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潛流的網絡和源頭
周鑰自殺事件發生後，那位惜貸的趙知府被逮捕問罪，討債一般逼人致死的劉瑾卻什麽事也沒有。此事傳得沸沸揚揚，影響自然很不好。於是，閹黨骨幹張綵找劉瑾談了一次話。張綵說，如今天下送給您劉公的財富，並不都是私財，往往先借貸京師，回去後動用官庫中的銀子償還。劉公您何必搜斂怨恨、遺留禍患呢？
劉瑾深以為然。他早已不缺銀子了，安全的價值卻越來越高，抽水機繼續狂轉下去已經得不償失。這時候，禦史歐陽雲等十餘人恰好按照老規矩納賄來了，劉瑾揭發檢舉了他們的行賄行為，將他們全部治罪，給自己換來了拒賄一次的名聲。隨後，劉瑾派遣十四位給事中和禦史下去，嚴格盤查各地官庫。官庫的銀子早被劉瑾等人抽虧空了，如何經得住那些鷹犬的嚴查？於是，各地政府爭相厚斂百姓，彌補虧空，眾多小抽水機響成一片。（注7）
現在我們進入了潛流網絡的下幾個層級，鬥渠農渠毛渠係統。我們應該考察那些向劉瑾輸送錢財的人如何抽取錢財，他們抽取的錢財又來自何方，如此一層層地追根尋源，把下層網絡的所有源流、節點和流量描繪清楚，然後再把其中的利害關係與演進歷史講清楚。不過這項工作太嚇人了。
實際上，每個官、吏、役的職位，包括臨時性的職位，都是潛流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不同節點所連接的潛流數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與苦差之別。這是一幅複雜得可怕的龐大圖景，即使我們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間，並且獲得調查採訪的自由，這些隱秘知識也隻能先切成條條塊塊，分開掰碎了向各處的內行人請教，再逐步拚湊成一幅接近完整的畫麵。我了解的情況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細寫起來仍將篇幅浩大。這裏暫且以概述與示例相結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拚湊一二，粗淺地勾勒一個輪廓。
我們先說“官、吏、役”中的官。全國上下文武官員之“缺”數以十萬計，每個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規和常例的滋養。這種斷言涉及十餘萬職位，很難證實，但我們可以試著證偽：看看最清苦最沒人愛幹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規和常例的滋養。據說，明朝最清苦的官是州縣級儒學教官。《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六開篇道：“天下的官隨你至卑極小的，如倉大使、巡簡司，也還有些外來錢。惟有這教官，管的是那幾個酸子。有體麵的，還來送你幾分節儀；沒體麵的，終年也不來見你，有甚往來交際？所以這官極苦。”
話雖如此說，作者接下去卻講了一個學生當了禦史，老師去看望，眾人為了巴結禦史紛紛巴結禦史的老師，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兩銀子的故事。這套陋規也是有名頭的，屬於“打秋風”名下的“撞太歲”。這就是說，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沒有固定潛流的滋潤，未必沒有間歇泉或季節河的接濟，而季節河的來源最終也是眾貪官汙吏搜刮的民脂民膏。再說，《二刻拍案驚奇》說得也不全對。教官與學生的關係能夠影響助學金的發放，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換。更何況那“幾分節儀”也不能不算常例，不過尺寸小了點而已。在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實際是國家財政的教育撥款，還有升官發財的才能——最終仍要由百姓付錢。
我們再說說“官吏役”中的吏。吏員之“缺”的數目，在名義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實際數目卻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這些嚴重超編的吏員靠什麽生活呢？中央財政的地方存留中沒有他們的位置，少數在中央財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員，名義收入也少得可憐。但他們的生活卻很不錯，並不比如今縣委縣政府的中層幹部的自我感覺差。他們是各項工作的具體執行者，收取陋規和常例的機會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冊）讀到過《巴檔抄件》中的一封揭發信，清朝一位戶房書吏因內訌而把這個位置上每年的陋規常例條分縷析地開列出來，結果，總數大得嚇人：巴縣戶吏彭澤膏每年可以吞蝕銀子一萬六七千兩。其中最主要的源頭是巴縣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約，總價值約一百數十萬兩。按照慣例，每百兩收三錢契稅，稅率是千分之三。這就有四千兩之數。這筆錢用來支付眾吏役的夥食費已經綽綽有餘。而這位戶吏每張契約又另收銀子一兩二錢。巴縣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張契約，僅此一項，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兩銀子。
