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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義和團群眾雖然在京津之間不斷給予侵略軍以襲擊和騷擾，但是他們不可能實行有力的和有效的抗擊。他們不但沒有較好的武器，而且沒有統一的組織。由於清朝當局的擺弄，義和團成分極為複雜，良莠不齊，有些地方的義和團組織其實是在土豪、惡霸、流氓、地痞操縱之下，這種掛著義和團招牌的組織在侵略軍來到的時候也就自行渙散。成分較好的義和團隊伍則分散到了鐵路線以外的鄉村中去了。
七月十九日夜間，侵略聯軍到達北京城外，他們從南麵和東麵攻城。有一部分義和團群眾自發地上城抗禦敵人的進攻。清朝官軍中董福祥的甘軍號稱是最能作戰的，他以迎戰為名率部出城，其實是向敵人來的相反的方向，北京以西撤退了。榮祿統率的武衛軍以及載漪統率的稱為神機營、虎神營的旗兵一聽到敵軍壓城，全都逃散無蹤，榮祿本人帶了幾個營經西直門逃走了。這樣，一夜之間，侵略聯軍就攻進了北京城。
在北京淪陷的時候，慈禧太後攜帶了光緒皇帝和一些皇族、大臣，倉皇離宮，從北京城西北，出德勝門逃亡出去了。他們經昌平，出居庸關，轉入山西省境內。
盡管慈禧太後的朝廷五月二十五日下過宣戰詔書，但是，在侵略軍隊步步逼緊的過程中，清朝政府不斷地通過各種途徑向侵略各國表示朝廷本意並不是要作戰，請求各國“諒解”。
六月初三，這時，大沽口已經被占，各國侵略軍正在進攻天津，朝廷有一道電文通知各駐外使臣，要他們向各國政府“切實聲明，達知中國本意。”這道電文一開始就說：“此次中外開釁，其間事機紛湊，處處不順，均非意料所及。”電文中明確地把義和團說成是“亂民”、“亂黨”，電文說：在直隸、山東兩省的“亂黨”“熔成一片，不可開交”的時候，“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護不及，（深恐保護不了各國駐中國的使館——引者）激成大禍”。電文更說：“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持亂民以與各國開釁。此意當為各國所深諒。”1
到了六月初七日和二十一日（這時，天津已經淪陷），清朝又以皇帝的名義向俄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分別發出國書。這些國書的基本內容都是要求它們“設法維持”，“挽回時局”，所用的語言大體上是一致的，都是說：“近因民教相仇，亂民乘機肆擾，各國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致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於是兵連禍結，時局益形紛擾”2。這些國書，很明顯的，是乞憐求和的姿態，是要求各國千萬不要誤會，以為清朝政府真是同反對外國侵略者的人民站在同一立場上。
侵略各國也確實自始至終沒有發生這樣的誤會。當它們共同以武力奪取大沽炮台，占領天津的時候，它們一致認為，“對中國（也就是對清朝政府——引者）的戰爭狀態並不存在”3。各國司令官共同決定採取的態度是：“我等之本國，現與中國政府保持和平，故決非對中國政府進兵”。“此次進兵之目的，在討伐以義和團之名欲顛覆中國政府之有力叛徒”。“援助中國政府鎮壓叛徒，若中國政府不討伐叛徒，則各國自行討伐。”4日本六月十七日發出對清朝皇帝六月七日的國書的覆信，其中說：“邇來北方團匪，日益猖獗、妄動亂舉，無所不至。現駐北京各國欽差暨各署員等，被其繞圍攻擊，並聞某國使臣已被擊殺，而貴國所派官兵不能救護使臣，又不能彈壓匪徒。……自上月以來，各國將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調派兵員至該地，此係專為彈壓匪類救護使臣起見，並無他意。”1日本的這個國書是有代表性的。參加侵略聯軍的各國雖然各有他們自己的打算，但是在這一點上它們是一致的，它們都表示，進兵北京的用意是在於救護在北京被圍困的使館，並且幫助清朝政府“剿匪”。
在四十年前的英法聯軍之役時，侵略者宣布，他們是以戰爭的手段來懲戒頑固不化的清朝政府，不與人民相幹，想以這種說法來騙取中國的民心。英法聯軍侵占北京的結果是侵略者與清朝政府攜手共同鎮壓太平天國。但在這一次戰爭中，侵略者一開始就明確地表明，他們進兵北京是為了鎮壓以義和團為代表的敢於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人民，而並不是與清朝政府為敵，恰恰相反，他們倒是要來拯救這個政府，使他不至於在“暴亂”的人民群眾的挾持下繼續幹自己所並不想幹的事情。
