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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雖然還沒有資產階級，也就還沒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已經開始有了些初步接受資本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要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來對中國進行某些改革的主張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他們不理解反封建的農民革命，他們不贊成，而且反對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這裏可以舉幾個比較有名的人物為例。
一、馮桂芬（1809-1874）他在鹹豐十一年（1861年）刊行《校邠廬抗議》一書3，這是提倡資產階級新學最早的著作中的一種。其中提倡"采西學"、"製洋器"，主張學習西方的"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主張學習使用機器，認為"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1他把封建的中國和資本主義的外國相比較，認為"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2。他的書中對於當時的官製，官員的升遷製度，科舉考試製度，官場上貪汙習氣等等提出了批評，這些批評固然談不上是要求根本的改革，但在官僚地主的圈子內已被認為是"立言不免稍激"3了。馮桂芬是個蘇州的地主紳士，中過進士。他在鹹豐十年逃到上海。他贊成借用外國力量來打太平天國。曾國藩派李鴻章的淮軍到上海這件事是首先由在上海的地主紳士們推動的，馮桂芬是其中的一個積極參與者。他受李鴻章聘任為幕僚，襄助用兵蘇、常一帶。在他的書中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形勢是，由於俄、英、法、美四國"互相箝製"，近數年內，可以"無事"，但是"中華為地球第一大國，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國所垂涎"，如果不努力"自強"，那麽"我中華且將為天下萬國所魚肉，何以堪之，此賈生之所為痛哭流涕者也。"他認為，"國家以夷務為第一要政，而剿賊次之。何也，賊可滅夷不可滅也。"4他贊成借洋兵來"剿賊"，認為反對借洋兵的人是不識夷情，不懂夷務；他說："用夷固非常道，不失為權宜之策"5。在他心目中，"剿賊"--把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消滅掉是當前的急務。
二、王韜（1828-1897）他本是蘇州農村裏的一個秀才。在中了秀才以後四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到上海，在一個英國傳教士慕維廉所辦的"墨海書館"中工作。英美很早就注意在中國設立出版機構，發行漢文書報，其內容是宣傳基督教，吹噓西方物質文明，以求在中國人民，首先是知識分子中養成崇外媚外的心理。聘用王韜的墨海書館就是這樣的一個出版機構。他同英國人的關係不僅是在這個出版機構中工作。鹹豐十一年（1861年）英駐華海軍司令何伯率艦隊沿長江到南京和漢口，王韜還隨同前往。就在這年冬天，他把他全家從上海搬回蘇州，在蘇州向太平軍表示歸順，並上書為太平軍出謀劃策。約半年後他又回到上海，仍在英國人手下工作。在上海附近的一次戰役中，清軍從俘獲物中發現了一封寫給太平軍"總理蘇福省民務"的官員劉肇鈞的長信，署名黃畹，並且很快查出這封信的作者就是王韜。清朝官方認為王韜是"通賊"的罪人，要求英國人交出來。英國人拒絕，把他送到香港了事。以後，王韜就長期在香港辦報，還曾到過英國，晚年才回上海。王韜寫了很多文章，出了不少書，提倡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要求發展工商業和新式交通事業，主張改革封建的科舉考試製度、學校製度，他是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早期的重要作者。但是他的著作一貫地表示反對太平天國的立場。他寫給太平軍的長信中主要意思是，太平軍不應該進兵上海，對於洋人"寧和而毋戰。"他說，太平軍應該主要去同曾國藩爭長江上遊，"能復安慶，克取黃州，然後控九江，爭漢口，與翼王（石達開）通問，合併兵力，長驅大進，黃河以南非復清有矣"。