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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石達開給駱秉章的信中回顧十餘年來的戎馬生活說：“轉覺馳驅天下，徒然勞及軍民，且嘆戰場中每致傷連雞犬，帶甲經年，人無寧歲，運籌終日，身少閑時。天耶人那，勞終無益，時乎運乎，窮竟不通。閱歷數十年，已覺備嚐艱苦，統兵數百萬，徒為奔走焦勞。”2這封信雖然未必出於石達開的手筆，但看來是真實地反映了他當時的思想和情緒。當他在軍事上陷於絕境的時候，對於他所曾參與的事業的絕望和懊喪也就達到了頂點。
在石達開離開天京後，天王洪秀全曾起用蒙得恩為“正掌率”，這是當時最高的官職。陳玉成這個年輕的優秀將領被封為“又正掌率”，李秀成則封為“副掌率”。陳、李二人經常奔馳於戰場，隻有蒙得恩留在天京作為洪秀全處理國事的主要助手。蒙得恩雖然在金田起義前就已參加拜上帝會，但無論在軍事和政治活動方麵都沒有顯出什麽較強的能力。到了鹹豐九年（1859年）三月裏，洪仁玕到達天京，這使洪秀全非常高興。半個月後，洪仁玕被封為幹王，負起了在天王領導下"總理朝綱"的任務。
突然來到天京的洪仁玕是個什麽人呢？
洪仁玕（1822-1864）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拜上帝會最早的信徒之一。按他自己的說法是"自幼讀書"，同洪秀全一樣，是個農民中的小知識分子。洪秀全決心革命時，曾與他密謀。在金田起義時，他還在廣東本鄉。起義發動後，洪秀全家鄉中的親屬和有關的人都受到官方嚴緝。洪仁玕曾到廣西，但沒有追上起義的軍隊。鹹豐二年（1852年）他和洪秀全派到廣東的一個使者一起發動了一次小規模的起義，沒有成功。他被清朝官方所逮捕，幸而逃脫，並輾轉逃亡到了香港。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洪仁玕曾到上海，但未能設法抵天京，隻好仍回到香港。他在香港接觸了一些外國傳教士，其中有個漢名叫韓山文的瑞典的青年教士，根據洪仁玕的口述寫了本關於洪秀全的起義經過的書，是最早向世界介紹中國這一重大事件的一本書1。洪仁玕在香港期間，以給外國人教授中文為生，同時他也向外國人學了天文、歷算及其他知識。到了鹹豐九年（1859年），他從廣東到江西、湖北，喬妝商人，經過清朝統治的地區終於到達了天京。
這樣一個新來乍到的人立刻被置於國家的高位上。鹹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奔襲杭州，分散了敵方江南大營的兵力，立即回軍擊敗江南大營，這一個英明的作戰計劃就是洪仁玕提出來的。在經過這一戰使天京形勢大為改善以後，主張出兵東進蘇、杭、上海的也是洪仁玕。他當時認為東進勝利之後，應立即爭取長江上遊，分兵占領湖北、江西。他在發覺李秀成既得江南地區後，就以為"高枕無憂"，曾批評說："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稱為中州漁米之地。......今棄而不顧，徒以蘇、杭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1。他對李秀成的批評顯然是正確的。他在太平天國負重任，一直到天京的覆滅。
洪仁玕在封為幹王後不久，寫了一本名為《資政新篇》的書2，經天王洪秀全批準後公布。洪仁玕說：他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條陳款列，善輔國政，以新民德”。他認為，“事有常變，理有窮通”，應該“因時製宜，審勢而行”。他在這本書裏，按照他的了解，敘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認為這些國家“技藝精巧，國法宏深”，應該允許同外國通商；在不幹涉內政的條件下，歡迎外國人來傳授工藝技術。所以他的主張，實際上就是說，要建設一個新的國家，不應當再走中國傳統的老路，而應該向西方國家學習。他具體的主張是要發展工業（所謂“興器皿技藝”），開採礦藏，發展交通（“興車馬之利”，“興舟揖之利”，以至製造火車輪船），創辦銀行，發行紙幣，設立郵局、報館、醫院等等；他主張準許私人投資、獎勵發明創造，對那些能製造火車輪船的人，“首創至巧者賞以自專其利。”