠德、理夫整理的發言記錄送啟立同誌並請轉報耀邦同誌。但是沒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開始，沒有限製、沒有前提地反覆講寬鬆、寬容、寬厚，講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不應成為資產階級專利品，全部讓給人家。有的同誌甚至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有的同誌不提四項基本原則，孤立地講民主、團結、和諧、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戰略討論，北京的雙百方針紀念會，七月以後的政治體製改革討論，這樣一類的大會小會，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的會，自由串連的會，在很多地方、很多單位開。報刊文章，名人講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暢行無阻於我們的輿論陣地。如果說，作協四大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主要還隻限於思想問題、文藝問題，這次的泛濫就是指向共產黨領導，指向社會主義，指向人民民主專政，指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書記處研究室同誌把學潮中學生的一些政治主張、理論見解同知名人士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做了對照，從中可以發現，除極反動的口號標語，其它可以說絕大部分來自於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學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誌到了上海，在上海市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講了一篇話，絕大多數是好意見。可是其中有一段話講：“特別是前年還是大前年，我們搞了一個反精神汙染，小平同誌現在還背著一個黑鍋。”到這個時候講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什麽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時間謠言四起的時候，李洪林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切莫謊報軍情。社會上謠言說：小平同誌二中全會所以講這麽一篇話，是因為鄧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實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誌上了當。我這裏要負責地說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報》整版刊登周揚同誌關於中國全麵異化的文章以後，中宣部向書記處寫了一個書麵報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錯誤，並且認為文章公開發表和其中異化問題的內容，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同誌，建議撤銷王若水副總編輯職務，請中顧委找周揚同誌談話，幫助他做出適當的自我批評。書記處討論，同意這個報告，責成中宣部和胡喬木、鄧力群同周揚、王若水、秦川談話，核對事實，聽取意見。我們照做了，又對報告做了修改，第二次報送書記處並常委。事情一直拖著，不予處理。除此以外，二中全會以前，我沒有向小平同誌提供任何關於周揚同誌的材料。
有人說“精神汙染”這四個字，是小平同誌按照我的意見講的。這也要負責地說清楚事實。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華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誌找我和龔育之、鄭惠、盧之超同誌到他那裏談話。他說，前些日子曾交代喬木同誌，要喬木同誌為他在二中全會講話做些準備，問準備得怎麽樣。我請龔、鄭匯報情況。他們說了喬木同誌的一些設想。小平同誌說，不能講那麽多問題，隻講兩個問題：一、整黨不能走過場；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他還詳細說了他關於這兩個問題想講的內容。龔、鄭二位做了筆記。我在這過程中沒有說什麽話。隻是小平同誌講二中全會要增加一個議題，做一個關於思想政治工作的決議時，我說恐怕時間來不及了。小平同誌說，那好，會後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來做也行。我把小平同誌這次談話在書記處作了詳細傳達。整理出來後送小平同誌審閱，他還改了兩個字。
耀邦同誌在上海講話中為周揚同誌抱屈，說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頭的人，二中全會上颳起一陣批周揚的風，他認為很不對。我們在座的同誌，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頭。就拿耀邦同誌說吧。“文革”初期天天“示眾”，在汪東興當校長的幹校裏從事那麽重的勞動，我聽了以後很為他難過。能夠說，我們因為當時吃了苦頭，後來犯了原則的錯誤，也不能批評嗎？我想，耀邦同誌為周揚同誌抱屈的這個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揚同誌的錯誤是小錯誤嗎？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說，我們國家思想上異化了，政治上異化了，經濟上異化了，可以說全麵異化了。這樣的錯誤，不是原則錯誤嗎？他是中顧委委員，在中央全會上對他提出批評，也不應該允許嗎？各組對他的批評，我從簡報中看到，絕大多數都是同誌式的。隻有一個同誌的發言很過頭。會後，我就在書記處的會上指出，這個同誌的批評很不對。我在二中全會的小組會上有個長篇發言，整理出來有三十七頁。其中大部分是列舉事實批評王若水同誌，隻有五頁多，就周揚同誌文章中一些錯誤觀點提了批評意見。講到異化問題時，我說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周揚同誌觀點和王若水同誌還是有區別的。周揚同誌在全會小組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會後我傳達時，按照簡報介紹了他自我批評的內容，隨即表示我很高興周揚同誌做了自我批評，並向大家保證，有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還像過去一樣把他當作同誌中的兄長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