他說，上海雖然並不是不可能攻下，但從此和洋人結怨，是很不利的，"雖得誌於上海，而於力爭上遊之大局反有所阻，此畹所不取也。"1這個王韜，不久後又在上海用同樣的觀點擬了一封給曾國藩的信，信中說，太平軍不力爭長江上遊而占江、浙是"失其地利"，從而向曾國藩獻策說："我之所以平賊者，要當反其道而行之，......力爭上遊，順流進取，以得地利。"1把王韜給曾國藩和太平軍雙方出的主意綜合起來，其實是要他們都放棄江、浙沿海一帶，而在長江上遊互相爭奪。把江、浙一帶放棄給誰？顯然是給英國人。所以王韜到太平軍中混了一下，如果不是受英國人直接指使的話，也是站在為外國侵略者服務的立場到農民革命中來的投機分子。在王韜身上，我們看到了在中國這時開始出現了為外國侵略者所培養和保護的知識分子，他們可以發揮在某種程度和封建傳統對立的思想，但不能成為反封建的農民革命的朋友。
三、容閎（1828-1912）這是一個完全由外國人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容閎出身於廣東澳門附近的農家，從七歲起在澳門和香港進英國人辦的學校讀書。二十歲時外國人把他送到美國，在那裏受了大學教育。當他回國時，已經是太平天國戰爭時期了。鹹豐十年（1860年）十月，他和兩個美國傳教士由上海走內河經過蘇州、無錫等太平軍占領地區到了天京。他們受到幹王洪仁玕的接見。據容閎說，他在鹹豐六年（1856年）在香港已和洪仁玕相識。所以他表示此來是"探問故人"，而"無意投身太平軍中"。但他向幹王提出了七點建議："一、依正當的軍事製度，組織一良好軍隊；二、設立武備學校，以養成多數有學識軍官；三、建設海軍學校；四、建設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經驗之人才為各部行政顧問；五、創立銀行製度，及釐訂度量衡標準；六、頒定各級學校教育製度，以耶穌教聖經列為主課；七、設立各種實業學校。"並且表示："倘不以為迂緩而採納予言，願為馬前走卒"1。這些建議表明，容閎對於農民革命並沒有一點起碼的了解。在他後來寫的書中甚至把"揭竿而起"的農民群眾能夠取得那麽大的勝利，都歸功於"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為之"，而他又對洪秀全的宗教並不是真正的基督教非常不滿意。他的建議是想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榜樣來改造農民政權，但是他拒絕參加農民革命。幹王頒給容閎一個四等爵位的印銜，意思是希望他留在天京，他不接受。他和同來的美國傳教士一起離開太平軍區域，仍回到上海。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容閎被人介紹給曾國藩，從此以後，他就成了曾國藩辦理洋務的一個得力助手。在他的書中對曾國藩作了高度的頌揚。
一、馮桂芬（1809-1874）他在鹹豐十一年（1861年）刊行《校邠廬抗議》一書3，這是提倡資產階級新學最早的著作中的一種。其中提倡"采西學"、"製洋器"，主張學習西方的"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主張學習使用機器，認為"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1他把封建的中國和資本主義的外國相比較，認為"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2。他的書中對於當時的官製，官員的升遷製度，科舉考試製度，官場上貪汙習氣等等提出了批評，這些批評固然談不上是要求根本的改革，但在官僚地主的圈子內已被認為是"立言不免稍激"3了。馮桂芬是個蘇州的地主紳士，中過進士。他在鹹豐十年逃到上海。他贊成借用外國力量來打太平天國。曾國藩派李鴻章的淮軍到上海這件事是首先由在上海的地主紳士們推動的，馮桂芬是其中的一個積極參與者。他受李鴻章聘任為幕僚，襄助用兵蘇、常一帶。在他的書中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形勢是，由於俄、英、法、美四國"互相箝製"，近數年內，可以"無事"，但是"中華為地球第一大國，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國所垂涎"，如果不努力"自強"，那麽"我中華且將為天下萬國所魚肉，何以堪之，此賈生之所為痛哭流涕者也。"他認為，"國家以夷務為第一要政，而剿賊次之。何也，賊可滅夷不可滅也。"4他贊成借洋兵來"剿賊"，認為反對借洋兵的人是不識夷情，不懂夷務；他說："用夷固非常道，不失為權宜之策"5。在他心目中，"剿賊"--把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消滅掉是當前的急務。
