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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天朝田畝製度》中提出來的社會製度事實上從未真正實行過，也不可能真正實行。
在未到南京以前，在流動作戰中，說不上實行他們的田畝製度。當時情況按清朝官方記載是：太平軍每到一處即發布告示，“令富者貢獻資糧，窮者效力”。清朝官方記載，在鹹豐三年初進入武昌時，“亦如此出示，設館收貢，僅行一日，見所獲無幾，遂逐戶搜括”。當然是搜括富戶。官方記載又說：“此時蓋專擄城市，仍不擾鄉民”。“不但不擄鄉民，且所過之處，以攫得衣物散給貧者”1。專擄城市，當然是因為城市財富比較集中的原故。
在既入南京並重回江西、湖南一帶時，就不能不進一步來解決管理農村的問題了。清朝官方記載說：太平軍派人入各村莊，“勾通富戶奸佃劣仆，訪問窖藏所在，許掘得分給”。這是在經濟上打擊農村中的地主富農。不久後又在鄉村中按照《天朝田畝製度》的規定設立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各官。有些地方並出示曰：“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貨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五鬥以為口食”2。這也是根據《天朝田畝製度》的精神，但如果認真這樣做，就成了剝奪一切農民和小商販的所有，而由國家負起供養全部人口的責任，這是行不通的。顯然，他們並沒有真這樣做，因而“遂下科派之令，稽查所設鄉官，一軍之地共有田畝若幹，以種一石終歲責交錢一千文，米三石六鬥核算，注於冊籍”1。曾國藩後來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奏疏中也說："粵匪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姦淫，以安裹脅之眾，聽民耕種以安占據之縣，民間耕穫與賊各分其半"2。
清朝官方的這些記述雖然未必很準確，但由此可見，太平天國實際做到了在經濟和政治上打擊農村中的地主階級，農民們不交租給地主，而直接向國家納稅。也就是說，《天朝田畝製度》中的革命的方麵是在一定程度內實施了的。至於土地的絕對平分，並把除維持最低生活需要以外的一切多餘的糧食、財產都歸“國庫”這種想法，是並沒有實行，也是不可能實行的。
在太平軍西征的時候，東王和北王、翼王會奏天王說：“建都天京，兵士日眾，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課。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米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3。天王批準了這個建議。據此，可見太平天國的領導者當時認為立刻去實行平分土地等事是不適當的，還是要用“交糧納稅”的辦法來解決軍隊所需要的糧食問題。
必須指出，太平天國在其所占領的農村中對於地主的統治權力和封建的土地所有製的打擊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甚至在不少地方是很不徹底的。太平軍到達一個鄉村時，對地主富戶給了經濟上的打擊，再加上當地農民起來鬥爭，就在事實上造成了農民不承認地主的土地所有製的情形。但在這種鬥爭比較薄弱的地方，地主的地位就動搖不大。有些地方形式上設立了鄉官製度，實際上並沒有消滅地主在當地農村中的統治地位。
所謂鄉官（即兩司馬、卒長）都是從當地居民中選拔出來的。在地主勢力確已受到嚴重打擊的地方建立起來的鄉村政權，固然較多具有革命的性質，但在不少地方的鄉官的人選卻往往還是舊的地主和地主的狗腿子一類人物。清朝官方記載說：“（太平軍）脅田畝多者充偽官，而以貧戶充伍卒”；“盡有鄉官本刁健訟棍，饒有機阱，每備禮物入城獻於賊目（太平軍的官員——引者），與之款洽，倚為護符”1。“（鄉官）皆以本鄉土人為之，其中以土匪充數者固多，然因留戀家產佯為應承者亦不少”2。這些記載表明，當時有不少地主階級分子混入太平天國的鄉村政權中。依靠這類鄉官，當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秩序。
上述情形都表明，太平天國並不能成功地管理農村和城市。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單純的農民革命好象一場暴風雨，可以給封建統治秩序以嚴重的毀壞，但是並不能保證建立一種能夠代替舊秩序的新製度。要徹底推翻農村中的封建剝削製度而使農民群眾再也不過被剝削的生活，要徹底摧毀地主階級的統治而代之以農民群眾的真正的民主製度，要把本來是建築於對農民的剝削製度上的城市經濟轉變為真正對農民有利的城市，這都是十分艱難的任務，這樣的任務不是單純農民的革命所能完成的。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在《天朝田畝製度》中提出的方案，固然被證明是行不通的，他們所作的試驗，固然終於是失敗了的，但是他們的經驗使得中國革命中的這些複雜問題所包含著的各種矛盾更加鮮明地顯示了出來。隻就這點說，也是對於解決這些問題的重大貢獻。
（六）天京城內的大變亂
當太平軍向南京進軍過程中，好象用篩子把舊社會篩了一道一樣，篩出來的跟著它一起走了，剩下的照舊留在本地。但當太平軍發展到長江下遊，占領了南京這樣的大城市，有了比較固定的地區時，除了一些逃走了的地主階級分子以外，它不得不聽任整個社會中的一切成分都包羅在自己的隊伍裏麵，因而它的內部成分的複雜性大大地增加。城鎮給它帶來了更多的浪蕩遊民。城鎮中不少地主分子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商人、手工業者，因為無路可走，不得不表示順從太平軍。農村基層政權中混進了不少地主階級分子，還有許多被打敗潰散了的清朝軍隊中的兵勇也參加到太平軍內來了。
