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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五）知識界中的革命思潮
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左右，知識界中的革命潮流開始湧現。一些年青的知識界人士通過書報製造革命輿論，有些人還組織秘密的革命團體。他們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早在1900年以前，已有一些留學日本的青年出版雜誌，翻譯十八世紀的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對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起了推動作用的著作。但直到1900年，在日本的留學生不到百人，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所宣傳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對國內還沒有什麽影響。
從1901年起，赴日本留學的人數驟增，1904年已達三千多人。這種情形雖然同前述清朝政府提倡出洋留學有關，但是官費派遣的不過十分之二三，多數是靠自己籌款。由於到日本的費用較少（當時的人說，每年約需三百兩銀子），所以去歐美的留學生增加得不多，大量的是到日本。能夠獲得官費和自行籌款的，絕大多數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青年。這時，許多中小地主和富農在經濟上陷於破落的危機。由科舉考試而做官的路子眼看就要斷絕。從這些家庭出身的青年為尋求出路，擁入國內辦的新式學校，有辦法的就出洋留學。當時有人說："日本留學為終南捷徑"1。雖然留學生中多數是為了做官的目的，但其中有一部分人由於接觸到資產階級的新學，由於感受到國家危亡的嚴重狀況，覺悟到要救國不能靠清朝統治政權，也不能靠康梁的改良主義。他們感到封建舊社會已麵臨絕境而想探求新的出路。他們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擁護者和宣傳者。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學生陳天華寫了兩本通俗小冊子，《猛回頭》和《警世鍾》2。這兩本小冊子在國內散播很廣，影響很大。陳天華（1875-1905），湖南新化縣人，由新化實業中學堂資送出國留學。這兩本小冊子的中心內容是指明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危亡局勢，喚起人們為改變這種局勢而鬥爭1。他說：列強"把我們十八省都畫在那各國的勢力範圍內，絲毫也不準我們自由。中國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隸一般，中國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馬一樣。......我中國雖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他認為，列強之所以沒有實行瓜分中國是"因為國數多了，一時難得均分，並且中國地方寬得很，各國勢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這滿洲政府代他管領，他再管領滿洲政府，豈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嗎？"因此他提醒讀者說："列位，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還不信，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我們倘不把這個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抗，難道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抗麽？"這樣，陳天華實際上得出了為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反對清朝統治的結論。
陳天華號召全國人民一致起來，“必須死死苦戰，才能救得中國”。但他認為，絕不能像義和團那樣地搞排外主義，那樣地排斥“洋務”。他說：“須知要拒外人，須要先學外人的長處。”“若有心肯學，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學他；越學他，越能報他。不學斷不能報”。這雖然好像是重複了六十年前魏源說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話，但是這時候的先進知識界對於要從外國學習什麽的認識已經到達高得多的水平了。在這兩本小冊子中，陳天華還沒有明確地提出要實行民主政治，但他說：“國家譬如一隻船。皇帝是一個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資本的東家。……倘若舵工水手不能辦事，東家一定要把這些舵工水手換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兩年後，陳天華發表了《論中國宜改行民主政體》的文章。
在1903年已經喊出民主革命口號的代表作品是鄒容所著的《革命軍》這個小冊子1。鄒容（1885-1905）的父親是個重慶的商人。鄒容幼年時候受康梁維新運動的影響，關心國事，不願在傳統的經籍和八股文中討生活，學了英文、日文，求得了些新的知識。1901年他到成都應官費留學日本的考試，雖然先被錄取，但官方發覺他平日有越出封建主義常規的言論，除了他的名。於是他以自費到日本。他在日本隻住了一年多，就因為反對清朝政府派在日本監督留學生的一個官員（他把這個名叫姚文甫的官員的辮子剪下來，掛在留學生會館"示眾"）而於1903年被迫回國。他到上海，與章太炎和愛國學社的一些活動分子相結識，參加了拒俄的運動。就在這時，他寫了《革命軍》。
這個十八歲的青年在這本兩萬字的小冊子中充滿熱情地高唱革命的讚歌，主張用革命來推翻清朝的統治，求得中國在世界上的獨立地位。他寫道：“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吾今大聲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於天下。”他讚美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就，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觀念。他把革命分為“野蠻之革命”與“文明之革命”，他所說的“文明之革命”其實就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他盡情地暴露了清朝政府是個腐朽、落後、賣國的政府，主張在推倒這個政府以後按照西方資產階級的憲法建立一個中華共和國。他說，“中華共和國為自由獨立之國”，他以高喊“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的口號來結束他的文章。