二、王韜（1828-1897）他本是蘇州農村裏的一個秀才。在中了秀才以後四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到上海，在一個英國傳教士慕維廉所辦的"墨海書館"中工作。英美很早就注意在中國設立出版機構，發行漢文書報，其內容是宣傳基督教，吹噓西方物質文明，以求在中國人民，首先是知識分子中養成崇外媚外的心理。聘用王韜的墨海書館就是這樣的一個出版機構。他同英國人的關係不僅是在這個出版機構中工作。鹹豐十一年（1861年）英駐華海軍司令何伯率艦隊沿長江到南京和漢口，王韜還隨同前往。就在這年冬天，他把他全家從上海搬回蘇州，在蘇州向太平軍表示歸順，並上書為太平軍出謀劃策。約半年後他又回到上海，仍在英國人手下工作。在上海附近的一次戰役中，清軍從俘獲物中發現了一封寫給太平軍"總理蘇福省民務"的官員劉肇鈞的長信，署名黃畹，並且很快查出這封信的作者就是王韜。清朝官方認為王韜是"通賊"的罪人，要求英國人交出來。英國人拒絕，把他送到香港了事。以後，王韜就長期在香港辦報，還曾到過英國，晚年才回上海。王韜寫了很多文章，出了不少書，提倡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要求發展工商業和新式交通事業，主張改革封建的科舉考試製度、學校製度，他是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早期的重要作者。但是他的著作一貫地表示反對太平天國的立場。他寫給太平軍的長信中主要意思是，太平軍不應該進兵上海，對於洋人"寧和而毋戰。"他說，太平軍應該主要去同曾國藩爭長江上遊，"能復安慶，克取黃州，然後控九江，爭漢口，與翼王（石達開）通問，合併兵力，長驅大進，黃河以南非復清有矣"。他說，上海雖然並不是不可能攻下，但從此和洋人結怨，是很不利的，"雖得誌於上海，而於力爭上遊之大局反有所阻，此畹所不取也。"1這個王韜，不久後又在上海用同樣的觀點擬了一封給曾國藩的信，信中說，太平軍不力爭長江上遊而占江、浙是"失其地利"，從而向曾國藩獻策說："我之所以平賊者，要當反其道而行之，......力爭上遊，順流進取，以得地利。"1把王韜給曾國藩和太平軍雙方出的主意綜合起來，其實是要他們都放棄江、浙沿海一帶，而在長江上遊互相爭奪。把江、浙一帶放棄給誰？顯然是給英國人。所以王韜到太平軍中混了一下，如果不是受英國人直接指使的話，也是站在為外國侵略者服務的立場到農民革命中來的投機分子。在王韜身上，我們看到了在中國這時開始出現了為外國侵略者所培養和保護的知識分子，他們可以發揮在某種程度和封建傳統對立的思想，但不能成為反封建的農民革命的朋友。
三、容閎（1828-1912）這是一個完全由外國人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容閎出身於廣東澳門附近的農家，從七歲起在澳門和香港進英國人辦的學校讀書。二十歲時外國人把他送到美國，在那裏受了大學教育。當他回國時，已經是太平天國戰爭時期了。鹹豐十年（1860年）十月，他和兩個美國傳教士由上海走內河經過蘇州、無錫等太平軍占領地區到了天京。他們受到幹王洪仁玕的接見。據容閎說，他在鹹豐六年（1856年）在香港已和洪仁玕相識。所以他表示此來是"探問故人"，而"無意投身太平軍中"。但他向幹王提出了七點建議："一、依正當的軍事製度，組織一良好軍隊；二、設立武備學校，以養成多數有學識軍官；三、建設海軍學校；四、建設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經驗之人才為各部行政顧問；五、創立銀行製度，及釐訂度量衡標準；六、頒定各級學校教育製度，以耶穌教聖經列為主課；七、設立各種實業學校。"並且表示："倘不以為迂緩而採納予言，願為馬前走卒"1。這些建議表明，容閎對於農民革命並沒有一點起碼的了解。在他後來寫的書中甚至把"揭竿而起"的農民群眾能夠取得那麽大的勝利，都歸功於"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為之"，而他又對洪秀全的宗教並不是真正的基督教非常不滿意。他的建議是想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榜樣來改造農民政權，但是他拒絕參加農民革命。幹王頒給容閎一個四等爵位的印銜，意思是希望他留在天京，他不接受。他和同來的美國傳教士一起離開太平軍區域，仍回到上海。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容閎被人介紹給曾國藩，從此以後，他就成了曾國藩辦理洋務的一個得力助手。在他的書中對曾國藩作了高度的頌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