在未到南京以前，在流動作戰中，說不上實行他們的田畝製度。當時情況按清朝官方記載是：太平軍每到一處即發布告示，“令富者貢獻資糧，窮者效力”。清朝官方記載，在鹹豐三年初進入武昌時，“亦如此出示，設館收貢，僅行一日，見所獲無幾，遂逐戶搜括”。當然是搜括富戶。官方記載又說：“此時蓋專擄城市，仍不擾鄉民”。“不但不擄鄉民，且所過之處，以攫得衣物散給貧者”1。專擄城市，當然是因為城市財富比較集中的原故。
在既入南京並重回江西、湖南一帶時，就不能不進一步來解決管理農村的問題了。清朝官方記載說：太平軍派人入各村莊，“勾通富戶奸佃劣仆，訪問窖藏所在，許掘得分給”。這是在經濟上打擊農村中的地主富農。不久後又在鄉村中按照《天朝田畝製度》的規定設立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伍長各官。有些地方並出示曰：“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貨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五鬥以為口食”2。這也是根據《天朝田畝製度》的精神，但如果認真這樣做，就成了剝奪一切農民和小商販的所有，而由國家負起供養全部人口的責任，這是行不通的。顯然，他們並沒有真這樣做，因而“遂下科派之令，稽查所設鄉官，一軍之地共有田畝若幹，以種一石終歲責交錢一千文，米三石六鬥核算，注於冊籍”1。曾國藩後來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奏疏中也說："粵匪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姦淫，以安裹脅之眾，聽民耕種以安占據之縣，民間耕穫與賊各分其半"2。
清朝官方的這些記述雖然未必很準確，但由此可見，太平天國實際做到了在經濟和政治上打擊農村中的地主階級，農民們不交租給地主，而直接向國家納稅。也就是說，《天朝田畝製度》中的革命的方麵是在一定程度內實施了的。至於土地的絕對平分，並把除維持最低生活需要以外的一切多餘的糧食、財產都歸“國庫”這種想法，是並沒有實行，也是不可能實行的。
在太平軍西征的時候，東王和北王、翼王會奏天王說：“建都天京，兵士日眾，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課。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米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3。天王批準了這個建議。據此，可見太平天國的領導者當時認為立刻去實行平分土地等事是不適當的，還是要用“交糧納稅”的辦法來解決軍隊所需要的糧食問題。
必須指出，太平天國在其所占領的農村中對於地主的統治權力和封建的土地所有製的打擊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甚至在不少地方是很不徹底的。太平軍到達一個鄉村時，對地主富戶給了經濟上的打擊，再加上當地農民起來鬥爭，就在事實上造成了農民不承認地主的土地所有製的情形。但在這種鬥爭比較薄弱的地方，地主的地位就動搖不大。有些地方形式上設立了鄉官製度，實際上並沒有消滅地主在當地農村中的統治地位。
所謂鄉官（即兩司馬、卒長）都是從當地居民中選拔出來的。在地主勢力確已受到嚴重打擊的地方建立起來的鄉村政權，固然較多具有革命的性質，但在不少地方的鄉官的人選卻往往還是舊的地主和地主的狗腿子一類人物。清朝官方記載說：“（太平軍）脅田畝多者充偽官，而以貧戶充伍卒”；“盡有鄉官本刁健訟棍，饒有機阱，每備禮物入城獻於賊目（太平軍的官員——引者），與之款洽，倚為護符”1。“（鄉官）皆以本鄉土人為之，其中以土匪充數者固多，然因留戀家產佯為應承者亦不少”2。這些記載表明，當時有不少地主階級分子混入太平天國的鄉村政權中。依靠這類鄉官，當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秩序。
上述情形都表明，太平天國並不能成功地管理農村和城市。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單純的農民革命好象一場暴風雨，可以給封建統治秩序以嚴重的毀壞，但是並不能保證建立一種能夠代替舊秩序的新製度。要徹底推翻農村中的封建剝削製度而使農民群眾再也不過被剝削的生活，要徹底摧毀地主階級的統治而代之以農民群眾的真正的民主製度，要把本來是建築於對農民的剝削製度上的城市經濟轉變為真正對農民有利的城市，這都是十分艱難的任務，這樣的任務不是單純農民的革命所能完成的。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在《天朝田畝製度》中提出的方案，固然被證明是行不通的，他們所作的試驗，固然終於是失敗了的，但是他們的經驗使得中國革命中的這些複雜問題所包含著的各種矛盾更加鮮明地顯示了出來。隻就這點說，也是對於解決這些問題的重大貢獻。
（六）天京城內的大變亂
當太平軍向南京進軍過程中，好象用篩子把舊社會篩了一道一樣，篩出來的跟著它一起走了，剩下的照舊留在本地。但當太平軍發展到長江下遊，占領了南京這樣的大城市，有了比較固定的地區時，除了一些逃走了的地主階級分子以外，它不得不聽任整個社會中的一切成分都包羅在自己的隊伍裏麵，因而它的內部成分的複雜性大大地增加。城鎮給它帶來了更多的浪蕩遊民。城鎮中不少地主分子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商人、手工業者，因為無路可走，不得不表示順從太平軍。農村基層政權中混進了不少地主階級分子，還有許多被打敗潰散了的清朝軍隊中的兵勇也參加到太平軍內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