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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洪秀全和參加這場大革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科學地解釋他們初期為什麽能那麽順利地取得巨大勝利，以及這種勝利隨後為什麽不能繼續向前發展的原因。洪秀全既然把自己所造出來的上帝當成勝利的根源，他就隻能企待上帝再次顯示奇蹟。在革命前期，他曾借用“天上”的語言來傳達人間的革命的意誌，但是到了革命的後期，他從遠離實際的王宮中發出來的非人間的語言，已不可能在群眾中引起什麽激動了。這些語言，現在讀來，使人感到好象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的囈語。天京最後被包圍，瀕於覆滅的日子裏，洪秀全又下詔令大眾安心，說是“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保固天京”1。這當然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
李秀成在失敗後的自述中說，他和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賢早就不相信“天父天兄”這一套宗教的語言，這話大概是可信的。就太平軍全軍來說，後期雖然一般地仍遵行某些宗教儀式，但是這已經隻是空洞的形式，不可能像前期那樣，藉助於宗教信仰而使全軍保持統一的意誌和嚴格的紀律了。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說：“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萬心如一心，故眾弟隻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奧妙，無人知覺。今因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2其實洪仁玕也不能說清楚這個“奧妙”。在蘇州訪問過他的英國傳教士說：“他（洪仁玕）表示他的看法是，盡管他們的領袖（洪秀全）有錯誤，但他是個虔誠信教的人。他敬拜上帝，經常誦讀《聖經》。《聖經》和《天路歷程》是他所愛好的兩本書。”3這裏所說的洪秀全的錯誤是指宗教觀念上的問題。曾經直接向外國牧師學習過的洪仁玕企圖用“正統的基督教義”來糾正洪秀全的“錯誤”，這當然絲毫無助於挽救太平天國的內在危機。
洪仁玕的《立法製諠諭》中又說：“前此拓土開疆，猶有日辟百裏之勢。何至於今而進寸退尺，戰勝攻取之威轉大遜於曩時？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東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軍而事權不一也。”4他深深感到，楊秀清當政時“號令統一”的情形已難以恢復，並且認為“事權不一”是足以導致危險的後果的。洪仁玕還指出，將領們和官員們“動以升遷為榮，幾若一歲九遷而猶緩，一月三遷而猶未足。……設仍各如所請，自茲以往，不及一年，舉朝內外，皆義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為升遷地耶？”1這實際上是說，大家都在謀求升官發財，爭權奪利，已經失去了共同奮鬥的遠大政治目標。事權不一、離心離德，也就成為必然的趨勢了。
除了封官賜爵以外，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已沒有別的辦法維繫人心。“義、安、福、燕、豫、侯”六等封爵是在天京大變亂後一兩月內開始設立的（例如，陳玉成在封王以前曾封為成天豫，繼升為成天安；李秀成在封王前，曾封為合天侯，繼升為合天義）。人人謀求更高的封爵的情形使洪仁玕發出了如上的慨嘆。但實際情形的發展遠遠超過了他所說的“舉朝內外，皆義皆安”。
金田起義後，天王洪秀全以下，隻有東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五個王，其中西王、南王早已戰死。進入南京後，隻增加了燕王秦日綱、豫王胡以晄。翼王石達開出走，其他諸王先後都死去。洪秀全把幾個洪姓的弟兄封為王，因為人心不服，又把陳玉成、李秀成、蒙得恩等若幹人封為王。據1861年冬的記載，天王已封了一百多個王2。雖然又添設了僅次於王爵的"天將、朝將、神將"等名目，但仍抑製不住許多將領自恃有功非得王爵不能滿意的情緒。而且領導者為了防止地方權力為個別將領所把持，也寧願把更多的將領提升為王，使他們互相牽製。甚至還有納賄於當權者，因而得封為王的。於是王爵的封賜越來越濫。在天京淪陷後被清軍虜獲的黃文英說，他的堂兄黃文金因有戰功封為堵王，他自己隻是替黃文金"管家務、管錢糧，並未管兵"，也受封為昭王。他還說："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後來就亂了。由廣東跟出來的都封王，本家親戚也都封王，捐錢糧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1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是太平天國內部秩序已陷入無法解救的混亂中的深刻反映。
