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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振興商業”的口號是洋務派也贊成的，但他們的辦法另是一套。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多次發出“振興商業”的上諭。四月二十四日的上諭說：“前經該衙門（指總理衙門——引者）議請於各省會設立商務局，公舉殷實紳商，派充局董，詳定章程，但能實力遵行，自必日有起色。即著各省督撫，督率員紳，認真講求，妥速籌辦”1。六月初七的上諭又說：“著劉坤一、張之洞揀派通達商務明白公正之員紳，試辦商務局事宜。”2這兩道上諭都說，由地方長官揀派和督率“員紳”來辦商務局。“員”就是在職官員；“紳”就是卸任官僚或有科名的地主階級頭麵人物。商務局必須由員紳試辦而不讓普通商人參加，這純粹是洋務派的政策，而且是早期的洋務派政策。
百日維新中，康有為專就商務問題上了兩次奏摺。第一次的奏摺原件已佚失，隻在《自編年譜》中有記載：“六月一日，乃上商務一折，請令十八省各開商務局，先在上海、廣東善堂中，公舉通達時務殷實商人試辦，限兩月內草定章程，呈總署進呈禦覽，薦上海經元善、嚴作霖為總辦，廣西龍澤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撫議行。廣東商務局七十二行，即舉何穗田為總辦”3。上麵提到的光緒皇帝六月初七日的上諭，實際上否定了康有為的這項建議。他指示劉坤一、張之洞揀派員紳試辦，而不是“公舉通達時務殷實商人試辦”。
六月十五日，康有為又上了一道《條陳商務折》。在這次奏摺中，他代表商人電訴了得不到政府保護，反而受到官方欺壓的痛苦：“商官商律不設，故無以定價值之低昂，治倒帳之控訴，治夥友之倒虧，治滑奸之誆騙。銀錢無定價，則受平色之困。行規不與官通，則官可任意遏抑。體製又與商隔，則胥吏可借端欺淩”4。根據這種情況，康有為提出：“竊謂朝廷若不設立商部，乞即以總理衙門領之，令各省皆設立商務局，皆直隸於總理衙門，由商人公舉殷實諳練之才數人辦理，或仿照廣東愛育堂商董輪辦章程辦理”1。他希望借北京總理衙門的大官的權威來使商人擺脫地方官員的欺壓，希望各省商務局完全由商人來辦理。但是就在這一天，光緒皇帝的上諭重申，要求“各省督撫”設立商務局，選派員紳開辦”2，與康有為所上奏書的調子顯然不同。
七月初五，光緒皇帝又發出“訓農通商”的上諭3。這道上諭雖然說要在北京設立農工商總局，但並不是康有為的由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商務的主張。當時，商務應由中央機關統管還是由各省分辦，是維新派和洋務派爭論的問題之一。維新派主張由中央機關統管，反映了民族資本要求衝破分割狀態下的封建製度給發展工商業所造成的各種障礙。洋務派地方官仍主張分辦，目的則在於發展和鞏固自己的經濟勢力。光緒皇帝的這道上諭規定，農工商總局大臣的任務僅僅是“隨時考察”，並無權指揮各省農工商分局；各省設立的農工商分局則是由督撫選派紳士管理。被任為督理農工商總局的三個官員，不過是賞給三品卿銜的道一級的官員，當然管不了各省督撫。而且這三個官員都是洋務派所信任的人，與維新派毫無瓜葛。所以這道“訓農通商”的上諭是完全適合洋務派的需要的。
康有為關於廢除厘金的建議，也遭到光緒皇帝的拒絕。對於厘金製度，當時已是怨聲載道。這種苛暴的稅收勒索，嚴重阻礙商品流通，窒息工商業的發展。康有為在七月間的《奏請裁撤厘金片》中說：“若夫內地害商之政，莫甚於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卡廠日增，密如織網，吏役日多，托為巢穴，每省厘卡百數，吏役數千，……胥役咆哮恐嚇，鎖拿逼辱，小民畏累，皆如數而償，得贓放行，飽其私橐，否則船貨充沒，鎖禁交加，或且鬻賣子女，以償罰款，如斯之類，殆難悉數”。他認為：“似此弊政，病國害民，豈皇上愛戴元元，通商惠工之意？宜決裁之，以嘉惠商民。”1
