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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康有為在《公車上書》和《上皇帝第四書》中都提出了召開國會的建議，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又提出了定憲法的要求，並在奏書中多次提出“君民合治”的主張。這些都是維新派的最主要的政治綱領，也是維新派和洋務派爭論得最激烈的問題。康有為所說的國會雖然隻是一個民選的諮詢機構，談不到為資產階級爭取立法權力，可是，他的這種主張，在百日維新的上諭中沒有隻字的反映。光緒皇帝允許資產階級發言的限度，僅僅是“士民有上書言事者，……不準稽壓，倘有阻格，即以違旨懲處”1。過去，士民（包括資產 階級）連上書的權利也沒有，現在可以有這點權利了。但維新派對這道上諭的意義竭力加以渲染。梁啓超說：“即今日全世界之國，號稱最為文明者，亦不聞舉國士民皆可上書於其君，而惟我皇上有之，以從古最塞之國體，一變而為最進之國體，嗚呼！有聖主如此，宜上下讀詔書者莫不流涕也”2，“州縣遞折，本朝已無，至於士民上書由道府代遞，……此則中國四千年堯舜禹湯文武所未有者矣。嗚呼！非聖主而能如是乎？”3其實，僅僅允許士民上書言事，離“最為文明的”“最進之國體”，還相差十萬八千裏。
康有為的另一個重要的政治建議是：“開製度局於宮中，選公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總裁，議定參預之任，商榷新政，草定憲法，於是謀議詳而章程密矣。”4這是《應詔統籌全局折》和《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折》的中心內容。這個“製度局”所要起的作用，在後一個奏摺中說得較具體，那就是要對變法的“規模如何而起，條理如何而詳，綱領如何而舉，節目如何而備，憲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損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刪，若者宜改，全體商榷，重為草定”。製度局下麵又設法律局等十二個局來分管各事。很明顯，康有為想使製度局成為一個具有立法職能的新政領導機構。康有為還認為：“今欲行新政，但聽人言，下之部議，尤重者，或交總署樞臣會議，然大臣皆老耄守舊之人，樞垣總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其議政詳善，必不可得也”5。這就是說，原有的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都沒有用處，因此要添設製度局，由維新派來掌握中央立法、行政權。
康有為關於製度局的第一次奏摺於光緒二十四年正月送上去以後，光緒皇帝交給總理衙門大臣“妥議具奏”。拖了兩個多月，慶親王奕（他這時是主持總理衙門的大臣）復奏，說些空洞的官話，否定了康有為的建議。皇帝又命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大臣重議，“毋得空言搪塞”。但是，仍遭到這些大臣們的堅決抵製。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等於六月十五日復奏，提出了些所謂“變通辦法”，把康有為的建議在實際上否定了。他們說：“皇帝延見廷臣，於部院卿貳中，如有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宜予隨時召對，參酌大政。其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值日之日，應輪流派講讀編檢八人，中贊二人，科道四人，隨同到班，聽候隨時召見，……此製度局之變通辦法也”1。按這種辦法，康有為所說的“草茅才士”是沒有份的。對於世鐸等的復奏，光緒皇帝表示同意，“奉旨允行”。康有為隻好嘆息說：“與我本意大相反矣”，“此折又皆成為虛文矣”2。
光緒皇帝把這件公開斥責“老耄守舊之人”的奏摺交給“老耄守舊之人”去會議，把削弱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地位的主張交張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徵求意見，這個做法本身就和康有為的建議精神相反。關於製度局的第二次奏摺送上去以後，石沉大海，渺無信息，連下部議的待遇也沒有得到。
對於康有為的重要奏議，光緒皇帝經常“下詔部議”，議來議去，或則不了了之，或則議出“變通辦法”，弄得麵目全非，“皆成虛文”。康有為也感覺到這一點，他屢次在奏議中呼籲“臣請皇上斷自聖心”、“惟皇上幹綱獨攬，速斷聖心”，甚至明白地提出“請勿下部議，特發明詔”1。可是，他始終沒有覺悟到光緒皇帝對有些事情下明詔，另一些事情下部議，這種選擇，一方麵，反映了光緒皇帝的處境困難；另一方麵也是光緒皇帝的政治態度的表現。他的處境使他隻能採取這種政治態度。
梁啓超認為，六月十一日的上諭令各衙門刪改則例，另定簡明則例，這是光緒皇帝接受康有為的主張的一種苦心。“蓋製於西後，未敢開局大修法製，先借是為嚆矢耳”2，實則修改舊衙門的辦事細則，同開製度局規定憲法、全麵變法，是遠不能相提並論的。
在經濟方麵，康有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議是設通商院（或稱為工商總局）和廢除厘金製度。這兩條都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措施。