後期太平軍紀律廢弛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許多官兵把虜獲的財物不歸公而歸私，並因劫掠而濫殺無辜，這些本是太平天國所嚴禁的。賭博、抽鴉片的惡習也在軍中出現了。這些現象使軍隊的作戰力降低，也嚴重損害了軍民關係。太平軍不但要對付清朝的軍隊，而且連自己統治地區內的“土匪”也成了它所難以戰勝的敵人。1862年在浙江的侍王李世賢寫給他的部下的一封信中說："我兵心散，不肯力戰，勢甚可危。又聞各處土匪四起，（在浙江西部）非十萬精兵不足以平之。自吾思之，皆因眾兄弟殺人放火，勢逼使然，非盡關百姓之無良。......從今以後，宜加意愛民，使民不以我為仇，倘時勢不佳，尚有藏身退步。否則，兵一失機，我與爾皆死無藏身之地"2。李世賢的這封機密的信劄為清軍所截獲，又落到了英國駐寧波的領事官手裏。這個英國領事把它送給在北京的英國公使，並加以評論說，這封信有一個特點，就是"隻談論世俗的問題"，而"把太平天國的宗教完全撇開了"；他又說："凡是對清政府友好的人，看見信上談到太平天國前途的地方，滿是抑鬱沮喪的情緒，當會感覺滿意和高興。"3
李秀成在失敗後的自述中說，他和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賢早就不相信“天父天兄”這一套宗教的語言，這話大概是可信的。就太平軍全軍來說，後期雖然一般地仍遵行某些宗教儀式，但是這已經隻是空洞的形式，不可能像前期那樣，藉助於宗教信仰而使全軍保持統一的意誌和嚴格的紀律了。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說：“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萬心如一心，故眾弟隻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奧妙，無人知覺。今因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2其實洪仁玕也不能說清楚這個“奧妙”。在蘇州訪問過他的英國傳教士說：“他（洪仁玕）表示他的看法是，盡管他們的領袖（洪秀全）有錯誤，但他是個虔誠信教的人。他敬拜上帝，經常誦讀《聖經》。《聖經》和《天路歷程》是他所愛好的兩本書。”3這裏所說的洪秀全的錯誤是指宗教觀念上的問題。曾經直接向外國牧師學習過的洪仁玕企圖用“正統的基督教義”來糾正洪秀全的“錯誤”，這當然絲毫無助於挽救太平天國的內在危機。
洪仁玕的《立法製諠諭》中又說：“前此拓土開疆，猶有日辟百裏之勢。何至於今而進寸退尺，戰勝攻取之威轉大遜於曩時？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東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軍而事權不一也。”4他深深感到，楊秀清當政時“號令統一”的情形已難以恢復，並且認為“事權不一”是足以導致危險的後果的。洪仁玕還指出，將領們和官員們“動以升遷為榮，幾若一歲九遷而猶緩，一月三遷而猶未足。……設仍各如所請，自茲以往，不及一年，舉朝內外，皆義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為升遷地耶？”1這實際上是說，大家都在謀求升官發財，爭權奪利，已經失去了共同奮鬥的遠大政治目標。事權不一、離心離德，也就成為必然的趨勢了。
除了封官賜爵以外，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已沒有別的辦法維繫人心。“義、安、福、燕、豫、侯”六等封爵是在天京大變亂後一兩月內開始設立的（例如，陳玉成在封王以前曾封為成天豫，繼升為成天安；李秀成在封王前，曾封為合天侯，繼升為合天義）。人人謀求更高的封爵的情形使洪仁玕發出了如上的慨嘆。但實際情形的發展遠遠超過了他所說的“舉朝內外，皆義皆安”。
金田起義後，天王洪秀全以下，隻有東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五個王，其中西王、南王早已戰死。進入南京後，隻增加了燕王秦日綱、豫王胡以晄。翼王石達開出走，其他諸王先後都死去。洪秀全把幾個洪姓的弟兄封為王，因為人心不服，又把陳玉成、李秀成、蒙得恩等若幹人封為王。據1861年冬的記載，天王已封了一百多個王2。雖然又添設了僅次於王爵的"天將、朝將、神將"等名目，但仍抑製不住許多將領自恃有功非得王爵不能滿意的情緒。而且領導者為了防止地方權力為個別將領所把持，也寧願把更多的將領提升為王，使他們互相牽製。甚至還有納賄於當權者，因而得封為王的。於是王爵的封賜越來越濫。在天京淪陷後被清軍虜獲的黃文英說，他的堂兄黃文金因有戰功封為堵王，他自己隻是替黃文金"管家務、管錢糧，並未管兵"，也受封為昭王。他還說："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後來就亂了。由廣東跟出來的都封王，本家親戚也都封王，捐錢糧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1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是太平天國內部秩序已陷入無法解救的混亂中的深刻反映。
後期太平軍紀律廢弛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許多官兵把虜獲的財物不歸公而歸私，並因劫掠而濫殺無辜，這些本是太平天國所嚴禁的。賭博、抽鴉片的惡習也在軍中出現了。這些現象使軍隊的作戰力降低，也嚴重損害了軍民關係。太平軍不但要對付清朝的軍隊，而且連自己統治地區內的“土匪”也成了它所難以戰勝的敵人。1862年在浙江的侍王李世賢寫給他的部下的一封信中說："我兵心散，不肯力戰，勢甚可危。又聞各處土匪四起，（在浙江西部）非十萬精兵不足以平之。自吾思之，皆因眾兄弟殺人放火，勢逼使然，非盡關百姓之無良。......從今以後，宜加意愛民，使民不以我為仇，倘時勢不佳，尚有藏身退步。否則，兵一失機，我與爾皆死無藏身之地"2。李世賢的這封機密的信劄為清軍所截獲，又落到了英國駐寧波的領事官手裏。這個英國領事把它送給在北京的英國公使，並加以評論說，這封信有一個特點，就是"隻談論世俗的問題"，而"把太平天國的宗教完全撇開了"；他又說："凡是對清政府友好的人，看見信上談到太平天國前途的地方，滿是抑鬱沮喪的情緒，當會感覺滿意和高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