最後要多說幾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義數量已經多於吏員，實際數量還要多出數倍以至數十倍。（明）佚名《虞諧誌》中說到了蘇州府常熟縣的衙役數量：“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曰‘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夥計’。合之得萬餘人。是常熟有萬餘虎狼，橫行百裏之中，弱肉強食無已時也。凡鄉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於此。”（注8）名義上不過二百個編製，實際上竟然有萬人，相差五十倍，讀起來未免駭人聽聞，難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間人劉衡的記錄中看到過類似的佐證。劉衡說，他當四川巴縣的知縣時，衙門裏有七千多名衙役。我們可以懷疑無名氏的記錄，卻不好不信縣太爺關於本縣衙役數量的說法。
周鑰自殺事件發生後，那位惜貸的趙知府被逮捕問罪，討債一般逼人致死的劉瑾卻什麽事也沒有。此事傳得沸沸揚揚，影響自然很不好。於是，閹黨骨幹張綵找劉瑾談了一次話。張綵說，如今天下送給您劉公的財富，並不都是私財，往往先借貸京師，回去後動用官庫中的銀子償還。劉公您何必搜斂怨恨、遺留禍患呢？
劉瑾深以為然。他早已不缺銀子了，安全的價值卻越來越高，抽水機繼續狂轉下去已經得不償失。這時候，禦史歐陽雲等十餘人恰好按照老規矩納賄來了，劉瑾揭發檢舉了他們的行賄行為，將他們全部治罪，給自己換來了拒賄一次的名聲。隨後，劉瑾派遣十四位給事中和禦史下去，嚴格盤查各地官庫。官庫的銀子早被劉瑾等人抽虧空了，如何經得住那些鷹犬的嚴查？於是，各地政府爭相厚斂百姓，彌補虧空，眾多小抽水機響成一片。（注7）
現在我們進入了潛流網絡的下幾個層級，鬥渠農渠毛渠係統。我們應該考察那些向劉瑾輸送錢財的人如何抽取錢財，他們抽取的錢財又來自何方，如此一層層地追根尋源，把下層網絡的所有源流、節點和流量描繪清楚，然後再把其中的利害關係與演進歷史講清楚。不過這項工作太嚇人了。
實際上，每個官、吏、役的職位，包括臨時性的職位，都是潛流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不同節點所連接的潛流數目不同，流量也不同，因而有了肥缺與苦差之別。這是一幅複雜得可怕的龐大圖景，即使我們生活在明朝正德年間，並且獲得調查採訪的自由，這些隱秘知識也隻能先切成條條塊塊，分開掰碎了向各處的內行人請教，再逐步拚湊成一幅接近完整的畫麵。我了解的情況既不完整也不深入，但細寫起來仍將篇幅浩大。這裏暫且以概述與示例相結合的方式，把手中的碎片拚湊一二，粗淺地勾勒一個輪廓。
我們先說“官、吏、役”中的官。全國上下文武官員之“缺”數以十萬計，每個位置都有或多或少的陋規和常例的滋養。這種斷言涉及十餘萬職位，很難證實，但我們可以試著證偽：看看最清苦最沒人愛幹的官能不能得到陋規和常例的滋養。據說，明朝最清苦的官是州縣級儒學教官。《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六開篇道：“天下的官隨你至卑極小的，如倉大使、巡簡司，也還有些外來錢。惟有這教官，管的是那幾個酸子。有體麵的，還來送你幾分節儀；沒體麵的，終年也不來見你，有甚往來交際？所以這官極苦。”
話雖如此說，作者接下去卻講了一個學生當了禦史，老師去看望，眾人為了巴結禦史紛紛巴結禦史的老師，那清苦教官竟然得了二千兩銀子的故事。這套陋規也是有名頭的，屬於“打秋風”名下的“撞太歲”。這就是說，教官的座位下即使沒有固定潛流的滋潤，未必沒有間歇泉或季節河的接濟，而季節河的來源最終也是眾貪官汙吏搜刮的民脂民膏。再說，《二刻拍案驚奇》說得也不全對。教官與學生的關係能夠影響助學金的發放，這就生出了私下的利益交換。更何況那“幾分節儀”也不能不算常例，不過尺寸小了點而已。在這些私人性的交易中，教官出售的實際是國家財政的教育撥款，還有升官發財的才能——最終仍要由百姓付錢。
我們再說說“官吏役”中的吏。吏員之“缺”的數目，在名義上要比文官多一倍以上，實際數目卻可能多出三倍五倍甚至十倍。這些嚴重超編的吏員靠什麽生活呢？中央財政的地方存留中沒有他們的位置，少數在中央財政安排中有位置的吏員，名義收入也少得可憐。但他們的生活卻很不錯，並不比如今縣委縣政府的中層幹部的自我感覺差。他們是各項工作的具體執行者，收取陋規和常例的機會也多得多。
我在《清代四川財政史料》（上冊）讀到過《巴檔抄件》中的一封揭發信，清朝一位戶房書吏因內訌而把這個位置上每年的陋規常例條分縷析地開列出來，結果，總數大得嚇人：巴縣戶吏彭澤膏每年可以吞蝕銀子一萬六七千兩。其中最主要的源頭是巴縣每年的田土房屋牲畜等交易的契約，總價值約一百數十萬兩。按照慣例，每百兩收三錢契稅，稅率是千分之三。這就有四千兩之數。這筆錢用來支付眾吏役的夥食費已經綽綽有餘。而這位戶吏每張契約又另收銀子一兩二錢。巴縣每年一般能有三四千張契約，僅此一項，一年又能多收三四千兩銀子。
最後要多說幾句官吏役中的役。差役之缺（正役）的名義數量已經多於吏員，實際數量還要多出數倍以至數十倍。（明）佚名《虞諧誌》中說到了蘇州府常熟縣的衙役數量：“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曰‘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夥計’。合之得萬餘人。是常熟有萬餘虎狼，橫行百裏之中，弱肉強食無已時也。凡鄉愚良善，亡家亡命，皆由於此。”（注8）名義上不過二百個編製，實際上竟然有萬人，相差五十倍，讀起來未免駭人聽聞，難以置信。但我在清代道光年間人劉衡的記錄中看到過類似的佐證。劉衡說，他當四川巴縣的知縣時，衙門裏有七千多名衙役。我們可以懷疑無名氏的記錄，卻不好不信縣太爺關於本縣衙役數量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