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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作者：鄧力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此過程中，《創業》編劇張天民寫了一封申訴信，一式兩份，通過賀龍的女兒賀捷生走兩個途徑上送，一封交王海容送毛主席，另一封交胡喬木送給鄧小平，鄧小平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寫下對《創業》的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這個事情批了江青，惹惱了江青。江青後來當麵斥責張天民：“告也娘的刁狀。”張春橋竭力抵消毛席批評的分量，說：主席說話也好，寫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準確的，“此片無大錯”，沒有大錯，還有小錯、中錯呀！
(3)轉送《海霞》主創人員給毛主席的信
《創業》批示傳達以後，引起強烈反響，轟動一時。文藝界奔走相告，精神為之振奮，“四人幫”狼狽不堪，等於抄了文化部的家。在這個期間，我同《海霞》攝製組接觸，胡喬木知道後，給我講，在這個形勢底下，你要找《海霞》導演，讓他們向中央寫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聲、惠宏安同誌談了幾次，後來謝鐵驪同誌來我家一次。當時精神有些緊張，車停得很遠，然後走過來。他訴說一番《海霞》受刁難的苦處，對文化部、“四人幫”的作法深為不滿。我主要是傳述了上麵關於文藝調整們信息，還說，你們的爭論我沒有發言權，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段話，以及有關文藝政策方麵的論述，你們覺得你們是按毛主席思想辦事的，你們就寫信，如果你們覺得你們的作法與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們就不要寫信。
他們給毛主席寫了信，是7月25日，由我交給胡喬木，胡喬木交給鄧小平，鄧小平交給毛主席。7月29日毛主席就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同誌專門召集政治局同誌看《海霞》，一共到了八個政治局委員。江青稱病沒到，張春橋也沒有到。大家認為影片的所謂毛病也隻是看法不同，建議可以發行。這樣《海霞》也通過發行了。江青就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政治局審看電影。
(4)轉送周海嬰、姚雪垠給毛主席的信
也是這個時候，周海嬰要求出版魯迅的書信集，要求重新出般魯迅全集，要求對魯迅的著作深入研究。給毛主席寫了信，經胡喬木送給了主席，主席同意了。
歷史小說《李自成》在“文革”前出了第一卷，“文革”開始後，姚雪垠在武漢受到批判，寫作停頓下來了。這時，他聽說毛主席有調整文藝政策的指示，就給毛主席寫信，要求給他一個條件，把《李自成》完成。也是胡喬木把信轉給了毛主席，解決了《李自成》的寫作和出版問題。作者姚雪垠調到了北京。
(5)轉送冼星海夫人給毛主席的信
在音樂界，恰好1975年是冼星海去世30周年，聶耳去世40周年，音樂界想組織一次音樂會，紀念這兩位音樂家。冼夫人錢韻玲向毛主席寫信提出這個建議。這封信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陳蓮代為起草，預先同於光遠、胡喬木通過氣。信寄到中南海後立即經過鄧小平送給毛主席。毛主席即批示印發在京中央委員。照說主席批準了，就應該沒事了，但"四人幫"還是刁難。一個是會議的橫標，不能寫"紀念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隻能夠寫聶耳、冼星海逝世多少周年音樂會。音樂界認為"人民音樂家"是過去毛主席的題詞，一定要寫上"人民音樂家"這五個大字，"四人幫"就是不同意。另外一個是演出地點，計劃在民族文化宮演出一二場以外，到首都體育館演出一次。計劃進到國務院，也被張春橋卡住了。這就更引起音樂界的憤怒。李德倫找到我，我建議他向胡喬木反映。胡喬木接了李德倫的電話，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多行不義必自斃，讓他們搞。李德倫找到我，說想請周總理、鄧大姐他們來看演出。我就把他領到我們的辦公地點，在那裏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建議由他請周總理、鄧大姐他們來看演出。鄧大姐給李德倫他們回了一個電話，說周總理身體不好，從電視上看你們演出。
(6)抄轉李春光的大字報給毛主席
在過時，我的侄子鄧啟元告訴我音樂學院出了一張轟動全院的大字報，那就是李春光的大字報。大字報尖銳批評“四人幫”控製的文化部。寫大字報的李春光是作曲理論係的青年教員。當時，這張大字報還是有點力量的。我讓他第二天抄下來。沒想到大字報下麵已經堆了一地煤，把下半截蓋起來了。我問啟元認識李春光嗎，他說認識，我就讓啟元到他家裏，不講別的，隻講你的大宇報很好，我看不到全文了，你給我看看，讓我抄一份。把大字報抄來以後，我就在前麵加了一段對李春光這個人的簡要介紹，上班時就把大字報抄件和寫的那段話一起給大家看了一下。大家都稱讚這張大字報寫得好，散會後，胡喬木就把大字報帶走了。後來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
