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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由於清朝的立憲不過是空談，康有為成立國民憲政會的這套做法，連他的在日本的大徒弟梁啓超也覺得不便加以響應。康有為的直接影響隻是在美洲一部分華僑商人中，而且這種影響沒有因此而擴大，反而逐漸縮小了。
梁啓超採取的說法和做法和他的師傅有所不同。他對於清朝的預備仿行立憲的詔書不像康有為那樣立即歡呼頌揚，也不在他所主編的《新民叢報》上轉載康有為的上述布告，雖然康有為聲稱這個布告要在包括《新民叢報》在內的屬於保皇會係統的所有刊物上發表。梁啓超知道，在革命派聲勢很大的留學生界中，這樣的布告隻能遭到譏笑和唾棄。梁啓超還在他的刊物上攻擊清朝的預備立憲並不能真正做到革新政治。他寫道：“號稱預備立憲、改革官製，一若發憤以刷新前此之腐敗。夷考其實，無一如其所言，而徒為權位之爭奪、勢力之傾軋，借權限之說以為擠排異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為位置私人之途。賄賂公行，朋黨各樹，而庶政不舉，對外之不競，視前此且更甚焉。”1他這篇文章說，革命黨之所以產生，是由於現政府之腐敗，像這樣的在立憲的空名下行腐敗的政治，隻能為革命黨提供藉口。所以，他的意思很明顯，如果清朝政府認真地實行立憲，那才能達到使革命黨不再能存在的目的。
怎樣能使清政府真正實行立憲呢？梁啓超說，這要靠“人民”，他說：“無論政府之言預備立憲，未必出於誠，而實行未知在何日也。即使其出於誠矣，旦暮而實行之矣，然立憲之動機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則其結果必無可觀者，此不可不熟察也。”2他的意思是說，從來專製政府不會自動實行立憲，而必須人民去積極地“求”它。人民如果不是誠心誠意地去求，也就不會有真正的立憲。這樣，他就在重視“人民”的名義下把清朝的假立憲歸罪於人民要求不力。本著這個精神，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下半年在日本成立了一個叫做"政聞社"的團體，這個團體自稱是要致力於提高"國民"的程度，來推動立憲政治的實行。梁啓超沒有列名為這個團體的領導成員，但他是這個團體的靈魂。政聞社的"宣言書"是由他執筆的3。宣言書表明，政聞社希望能使自己發展為一政黨，並能在國內各地進行活動。為了擔心會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啓超在宣言書中特別聲明："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幹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這種跪在專製統治者麵前乞求立憲的醜態，足以說明梁啓超同樣是迫切企待從清朝的立憲中找尋政治出路。
在國內，清廷的宣布預備立憲在許多地方的地主、紳士、資本家中得到了相當熱烈的反響。首先是在上海，張謇、鄭孝胥、湯壽潛、曾鑄等人組織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張謇是中過狀元的紡織業資本家，這是前麵（第十五章第四節）已經說過的。他與官場有密切關係，他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就曾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魏光燾代作《擬請立憲奏稿》。鄭孝胥舉人出身，曾充清廷駐日本長崎的領事，又在廣西、廣東、湖南當過邊防督辦、按察使等官職，這時他在上海是從事實業的紳士中的頭麵人物。據《民報》當時記載，鄭孝胥曾說：“要中國文明，除非把中國一切地方盡行開放，同外國人雜居”1。可見他有強烈的買辦意識（此人後來是以清朝遺老而成為公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漢奸）。湯壽潛就是湯震，是個老維新派，在1890年就寫過《危言》一書，主張變法，曾任安徽青陽知縣，辭官後，成為浙江省的有名紳士，浙江紳商準備集資修鐵路，推他為總辦。曾鑄則是前麵說過的一度領導抵製美貨運動的上海總商會會長。繼上海的預備立憲公會後，湖北成立以湯化龍為首的憲政籌備會，湖南成立以譚延闓為首的憲政公會。湯化龍，中過進士，又官費留學日本，回國後成為漢口銀行公會、湖北商團聯合會中的頭麵人物。譚延闓是曾任湖廣總督的譚鍾麟的兒子，也中過進士，他在湖南辦學堂，並與本省的礦業資本家關係密切。此外，在廣東還有在中日甲午戰爭時從台灣跑回來的紳士丘逢甲等人組成的自治會。這些組織的性質與宗旨都同政聞社類似。其主要成員屬於資產階級化的地主階級分子。他們雖無當權的重要官職，但是以紳士實業家的身份而同官場有聯繫。他們都從清朝的宣布立憲中看到了他們走上政治舞台的新希望。他們是既不滿清朝統治的現狀，要求有所改革，又反對革命的立憲派。他們是康梁一派在國內的社會基礎。