七月二十九日，光緒皇帝專門發了一道關於厘金問題的上諭，其中說：“即如厘金一事，起自軍興，為東南各省餉項所從出，經曾國藩、胡林翼厘定章程，法稱最善，行之既久，經理不得其人，遂致弊端叢集，利析秋毫，徒滋紛擾。值此帑藏奇絀，需餉浩繁，戶部職領度支，當思如何興利除弊，如何開源節流，統籌全局，力任其難。總之理財之道，取之農不若取之商，用吏役不若用士人，不外從前創辦厘金之良法”2。這道上諭實際上是為厘金製度辯護，同康有為的看法南轅北轍。在這個問題上，光緒皇帝顯然不能代表要求自由發展的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文教方麵，康有為最重要的建議是改革科舉製度。百日維新開始後，他所上的第一道奏摺就是要求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在康有為看來，八股改成策論，不隻是個形式問題，而且要在內容上進行根本改革。他要求通過策論的考試，“從此內講中國文學，以研經義國聞掌故名物，則為有用之才，外求各國科學，以研工藝物理政教法律，則為通方之學”3。這是要把西學引進策論之中。
光緒皇帝於五月初五下令廢除了八股。但是，所採取的辦法卻是廢形式而不廢內容。上諭中說：“著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緊接著馬上又說：“至於士子為學，自當以四子六經為根柢，策論與製義，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經史以達時務，總期體用兼備，人皆勉為通儒，毋得競逞博辯，復蹈空言，致負朝廷破格求才至意。”1光緒皇帝的這道上諭，徹頭徹尾是洋務派的主張。五月十六日張之洞發出了《妥議科舉新章折》。所謂“妥議”，就是說康有為之議不妥。這封章奏與康有為的建議針鋒相對。六月初一，光緒皇帝發出上諭，大事表揚張之洞的奏摺，同意了張之洞所提出的鄉會試分三場考試、第三場試四書五經的方案2。對兩派在改革科舉製度上的爭論，光緒皇帝的上諭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務派。
百日維新中，康有為專就商務問題上了兩次奏摺。第一次的奏摺原件已佚失，隻在《自編年譜》中有記載：“六月一日，乃上商務一折，請令十八省各開商務局，先在上海、廣東善堂中，公舉通達時務殷實商人試辦，限兩月內草定章程，呈總署進呈禦覽，薦上海經元善、嚴作霖為總辦，廣西龍澤厚副之。奉旨交各直省督撫議行。廣東商務局七十二行，即舉何穗田為總辦”3。上麵提到的光緒皇帝六月初七日的上諭，實際上否定了康有為的這項建議。他指示劉坤一、張之洞揀派員紳試辦，而不是“公舉通達時務殷實商人試辦”。
六月十五日，康有為又上了一道《條陳商務折》。在這次奏摺中，他代表商人電訴了得不到政府保護，反而受到官方欺壓的痛苦：“商官商律不設，故無以定價值之低昂，治倒帳之控訴，治夥友之倒虧，治滑奸之誆騙。銀錢無定價，則受平色之困。行規不與官通，則官可任意遏抑。體製又與商隔，則胥吏可借端欺淩”4。根據這種情況，康有為提出：“竊謂朝廷若不設立商部，乞即以總理衙門領之，令各省皆設立商務局，皆直隸於總理衙門，由商人公舉殷實諳練之才數人辦理，或仿照廣東愛育堂商董輪辦章程辦理”1。他希望借北京總理衙門的大官的權威來使商人擺脫地方官員的欺壓，希望各省商務局完全由商人來辦理。但是就在這一天，光緒皇帝的上諭重申，要求“各省督撫”設立商務局，選派員紳開辦”2，與康有為所上奏書的調子顯然不同。
