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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是，帝國主義強盜卻未曾想到它們的“勝利”會走向它們願望的反麵：既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帝浪潮，也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設了條件。農民家庭手工業的倒閉，使農村日用必需品進一步依賴城市，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擴大了商品市場。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傾家蕩產，逼得他們或輾轉死於溝壑，或背井離鄉，紛紛流向城市，尋找出賣勞動力的場所。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如上海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人口為二十九萬三千人，二十四年激增到五十八萬六千人，三年間增加了一倍。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充斥於城市之中，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農產品自給性質的衰退，商品性質的加強，則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擴大了原料來源。這一切給廣大勞動農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則隨著自然經濟的解體初步發展起來了。
清朝統治者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派官僚的官辦工業的徹底破產。這時，代替李鴻章而成為洋務派前台領袖的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張之洞本來是一個守舊的封建官僚，但又善於乘潮禦浪，隨機應變。中法戰爭後，他一變而為興辦官營企業的洋務派的要角。中日甲午戰爭後，張之洞又察看風色，感到需要變換腔調，因此他說了不少“保護華商，厚集商力”之類的話，把自己打扮成好象是個民族工業的保護神。實際上張之洞依然是繼承著李鴻章的衣缽，想重整官辦和官督商辦的洋務工業的破爛攤子。但是以清政府的十分拮據的財政狀況，是無力創辦新企業的，連原有的官辦企業也支撐不下去。有的官辦企業隻能改為商辦，有的則乞求外國資本的輸液，如張之洞自己創辦的漢陽鐵廠，從光緒二十四年起也不能不靠日本資本過日子。張之洞認為，至少鐵路等要害部門不能讓商民自辦。他說：“鐵路為全國利權所關，不甘讓利於商，更不肯讓權於商”，“必須官商合辦”1。張之洞這種“不甘讓利於商”、“不肯讓權於商”的叫喊，並不足以說明官方還有壟斷新式企業的力量，恰恰是反映官方的指揮棒已經失靈了。
民族企業的投資者及其政治代表人物譴責官府的壟斷，要求自由發展工業的呼聲，越來越高了。他們揭露“以官侵商”的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黑幕說，“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朘商為事者也，故富人無肯出巨資以辦商務者”1。他們主張：“民間之事，宜聽民辦，操刀代斲，必至傷手”2。“商人能集資自辦者，多多益善，尤當力為保護，毋得以官權侵之”3。他們要求打破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枷鎖。張之洞不是高喊招商集股合辦鐵路嗎？結果是“察訪商情，意謂官商頗難合辦”4，“號召華股，迄鮮應者”5。張之洞不是宣稱“鐵路為全國利權所關”，隻能官商合辦嗎？民族資本的代表人物駁斥說：不錯，鐵路固然是“天下之利藪”，但是，“以官侵商，固未有不敗者也。若民間自為興辦，則閭市相習，無患欺詐，事權自操，無患侵沒，大利所在，萬眾所趨，不召自來，不求自至，踴躍赴利，惟恐後時，患不舉事，奚慮不集哉！”6
對於這種要求打破官府壟斷，自由發展新式工業，挽救民族危機的歷史潮流，封建統治勢力是無法抗拒到底的。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終於不得不表示“提挈工商”，在光緒二十四年由總理衙門頒布了《振興工藝給獎章規》。這表明封建國家通過洋務派官僚壟斷新式企業的局麵從此結束了。
由於馬關條約，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取得了在中國設立工廠的權利，不過在最初的幾年間，他們還沒有較多地利用這種權利。這時他們的資本輸出主要採取更方便有利，更多帶有政治性質的貸款和修鐵路兩種形式，這種情形也使中國民族工業有了一個發展起來的機會。
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幾年間，民族資本的發展在數量上雖然還是很微弱的，但畢竟它是中國社會中從未有過的一種新的生產方式。舊的生產方式，即地主階級擁有最大部分土地，對勞動農民實行封建剝削的那種經濟，仍然占統治地位。同封建經濟的汪洋大海相比較，民族資本還隻是地殼變動時湧出水麵的一些小島，但它的存在和發展的意義要比它在數量上所占的比重大得多。
