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頁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
1 《戊戌變法資料》第二冊，頁178。（據時務報館印本校正）
2 同上書，頁197。
3 同上書，頁216。
1 《戊戌變法資料》第二冊，頁179。
2 《勸學篇》。《戊戌變法資料》第三冊，頁229-230。
3 《時務報》第三冊（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見《戊戌變法資料》第三冊，頁19、21。
4 《報貝元徵》。《譚嗣同全集》，頁397。
1 《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資料》第四冊，頁140。
2 同上書，第二冊，頁200。
3 《勸學篇?變法》。《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三，頁22。
4 《辟韓》。《嚴幾道詩文鈔》卷三，頁6。
1 《仁學?卷下》。《譚嗣同全集》，頁56、66。
2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二○三，《明綱》、《變法》等篇。
3 《時務報》第二十九冊，頁20、22。
4 《王幹臣吏部實學平議》。《翼教叢編》卷三，頁14。
1 歐榘甲：《論政變為中國不亡之關係》。《戊戌變法資料》第三冊，頁159。
2 《勸學篇?正權》。《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頁24。又見《戊戌變法資料》第三冊，頁222。
3 《翼教叢編》卷五，頁2、3。
4 曾廉：《蠡庵集》卷十二，《上杜先生書》。
1 《戊戌變法資料》第二冊，頁544-545。
1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頁4。
--------------------------------------------------------------------------------
--------------------------------------------------------------------------------
（四）維新派的向西方學習
毛澤東指出：“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
康有為、嚴復都屬於戊戌維新時代的人物。
嚴復（1853-1921），福建侯官縣人。他在十四歲時考入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同治九年（1870年）畢業後在軍艦上實習了幾年，光緒三年（1877年）二十五歲時，被派到英國留學。二年後回國任船政學堂教習。光緒六年（1880年）調任李鴻章主持的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這個職務他連續擔任了二十年。嚴復在英國時已讀過歐洲著名資產階級學者亞當?斯密、邊沁、盧梭、孟德斯鳩、達爾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他的西方知識比維新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多得多。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天津主辦《直報》，兩年後又主辦《國聞報》，發表過幾篇主張變法的有名的論文。他翻譯的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雖然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才正式出版，但譯稿至遲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已完成。梁啓超曾讀過譯稿，並且把它的內容介紹給康有為。《天演論》的譯本在出版前已成為維新派的主要思想養料之一。以後嚴復又翻譯過多種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關於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邏輯的書，但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天演論》的影響最廣。
嚴復說：“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他又竭力鼓吹“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他認為要使中國像“西洋”一樣地富強起來，必須“用西洋之術”1。康有為、嚴復和其他維新誌士都明確地主張，要找到救國的途徑，必須向西方學習。他們所說的“西學”，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
維新派拿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做衡量的標準，使他們痛感到中國封建社會的落後和腐朽。他們以“西學”為武器，向封建的君主專製製度和官僚製度挑戰，向封建主義的綱常倫理觀念挑戰。他們強烈地反對八股文的科舉考試製度。他們提倡“興女學”，鼓吹廢除女子纏足這樣的惡習。他們敢於理直氣壯地提出這些對於封建主義“離經叛道”的主張，是因為他們學了西方資產階級之學的原故。
嚴復到過歐洲，看到了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裏貧富對立的現象，所以他在文章中寫道：“夫自今日中國而視西洋，則西洋誠為強且富，顧謂其至治極盛，則又大謬不然之說也。……二百年來，西洋自測算格物之學大行，製作之精，實為亙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際，殆無往而不用其機。加以電郵、氣舟、鐵轍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歸之一二人掌握而有餘。此雖有益於民生之交通，而亦大有利於奸雄之壟斷。壟斷既興，則民貧富貴賤之相懸，滋益遠矣”。他還指出，西方國家貧富懸殊的現象比中國更利害，因此在這些國家中也存在著“大亂”的危機1。但是嚴復所學的西學，不能幫助他懂得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西方國家中為什麽會有貧富的差別，為什麽社會財富為少數人壟斷，他作不出正確的解釋。（他把壟斷的產生說成好象是由於有了鐵路、輪船等原故）。他模糊地看到西方國家的社會製度和封建的奴役製度有所不同，但貧富懸殊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所以他說：“尚幸其國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為宗旨，所以強豪雖盛，尚無役使作橫之風，而貧富之差，則雖欲平之，而終無術矣。”2