此外，他還認為應該反對“不務實學，專事浮文”，應該革除象女子纏足這類落後的習俗。在洪仁玕所設想的新國家中是有富人和窮人的，甚至是有百萬富翁的。他在提到銀行時說：“倘有百萬家財者，……或三、四富民共請立，或一人請立，均無不可”；他認為“書信館”（郵局）和“新聞館”，“準富民納餉稟明而設”。他還有一條具體主張是“興士民公會”，就是要富人組織起來“以拯困扶危並教育等件”，但（對於窮人）“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譽，……宜令作工以受所值”。所以，洪仁玕的主張就是要建立一個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他的主張中又有一條說：“外國有禁賣子為奴之例。家貧賣子，隻顧眼前之便，不思子孫永為人奴，大辱祖考，……故準富者請人僱工，不得買奴，貽笑外邦”。很可注意的是他並不是責備富者買奴，反而責備家貧賣子的人。他贊成資本主義的僱傭製度的意思是很明確的。
《資政新篇》是作為太平天國的官書刊行的。書上附有洪秀全的眉批。對於洪仁玕提出的幾乎每一點主張，洪秀全都作了肯定的批語。
洪仁玕為了發展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提出了帶有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的綱領，這是自發的農民運動所不可能提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沒有能把他所希望的這種改革同消滅封建剝削製度聯繫起來。關於這一點，我們拿《天朝田畝製度》和洪仁玕的《資政新篇》相比較，就可以看出來。《天朝田畝製度》所設想的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我們前麵已說過，《天朝田畝製度》的作者無法把工商業和城市安排到他們所理想的社會中，這些東西在那個文件中根本沒有位置。而在洪仁玕的《資政新篇》中，恰恰相反，幾乎沒有談到農村。涉及農村的文字隻有很簡單的兩條，一條是“興鄉官”，一條是“興鄉兵”。他要讓“公義者”擔任“鄉官”，“以理一鄉民情曲直吉凶等等，鄉兵聽其調遣”，而“鄉兵”的任務則是管理清潔衛生工作和維持社會治安。作為《天朝田畝製度》的核心的土地平分問題，在《資政新篇》中一個字也沒有涉及。
在石達開離開天京後，天王洪秀全曾起用蒙得恩為“正掌率”，這是當時最高的官職。陳玉成這個年輕的優秀將領被封為“又正掌率”，李秀成則封為“副掌率”。陳、李二人經常奔馳於戰場，隻有蒙得恩留在天京作為洪秀全處理國事的主要助手。蒙得恩雖然在金田起義前就已參加拜上帝會，但無論在軍事和政治活動方麵都沒有顯出什麽較強的能力。到了鹹豐九年（1859年）三月裏，洪仁玕到達天京，這使洪秀全非常高興。半個月後，洪仁玕被封為幹王，負起了在天王領導下"總理朝綱"的任務。
突然來到天京的洪仁玕是個什麽人呢？
洪仁玕（1822-1864）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拜上帝會最早的信徒之一。按他自己的說法是"自幼讀書"，同洪秀全一樣，是個農民中的小知識分子。洪秀全決心革命時，曾與他密謀。在金田起義時，他還在廣東本鄉。起義發動後，洪秀全家鄉中的親屬和有關的人都受到官方嚴緝。洪仁玕曾到廣西，但沒有追上起義的軍隊。鹹豐二年（1852年）他和洪秀全派到廣東的一個使者一起發動了一次小規模的起義，沒有成功。他被清朝官方所逮捕，幸而逃脫，並輾轉逃亡到了香港。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洪仁玕曾到上海，但未能設法抵天京，隻好仍回到香港。他在香港接觸了一些外國傳教士，其中有個漢名叫韓山文的瑞典的青年教士，根據洪仁玕的口述寫了本關於洪秀全的起義經過的書，是最早向世界介紹中國這一重大事件的一本書1。洪仁玕在香港期間，以給外國人教授中文為生，同時他也向外國人學了天文、歷算及其他知識。到了鹹豐九年（1859年），他從廣東到江西、湖北，喬妝商人，經過清朝統治的地區終於到達了天京。