逃亡出北京的朝廷，在七月二十五日有一道上諭給在上海的已經奉命向侵略各國乞和的李鴻章，其中說：“此次釁起民教互鬥，朝廷辦理為難情形，已歷次備具國書，詳告各國。彼方以代民除亂為詞，謂於國家並無他意（就是說對清朝政府沒有壞意——引者），而似此舉動（指攻入北京城之舉——引者），殊屬不顧邦交，未符原議”2。這段話表現了一點對侵略者的怨恨：本來講好是為鎮壓義和團而用兵，怎麽鬧到使朝廷不得在北京安身，實在是太不給麵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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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夜間，侵略聯軍到達北京城外，他們從南麵和東麵攻城。有一部分義和團群眾自發地上城抗禦敵人的進攻。清朝官軍中董福祥的甘軍號稱是最能作戰的，他以迎戰為名率部出城，其實是向敵人來的相反的方向，北京以西撤退了。榮祿統率的武衛軍以及載漪統率的稱為神機營、虎神營的旗兵一聽到敵軍壓城，全都逃散無蹤，榮祿本人帶了幾個營經西直門逃走了。這樣，一夜之間，侵略聯軍就攻進了北京城。
在北京淪陷的時候，慈禧太後攜帶了光緒皇帝和一些皇族、大臣，倉皇離宮，從北京城西北，出德勝門逃亡出去了。他們經昌平，出居庸關，轉入山西省境內。
盡管慈禧太後的朝廷五月二十五日下過宣戰詔書，但是，在侵略軍隊步步逼緊的過程中，清朝政府不斷地通過各種途徑向侵略各國表示朝廷本意並不是要作戰，請求各國“諒解”。
六月初三，這時，大沽口已經被占，各國侵略軍正在進攻天津，朝廷有一道電文通知各駐外使臣，要他們向各國政府“切實聲明，達知中國本意。”這道電文一開始就說：“此次中外開釁，其間事機紛湊，處處不順，均非意料所及。”電文中明確地把義和團說成是“亂民”、“亂黨”，電文說：在直隸、山東兩省的“亂黨”“熔成一片，不可開交”的時候，“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護不及，（深恐保護不了各國駐中國的使館——引者）激成大禍”。電文更說：“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持亂民以與各國開釁。此意當為各國所深諒。”1
到了六月初七日和二十一日（這時，天津已經淪陷），清朝又以皇帝的名義向俄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分別發出國書。這些國書的基本內容都是要求它們“設法維持”，“挽回時局”，所用的語言大體上是一致的，都是說：“近因民教相仇，亂民乘機肆擾，各國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致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於是兵連禍結，時局益形紛擾”2。這些國書，很明顯的，是乞憐求和的姿態，是要求各國千萬不要誤會，以為清朝政府真是同反對外國侵略者的人民站在同一立場上。
侵略各國也確實自始至終沒有發生這樣的誤會。當它們共同以武力奪取大沽炮台，占領天津的時候，它們一致認為，“對中國（也就是對清朝政府——引者）的戰爭狀態並不存在”3。各國司令官共同決定採取的態度是：“我等之本國，現與中國政府保持和平，故決非對中國政府進兵”。“此次進兵之目的，在討伐以義和團之名欲顛覆中國政府之有力叛徒”。“援助中國政府鎮壓叛徒，若中國政府不討伐叛徒，則各國自行討伐。”4日本六月十七日發出對清朝皇帝六月七日的國書的覆信，其中說：“邇來北方團匪，日益猖獗、妄動亂舉，無所不至。現駐北京各國欽差暨各署員等，被其繞圍攻擊，並聞某國使臣已被擊殺，而貴國所派官兵不能救護使臣，又不能彈壓匪徒。……自上月以來，各國將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調派兵員至該地，此係專為彈壓匪類救護使臣起見，並無他意。”1日本的這個國書是有代表性的。參加侵略聯軍的各國雖然各有他們自己的打算，但是在這一點上它們是一致的，它們都表示，進兵北京的用意是在於救護在北京被圍困的使館，並且幫助清朝政府“剿匪”。
在四十年前的英法聯軍之役時，侵略者宣布，他們是以戰爭的手段來懲戒頑固不化的清朝政府，不與人民相幹，想以這種說法來騙取中國的民心。英法聯軍侵占北京的結果是侵略者與清朝政府攜手共同鎮壓太平天國。但在這一次戰爭中，侵略者一開始就明確地表明，他們進兵北京是為了鎮壓以義和團為代表的敢於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人民，而並不是與清朝政府為敵，恰恰相反，他們倒是要來拯救這個政府，使他不至於在“暴亂”的人民群眾的挾持下繼續幹自己所並不想幹的事情。
逃亡出北京的朝廷，在七月二十五日有一道上諭給在上海的已經奉命向侵略各國乞和的李鴻章，其中說：“此次釁起民教互鬥，朝廷辦理為難情形，已歷次備具國書，詳告各國。彼方以代民除亂為詞，謂於國家並無他意（就是說對清朝政府沒有壞意——引者），而似此舉動（指攻入北京城之舉——引者），殊屬不顧邦交，未符原議”2。這段話表現了一點對侵略者的怨恨：本來講好是為鎮壓義和團而用兵，怎麽鬧到使朝廷不得在北京安身，實在是太不給麵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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