1 《戊戌變法資料》第二冊，頁178。（據時務報館印本校正）
2 同上書，頁197。
3 同上書，頁216。
1 《戊戌變法資料》第二冊，頁179。
2 《勸學篇》。《戊戌變法資料》第三冊，頁229-230。
3 《時務報》第三冊（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見《戊戌變法資料》第三冊，頁19、21。
4 《報貝元徵》。《譚嗣同全集》，頁397。
1 《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資料》第四冊，頁140。
2 同上書，第二冊，頁200。
3 《勸學篇?變法》。《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三，頁22。
4 《辟韓》。《嚴幾道詩文鈔》卷三，頁6。
1 《仁學?卷下》。《譚嗣同全集》，頁56、66。
2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二○三，《明綱》、《變法》等篇。
3 《時務報》第二十九冊，頁20、22。
4 《王幹臣吏部實學平議》。《翼教叢編》卷三，頁14。
1 歐榘甲：《論政變為中國不亡之關係》。《戊戌變法資料》第三冊，頁159。
2 《勸學篇?正權》。《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頁24。又見《戊戌變法資料》第三冊，頁222。
3 《翼教叢編》卷五，頁2、3。
4 曾廉：《蠡庵集》卷十二，《上杜先生書》。
1 《戊戌變法資料》第二冊，頁544-545。
1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頁4。
--------------------------------------------------------------------------------
--------------------------------------------------------------------------------
（四）維新派的向西方學習
毛澤東指出：“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
康有為、嚴復都屬於戊戌維新時代的人物。
嚴復（1853-1921），福建侯官縣人。他在十四歲時考入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同治九年（1870年）畢業後在軍艦上實習了幾年，光緒三年（1877年）二十五歲時，被派到英國留學。二年後回國任船政學堂教習。光緒六年（1880年）調任李鴻章主持的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這個職務他連續擔任了二十年。嚴復在英國時已讀過歐洲著名資產階級學者亞當?斯密、邊沁、盧梭、孟德斯鳩、達爾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他的西方知識比維新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多得多。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天津主辦《直報》，兩年後又主辦《國聞報》，發表過幾篇主張變法的有名的論文。他翻譯的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雖然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才正式出版，但譯稿至遲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已完成。梁啓超曾讀過譯稿，並且把它的內容介紹給康有為。《天演論》的譯本在出版前已成為維新派的主要思想養料之一。以後嚴復又翻譯過多種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關於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邏輯的書，但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天演論》的影響最廣。
嚴復說：“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他又竭力鼓吹“痛除八股而大講西學”。他認為要使中國像“西洋”一樣地富強起來，必須“用西洋之術”1。康有為、嚴復和其他維新誌士都明確地主張，要找到救國的途徑，必須向西方學習。他們所說的“西學”，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
維新派拿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做衡量的標準，使他們痛感到中國封建社會的落後和腐朽。他們以“西學”為武器，向封建的君主專製製度和官僚製度挑戰，向封建主義的綱常倫理觀念挑戰。他們強烈地反對八股文的科舉考試製度。他們提倡“興女學”，鼓吹廢除女子纏足這樣的惡習。他們敢於理直氣壯地提出這些對於封建主義“離經叛道”的主張，是因為他們學了西方資產階級之學的原故。
嚴復到過歐洲，看到了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裏貧富對立的現象，所以他在文章中寫道：“夫自今日中國而視西洋，則西洋誠為強且富，顧謂其至治極盛，則又大謬不然之說也。……二百年來，西洋自測算格物之學大行，製作之精，實為亙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際，殆無往而不用其機。加以電郵、氣舟、鐵轍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歸之一二人掌握而有餘。此雖有益於民生之交通，而亦大有利於奸雄之壟斷。壟斷既興，則民貧富貴賤之相懸，滋益遠矣”。他還指出，西方國家貧富懸殊的現象比中國更利害，因此在這些國家中也存在著“大亂”的危機1。但是嚴復所學的西學，不能幫助他懂得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西方國家中為什麽會有貧富的差別，為什麽社會財富為少數人壟斷，他作不出正確的解釋。（他把壟斷的產生說成好象是由於有了鐵路、輪船等原故）。他模糊地看到西方國家的社會製度和封建的奴役製度有所不同，但貧富懸殊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所以他說：“尚幸其國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為宗旨，所以強豪雖盛，尚無役使作橫之風，而貧富之差，則雖欲平之，而終無術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