這樣一個新來乍到的人立刻被置於國家的高位上。鹹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奔襲杭州，分散了敵方江南大營的兵力，立即回軍擊敗江南大營，這一個英明的作戰計劃就是洪仁玕提出來的。在經過這一戰使天京形勢大為改善以後，主張出兵東進蘇、杭、上海的也是洪仁玕。他當時認為東進勝利之後，應立即爭取長江上遊，分兵占領湖北、江西。他在發覺李秀成既得江南地區後，就以為"高枕無憂"，曾批評說："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稱為中州漁米之地。......今棄而不顧，徒以蘇、杭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1。他對李秀成的批評顯然是正確的。他在太平天國負重任，一直到天京的覆滅。
洪仁玕在封為幹王後不久，寫了一本名為《資政新篇》的書2，經天王洪秀全批準後公布。洪仁玕說：他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條陳款列，善輔國政，以新民德”。他認為，“事有常變，理有窮通”，應該“因時製宜，審勢而行”。他在這本書裏，按照他的了解，敘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認為這些國家“技藝精巧，國法宏深”，應該允許同外國通商；在不幹涉內政的條件下，歡迎外國人來傳授工藝技術。所以他的主張，實際上就是說，要建設一個新的國家，不應當再走中國傳統的老路，而應該向西方國家學習。他具體的主張是要發展工業（所謂“興器皿技藝”），開採礦藏，發展交通（“興車馬之利”，“興舟揖之利”，以至製造火車輪船），創辦銀行，發行紙幣，設立郵局、報館、醫院等等；他主張準許私人投資、獎勵發明創造，對那些能製造火車輪船的人，“首創至巧者賞以自專其利。”此外，他還認為應該反對“不務實學，專事浮文”，應該革除象女子纏足這類落後的習俗。在洪仁玕所設想的新國家中是有富人和窮人的，甚至是有百萬富翁的。他在提到銀行時說：“倘有百萬家財者，……或三、四富民共請立，或一人請立，均無不可”；他認為“書信館”（郵局）和“新聞館”，“準富民納餉稟明而設”。他還有一條具體主張是“興士民公會”，就是要富人組織起來“以拯困扶危並教育等件”，但（對於窮人）“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譽，……宜令作工以受所值”。所以，洪仁玕的主張就是要建立一個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他的主張中又有一條說：“外國有禁賣子為奴之例。家貧賣子，隻顧眼前之便，不思子孫永為人奴，大辱祖考，……故準富者請人僱工，不得買奴，貽笑外邦”。很可注意的是他並不是責備富者買奴，反而責備家貧賣子的人。他贊成資本主義的僱傭製度的意思是很明確的。
《資政新篇》是作為太平天國的官書刊行的。書上附有洪秀全的眉批。對於洪仁玕提出的幾乎每一點主張，洪秀全都作了肯定的批語。
洪仁玕為了發展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提出了帶有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的綱領，這是自發的農民運動所不可能提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沒有能把他所希望的這種改革同消滅封建剝削製度聯繫起來。關於這一點，我們拿《天朝田畝製度》和洪仁玕的《資政新篇》相比較，就可以看出來。《天朝田畝製度》所設想的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我們前麵已說過，《天朝田畝製度》的作者無法把工商業和城市安排到他們所理想的社會中，這些東西在那個文件中根本沒有位置。而在洪仁玕的《資政新篇》中，恰恰相反，幾乎沒有談到農村。涉及農村的文字隻有很簡單的兩條，一條是“興鄉官”，一條是“興鄉兵”。他要讓“公義者”擔任“鄉官”，“以理一鄉民情曲直吉凶等等，鄉兵聽其調遣”，而“鄉兵”的任務則是管理清潔衛生工作和維持社會治安。作為《天朝田畝製度》的核心的土地平分問題，在《資政新篇》中一個字也沒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