政聞社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初在上海出版刊物，設立辦事處，進行和各地立憲團體的聯繫。但是這年七月裏就被清廷查禁。上諭竟如此說："近聞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設有政聞社名目，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託名研究時務，陰圖煽亂，擾害治安，若不嚴行查禁，恐將敗壞大局。"1於是政聞社的活動不能不收場。官方不願意讓康梁一派成為立憲運動的中心，所以對政聞社採取如此嚴厲的措施，但對於各地立憲派資產階級的上述各個組織，則沒有加以製止，它們仍能繼續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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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採取的說法和做法和他的師傅有所不同。他對於清朝的預備仿行立憲的詔書不像康有為那樣立即歡呼頌揚，也不在他所主編的《新民叢報》上轉載康有為的上述布告，雖然康有為聲稱這個布告要在包括《新民叢報》在內的屬於保皇會係統的所有刊物上發表。梁啓超知道，在革命派聲勢很大的留學生界中，這樣的布告隻能遭到譏笑和唾棄。梁啓超還在他的刊物上攻擊清朝的預備立憲並不能真正做到革新政治。他寫道：“號稱預備立憲、改革官製，一若發憤以刷新前此之腐敗。夷考其實，無一如其所言，而徒為權位之爭奪、勢力之傾軋，借權限之說以為擠排異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為位置私人之途。賄賂公行，朋黨各樹，而庶政不舉，對外之不競，視前此且更甚焉。”1他這篇文章說，革命黨之所以產生，是由於現政府之腐敗，像這樣的在立憲的空名下行腐敗的政治，隻能為革命黨提供藉口。所以，他的意思很明顯，如果清朝政府認真地實行立憲，那才能達到使革命黨不再能存在的目的。
怎樣能使清政府真正實行立憲呢？梁啓超說，這要靠“人民”，他說：“無論政府之言預備立憲，未必出於誠，而實行未知在何日也。即使其出於誠矣，旦暮而實行之矣，然立憲之動機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則其結果必無可觀者，此不可不熟察也。”2他的意思是說，從來專製政府不會自動實行立憲，而必須人民去積極地“求”它。人民如果不是誠心誠意地去求，也就不會有真正的立憲。這樣，他就在重視“人民”的名義下把清朝的假立憲歸罪於人民要求不力。本著這個精神，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下半年在日本成立了一個叫做"政聞社"的團體，這個團體自稱是要致力於提高"國民"的程度，來推動立憲政治的實行。梁啓超沒有列名為這個團體的領導成員，但他是這個團體的靈魂。政聞社的"宣言書"是由他執筆的3。宣言書表明，政聞社希望能使自己發展為一政黨，並能在國內各地進行活動。為了擔心會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啓超在宣言書中特別聲明："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幹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這種跪在專製統治者麵前乞求立憲的醜態，足以說明梁啓超同樣是迫切企待從清朝的立憲中找尋政治出路。
在國內，清廷的宣布預備立憲在許多地方的地主、紳士、資本家中得到了相當熱烈的反響。首先是在上海，張謇、鄭孝胥、湯壽潛、曾鑄等人組織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張謇是中過狀元的紡織業資本家，這是前麵（第十五章第四節）已經說過的。他與官場有密切關係，他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就曾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魏光燾代作《擬請立憲奏稿》。鄭孝胥舉人出身，曾充清廷駐日本長崎的領事，又在廣西、廣東、湖南當過邊防督辦、按察使等官職，這時他在上海是從事實業的紳士中的頭麵人物。據《民報》當時記載，鄭孝胥曾說：“要中國文明，除非把中國一切地方盡行開放，同外國人雜居”1。可見他有強烈的買辦意識（此人後來是以清朝遺老而成為公開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漢奸）。湯壽潛就是湯震，是個老維新派，在1890年就寫過《危言》一書，主張變法，曾任安徽青陽知縣，辭官後，成為浙江省的有名紳士，浙江紳商準備集資修鐵路，推他為總辦。曾鑄則是前麵說過的一度領導抵製美貨運動的上海總商會會長。繼上海的預備立憲公會後，湖北成立以湯化龍為首的憲政籌備會，湖南成立以譚延闓為首的憲政公會。湯化龍，中過進士，又官費留學日本，回國後成為漢口銀行公會、湖北商團聯合會中的頭麵人物。譚延闓是曾任湖廣總督的譚鍾麟的兒子，也中過進士，他在湖南辦學堂，並與本省的礦業資本家關係密切。此外，在廣東還有在中日甲午戰爭時從台灣跑回來的紳士丘逢甲等人組成的自治會。這些組織的性質與宗旨都同政聞社類似。其主要成員屬於資產階級化的地主階級分子。他們雖無當權的重要官職，但是以紳士實業家的身份而同官場有聯繫。他們都從清朝的宣布立憲中看到了他們走上政治舞台的新希望。他們是既不滿清朝統治的現狀，要求有所改革，又反對革命的立憲派。他們是康梁一派在國內的社會基礎。
政聞社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初在上海出版刊物，設立辦事處，進行和各地立憲團體的聯繫。但是這年七月裏就被清廷查禁。上諭竟如此說："近聞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設有政聞社名目，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託名研究時務，陰圖煽亂，擾害治安，若不嚴行查禁，恐將敗壞大局。"1於是政聞社的活動不能不收場。官方不願意讓康梁一派成為立憲運動的中心，所以對政聞社採取如此嚴厲的措施，但對於各地立憲派資產階級的上述各個組織，則沒有加以製止，它們仍能繼續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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