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左右，知識界中的革命潮流開始湧現。一些年青的知識界人士通過書報製造革命輿論，有些人還組織秘密的革命團體。他們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早在1900年以前，已有一些留學日本的青年出版雜誌，翻譯十八世紀的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對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起了推動作用的著作。但直到1900年，在日本的留學生不到百人，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所宣傳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對國內還沒有什麽影響。
從1901年起，赴日本留學的人數驟增，1904年已達三千多人。這種情形雖然同前述清朝政府提倡出洋留學有關，但是官費派遣的不過十分之二三，多數是靠自己籌款。由於到日本的費用較少（當時的人說，每年約需三百兩銀子），所以去歐美的留學生增加得不多，大量的是到日本。能夠獲得官費和自行籌款的，絕大多數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青年。這時，許多中小地主和富農在經濟上陷於破落的危機。由科舉考試而做官的路子眼看就要斷絕。從這些家庭出身的青年為尋求出路，擁入國內辦的新式學校，有辦法的就出洋留學。當時有人說："日本留學為終南捷徑"1。雖然留學生中多數是為了做官的目的，但其中有一部分人由於接觸到資產階級的新學，由於感受到國家危亡的嚴重狀況，覺悟到要救國不能靠清朝統治政權，也不能靠康梁的改良主義。他們感到封建舊社會已麵臨絕境而想探求新的出路。他們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擁護者和宣傳者。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學生陳天華寫了兩本通俗小冊子，《猛回頭》和《警世鍾》2。這兩本小冊子在國內散播很廣，影響很大。陳天華（1875-1905），湖南新化縣人，由新化實業中學堂資送出國留學。這兩本小冊子的中心內容是指明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危亡局勢，喚起人們為改變這種局勢而鬥爭1。他說：列強"把我們十八省都畫在那各國的勢力範圍內，絲毫也不準我們自由。中國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隸一般，中國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馬一樣。......我中國雖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他認為，列強之所以沒有實行瓜分中國是"因為國數多了，一時難得均分，並且中國地方寬得很，各國勢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這滿洲政府代他管領，他再管領滿洲政府，豈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嗎？"因此他提醒讀者說："列位，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還不信，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我們倘不把這個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抗，難道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抗麽？"這樣，陳天華實際上得出了為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反對清朝統治的結論。
陳天華號召全國人民一致起來，“必須死死苦戰，才能救得中國”。但他認為，絕不能像義和團那樣地搞排外主義，那樣地排斥“洋務”。他說：“須知要拒外人，須要先學外人的長處。”“若有心肯學，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學他；越學他，越能報他。不學斷不能報”。這雖然好像是重複了六十年前魏源說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話，但是這時候的先進知識界對於要從外國學習什麽的認識已經到達高得多的水平了。在這兩本小冊子中，陳天華還沒有明確地提出要實行民主政治，但他說：“國家譬如一隻船。皇帝是一個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資本的東家。……倘若舵工水手不能辦事，東家一定要把這些舵工水手換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兩年後，陳天華發表了《論中國宜改行民主政體》的文章。
在1903年已經喊出民主革命口號的代表作品是鄒容所著的《革命軍》這個小冊子1。鄒容（1885-1905）的父親是個重慶的商人。鄒容幼年時候受康梁維新運動的影響，關心國事，不願在傳統的經籍和八股文中討生活，學了英文、日文，求得了些新的知識。1901年他到成都應官費留學日本的考試，雖然先被錄取，但官方發覺他平日有越出封建主義常規的言論，除了他的名。於是他以自費到日本。他在日本隻住了一年多，就因為反對清朝政府派在日本監督留學生的一個官員（他把這個名叫姚文甫的官員的辮子剪下來，掛在留學生會館"示眾"）而於1903年被迫回國。他到上海，與章太炎和愛國學社的一些活動分子相結識，參加了拒俄的運動。就在這時，他寫了《革命軍》。
這個十八歲的青年在這本兩萬字的小冊子中充滿熱情地高唱革命的讚歌，主張用革命來推翻清朝的統治，求得中國在世界上的獨立地位。他寫道：“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吾今大聲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於天下。”他讚美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就，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平等觀念。他把革命分為“野蠻之革命”與“文明之革命”，他所說的“文明之革命”其實就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他盡情地暴露了清朝政府是個腐朽、落後、賣國的政府，主張在推倒這個政府以後按照西方資產階級的憲法建立一個中華共和國。他說，“中華共和國為自由獨立之國”，他以高喊“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的口號來結束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