據不完全的統計，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幾年間，即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年）間，全國各地新辦的私人資本工礦企業，其創辦時資金在一萬元以上的，共有一百零四個。在這裏也包括個別的所謂"官辦招商集股"和"官督商辦"的，那是直接受官府控製的私人資本企業。這一百零四個企業的資本總額為二千三百多萬元。如果不把採礦企業計算在內，私人資本的工廠共為七十九個，其資本總額為一千七百多萬元。這個數目是很小的。當時清廷每年償還外債本息，如前所說有二千萬兩到二千五百萬兩，即二千七百多萬元到三千四百多萬元。這六年間的私人投資工礦企業的總額還抵不上一年償還外債的數目。但是同中日甲午戰爭前相比，戰後的發展是很明顯的。戰前的二十多年間，私人資本辦的工廠（不包括採礦企業）不到八十家，其資本總額約為七百三十萬元。這就是說，中日甲午戰爭後六年間創辦的私人資本工廠，以廠數計，和戰前二十多年間差不多，以投資總額計，則為二點三倍。在中日甲午戰爭後，私人資本的企業的確得到了初步發展，出現了一個興旺的局麵。
清朝統治者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派官僚的官辦工業的徹底破產。這時，代替李鴻章而成為洋務派前台領袖的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張之洞本來是一個守舊的封建官僚，但又善於乘潮禦浪，隨機應變。中法戰爭後，他一變而為興辦官營企業的洋務派的要角。中日甲午戰爭後，張之洞又察看風色，感到需要變換腔調，因此他說了不少“保護華商，厚集商力”之類的話，把自己打扮成好象是個民族工業的保護神。實際上張之洞依然是繼承著李鴻章的衣缽，想重整官辦和官督商辦的洋務工業的破爛攤子。但是以清政府的十分拮據的財政狀況，是無力創辦新企業的，連原有的官辦企業也支撐不下去。有的官辦企業隻能改為商辦，有的則乞求外國資本的輸液，如張之洞自己創辦的漢陽鐵廠，從光緒二十四年起也不能不靠日本資本過日子。張之洞認為，至少鐵路等要害部門不能讓商民自辦。他說：“鐵路為全國利權所關，不甘讓利於商，更不肯讓權於商”，“必須官商合辦”1。張之洞這種“不甘讓利於商”、“不肯讓權於商”的叫喊，並不足以說明官方還有壟斷新式企業的力量，恰恰是反映官方的指揮棒已經失靈了。
民族企業的投資者及其政治代表人物譴責官府的壟斷，要求自由發展工業的呼聲，越來越高了。他們揭露“以官侵商”的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黑幕說，“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朘商為事者也，故富人無肯出巨資以辦商務者”1。他們主張：“民間之事，宜聽民辦，操刀代斲，必至傷手”2。“商人能集資自辦者，多多益善，尤當力為保護，毋得以官權侵之”3。他們要求打破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枷鎖。張之洞不是高喊招商集股合辦鐵路嗎？結果是“察訪商情，意謂官商頗難合辦”4，“號召華股，迄鮮應者”5。張之洞不是宣稱“鐵路為全國利權所關”，隻能官商合辦嗎？民族資本的代表人物駁斥說：不錯，鐵路固然是“天下之利藪”，但是，“以官侵商，固未有不敗者也。若民間自為興辦，則閭市相習，無患欺詐，事權自操，無患侵沒，大利所在，萬眾所趨，不召自來，不求自至，踴躍赴利，惟恐後時，患不舉事，奚慮不集哉！”6
對於這種要求打破官府壟斷，自由發展新式工業，挽救民族危機的歷史潮流，封建統治勢力是無法抗拒到底的。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終於不得不表示“提挈工商”，在光緒二十四年由總理衙門頒布了《振興工藝給獎章規》。這表明封建國家通過洋務派官僚壟斷新式企業的局麵從此結束了。
由於馬關條約，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取得了在中國設立工廠的權利，不過在最初的幾年間，他們還沒有較多地利用這種權利。這時他們的資本輸出主要採取更方便有利，更多帶有政治性質的貸款和修鐵路兩種形式，這種情形也使中國民族工業有了一個發展起來的機會。
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幾年間，民族資本的發展在數量上雖然還是很微弱的，但畢竟它是中國社會中從未有過的一種新的生產方式。舊的生產方式，即地主階級擁有最大部分土地，對勞動農民實行封建剝削的那種經濟，仍然占統治地位。同封建經濟的汪洋大海相比較，民族資本還隻是地殼變動時湧出水麵的一些小島，但它的存在和發展的意義要比它在數量上所占的比重大得多。
據不完全的統計，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幾年間，即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年）間，全國各地新辦的私人資本工礦企業，其創辦時資金在一萬元以上的，共有一百零四個。在這裏也包括個別的所謂"官辦招商集股"和"官督商辦"的，那是直接受官府控製的私人資本企業。這一百零四個企業的資本總額為二千三百多萬元。如果不把採礦企業計算在內，私人資本的工廠共為七十九個，其資本總額為一千七百多萬元。這個數目是很小的。當時清廷每年償還外債本息，如前所說有二千萬兩到二千五百萬兩，即二千七百多萬元到三千四百多萬元。這六年間的私人投資工礦企業的總額還抵不上一年償還外債的數目。但是同中日甲午戰爭前相比，戰後的發展是很明顯的。戰前的二十多年間，私人資本辦的工廠（不包括採礦企業）不到八十家，其資本總額約為七百三十萬元。這就是說，中日甲午戰爭後六年間創辦的私人資本工廠，以廠數計，和戰前二十多年間差不多，以投資總額計，則為二點三倍。在中日甲午戰爭後，私人資本的企業的確得到了初步發展，出現了一個興旺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