他在《公車上書》中就提出：“似宜特設通商院，派廉潔大臣長於理財者經管其事。令各直省設立商會、商學比較廣，而以商務大臣統之，上下通氣，通同商辦，庶幾振興。……商會者何？一人之識未周，不若合眾議，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會、大公司，國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務乃可遠及四洲”3。當時所謂商務，是包括工業在內的，康有為要求設商會、股份公司，主張“廣紡織以敵洋布，造用物以敵洋貨”，這些顯然是代表了要求獨立發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
康有為的另一個重要的政治建議是：“開製度局於宮中，選公卿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總裁，議定參預之任，商榷新政，草定憲法，於是謀議詳而章程密矣。”4這是《應詔統籌全局折》和《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折》的中心內容。這個“製度局”所要起的作用，在後一個奏摺中說得較具體，那就是要對變法的“規模如何而起，條理如何而詳，綱領如何而舉，節目如何而備，憲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損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刪，若者宜改，全體商榷，重為草定”。製度局下麵又設法律局等十二個局來分管各事。很明顯，康有為想使製度局成為一個具有立法職能的新政領導機構。康有為還認為：“今欲行新政，但聽人言，下之部議，尤重者，或交總署樞臣會議，然大臣皆老耄守舊之人，樞垣總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其議政詳善，必不可得也”5。這就是說，原有的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都沒有用處，因此要添設製度局，由維新派來掌握中央立法、行政權。
康有為關於製度局的第一次奏摺於光緒二十四年正月送上去以後，光緒皇帝交給總理衙門大臣“妥議具奏”。拖了兩個多月，慶親王奕（他這時是主持總理衙門的大臣）復奏，說些空洞的官話，否定了康有為的建議。皇帝又命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大臣重議，“毋得空言搪塞”。但是，仍遭到這些大臣們的堅決抵製。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等於六月十五日復奏，提出了些所謂“變通辦法”，把康有為的建議在實際上否定了。他們說：“皇帝延見廷臣，於部院卿貳中，如有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宜予隨時召對，參酌大政。其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值日之日，應輪流派講讀編檢八人，中贊二人，科道四人，隨同到班，聽候隨時召見，……此製度局之變通辦法也”1。按這種辦法，康有為所說的“草茅才士”是沒有份的。對於世鐸等的復奏，光緒皇帝表示同意，“奉旨允行”。康有為隻好嘆息說：“與我本意大相反矣”，“此折又皆成為虛文矣”2。
光緒皇帝把這件公開斥責“老耄守舊之人”的奏摺交給“老耄守舊之人”去會議，把削弱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地位的主張交張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徵求意見，這個做法本身就和康有為的建議精神相反。關於製度局的第二次奏摺送上去以後，石沉大海，渺無信息，連下部議的待遇也沒有得到。
對於康有為的重要奏議，光緒皇帝經常“下詔部議”，議來議去，或則不了了之，或則議出“變通辦法”，弄得麵目全非，“皆成虛文”。康有為也感覺到這一點，他屢次在奏議中呼籲“臣請皇上斷自聖心”、“惟皇上幹綱獨攬，速斷聖心”，甚至明白地提出“請勿下部議，特發明詔”1。可是，他始終沒有覺悟到光緒皇帝對有些事情下明詔，另一些事情下部議，這種選擇，一方麵，反映了光緒皇帝的處境困難；另一方麵也是光緒皇帝的政治態度的表現。他的處境使他隻能採取這種政治態度。
梁啓超認為，六月十一日的上諭令各衙門刪改則例，另定簡明則例，這是光緒皇帝接受康有為的主張的一種苦心。“蓋製於西後，未敢開局大修法製，先借是為嚆矢耳”2，實則修改舊衙門的辦事細則，同開製度局規定憲法、全麵變法，是遠不能相提並論的。
在經濟方麵，康有為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議是設通商院（或稱為工商總局）和廢除厘金製度。這兩條都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措施。
他在《公車上書》中就提出：“似宜特設通商院，派廉潔大臣長於理財者經管其事。令各直省設立商會、商學比較廣，而以商務大臣統之，上下通氣，通同商辦，庶幾振興。……商會者何？一人之識未周，不若合眾議，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有大會、大公司，國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務乃可遠及四洲”3。當時所謂商務，是包括工業在內的，康有為要求設商會、股份公司，主張“廣紡織以敵洋布，造用物以敵洋貨”，這些顯然是代表了要求獨立發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