這些事情都證明了一條，政研室的成立，是適應了當時的需要。鄧小平要我們或支持我們做的這些工作，不僅同毛主席當時的文藝政策合拍，而且也確實得到毛主席的認可或支持。這是非常清楚的。毛主席需要調整文藝政策，而我們又能進行，是執行他的指示。所以我們幹得很歡。
(3)轉送《海霞》主創人員給毛主席的信
《創業》批示傳達以後，引起強烈反響，轟動一時。文藝界奔走相告，精神為之振奮，“四人幫”狼狽不堪，等於抄了文化部的家。在這個期間，我同《海霞》攝製組接觸，胡喬木知道後，給我講，在這個形勢底下，你要找《海霞》導演，讓他們向中央寫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聲、惠宏安同誌談了幾次，後來謝鐵驪同誌來我家一次。當時精神有些緊張，車停得很遠，然後走過來。他訴說一番《海霞》受刁難的苦處，對文化部、“四人幫”的作法深為不滿。我主要是傳述了上麵關於文藝調整們信息，還說，你們的爭論我沒有發言權，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段話，以及有關文藝政策方麵的論述，你們覺得你們是按毛主席思想辦事的，你們就寫信，如果你們覺得你們的作法與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們就不要寫信。
他們給毛主席寫了信，是7月25日，由我交給胡喬木，胡喬木交給鄧小平，鄧小平交給毛主席。7月29日毛主席就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同誌專門召集政治局同誌看《海霞》，一共到了八個政治局委員。江青稱病沒到，張春橋也沒有到。大家認為影片的所謂毛病也隻是看法不同，建議可以發行。這樣《海霞》也通過發行了。江青就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政治局審看電影。
(4)轉送周海嬰、姚雪垠給毛主席的信
也是這個時候，周海嬰要求出版魯迅的書信集，要求重新出般魯迅全集，要求對魯迅的著作深入研究。給毛主席寫了信，經胡喬木送給了主席，主席同意了。
歷史小說《李自成》在“文革”前出了第一卷，“文革”開始後，姚雪垠在武漢受到批判，寫作停頓下來了。這時，他聽說毛主席有調整文藝政策的指示，就給毛主席寫信，要求給他一個條件，把《李自成》完成。也是胡喬木把信轉給了毛主席，解決了《李自成》的寫作和出版問題。作者姚雪垠調到了北京。
(5)轉送冼星海夫人給毛主席的信
在音樂界，恰好1975年是冼星海去世30周年，聶耳去世40周年，音樂界想組織一次音樂會，紀念這兩位音樂家。冼夫人錢韻玲向毛主席寫信提出這個建議。這封信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陳蓮代為起草，預先同於光遠、胡喬木通過氣。信寄到中南海後立即經過鄧小平送給毛主席。毛主席即批示印發在京中央委員。照說主席批準了，就應該沒事了，但"四人幫"還是刁難。一個是會議的橫標，不能寫"紀念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隻能夠寫聶耳、冼星海逝世多少周年音樂會。音樂界認為"人民音樂家"是過去毛主席的題詞，一定要寫上"人民音樂家"這五個大字，"四人幫"就是不同意。另外一個是演出地點，計劃在民族文化宮演出一二場以外，到首都體育館演出一次。計劃進到國務院，也被張春橋卡住了。這就更引起音樂界的憤怒。李德倫找到我，我建議他向胡喬木反映。胡喬木接了李德倫的電話，講了一句很厲害的話多行不義必自斃，讓他們搞。李德倫找到我，說想請周總理、鄧大姐他們來看演出。我就把他領到我們的辦公地點，在那裏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建議由他請周總理、鄧大姐他們來看演出。鄧大姐給李德倫他們回了一個電話，說周總理身體不好，從電視上看你們演出。
(6)抄轉李春光的大字報給毛主席
在過時，我的侄子鄧啟元告訴我音樂學院出了一張轟動全院的大字報，那就是李春光的大字報。大字報尖銳批評“四人幫”控製的文化部。寫大字報的李春光是作曲理論係的青年教員。當時，這張大字報還是有點力量的。我讓他第二天抄下來。沒想到大字報下麵已經堆了一地煤，把下半截蓋起來了。我問啟元認識李春光嗎，他說認識，我就讓啟元到他家裏，不講別的，隻講你的大宇報很好，我看不到全文了，你給我看看，讓我抄一份。把大字報抄來以後，我就在前麵加了一段對李春光這個人的簡要介紹，上班時就把大字報抄件和寫的那段話一起給大家看了一下。大家都稱讚這張大字報寫得好，散會後，胡喬木就把大字報帶走了。後來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
這些事情都證明了一條，政研室的成立，是適應了當時的需要。鄧小平要我們或支持我們做的這些工作，不僅同毛主席當時的文藝政策合拍，而且也確實得到毛主席的認可或支持。這是非常清楚的。毛主席需要調整文藝政策，而我們又能進行，是執行他的指示。所以我們幹得很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