七月初五，光緒皇帝又發出“訓農通商”的上諭3。這道上諭雖然說要在北京設立農工商總局，但並不是康有為的由中央直接管理各省商務的主張。當時，商務應由中央機關統管還是由各省分辦，是維新派和洋務派爭論的問題之一。維新派主張由中央機關統管，反映了民族資本要求衝破分割狀態下的封建製度給發展工商業所造成的各種障礙。洋務派地方官仍主張分辦，目的則在於發展和鞏固自己的經濟勢力。光緒皇帝的這道上諭規定，農工商總局大臣的任務僅僅是“隨時考察”，並無權指揮各省農工商分局；各省設立的農工商分局則是由督撫選派紳士管理。被任為督理農工商總局的三個官員，不過是賞給三品卿銜的道一級的官員，當然管不了各省督撫。而且這三個官員都是洋務派所信任的人，與維新派毫無瓜葛。所以這道“訓農通商”的上諭是完全適合洋務派的需要的。
康有為關於廢除厘金的建議，也遭到光緒皇帝的拒絕。對於厘金製度，當時已是怨聲載道。這種苛暴的稅收勒索，嚴重阻礙商品流通，窒息工商業的發展。康有為在七月間的《奏請裁撤厘金片》中說：“若夫內地害商之政，莫甚於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卡廠日增，密如織網，吏役日多，托為巢穴，每省厘卡百數，吏役數千，……胥役咆哮恐嚇，鎖拿逼辱，小民畏累，皆如數而償，得贓放行，飽其私橐，否則船貨充沒，鎖禁交加，或且鬻賣子女，以償罰款，如斯之類，殆難悉數”。他認為：“似此弊政，病國害民，豈皇上愛戴元元，通商惠工之意？宜決裁之，以嘉惠商民。”1
七月二十九日，光緒皇帝專門發了一道關於厘金問題的上諭，其中說：“即如厘金一事，起自軍興，為東南各省餉項所從出，經曾國藩、胡林翼厘定章程，法稱最善，行之既久，經理不得其人，遂致弊端叢集，利析秋毫，徒滋紛擾。值此帑藏奇絀，需餉浩繁，戶部職領度支，當思如何興利除弊，如何開源節流，統籌全局，力任其難。總之理財之道，取之農不若取之商，用吏役不若用士人，不外從前創辦厘金之良法”2。這道上諭實際上是為厘金製度辯護，同康有為的看法南轅北轍。在這個問題上，光緒皇帝顯然不能代表要求自由發展的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文教方麵，康有為最重要的建議是改革科舉製度。百日維新開始後，他所上的第一道奏摺就是要求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在康有為看來，八股改成策論，不隻是個形式問題，而且要在內容上進行根本改革。他要求通過策論的考試，“從此內講中國文學，以研經義國聞掌故名物，則為有用之才，外求各國科學，以研工藝物理政教法律，則為通方之學”3。這是要把西學引進策論之中。
光緒皇帝於五月初五下令廢除了八股。但是，所採取的辦法卻是廢形式而不廢內容。上諭中說：“著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緊接著馬上又說：“至於士子為學，自當以四子六經為根柢，策論與製義，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經史以達時務，總期體用兼備，人皆勉為通儒，毋得競逞博辯，復蹈空言，致負朝廷破格求才至意。”1光緒皇帝的這道上諭，徹頭徹尾是洋務派的主張。五月十六日張之洞發出了《妥議科舉新章折》。所謂“妥議”，就是說康有為之議不妥。這封章奏與康有為的建議針鋒相對。六月初一，光緒皇帝發出上諭，大事表揚張之洞的奏摺，同意了張之洞所提出的鄉會試分三場考試、第三場試四書五經的方案2。對兩派在改革科舉製度上的爭論，光緒皇帝的上諭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