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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三元裏的鬥爭在近代中國歷史中第一次顯示了隻有在廣大人民中存在著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力量。封建統治者不認識，更不可能發動這種力量。但是，封建統治者在企圖抵抗外來侵略勢力時，也並不是想不到利用人民，按他們的說法，叫做“藉資於民”。
封建統治者的“藉資於民”的辦法，有“募勇”和“團練”這兩種形式。所謂“募勇”，就是官方出資僱傭壯丁作為正規軍的輔助。例如林則徐在廣州曾從漁民、蛋戶和濱海居民中募勇五六千人。揚威將軍奕經在浙江除從各省調兵一萬一千多人外，還“募鄉勇二萬二千人”1。林則徐有《議覆團練水勇情形折》，說明了他對募勇的態度和作法。他說：“當防夷吃緊之時，恐此輩（指“粵東漁民蛋戶以及濱海居民”）被其勾作漢奸，或為盤運鴉片，利之所在，不免爭趨。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2。這種看法是有代表性的。浙江道禦史殷德泰奏請在沿海各省招募水勇也說：“沿海一帶，率多利涉之人，……其人小利自驅，招之即至，為我用則成水勇，為夷用則為漢奸。”3派到浙江的欽差大臣裕謙則說：“浙江之鄉勇水勇，亦不過羈縻匪類，不使內訌而已”浙江巡撫劉韻珂曾在乍浦一帶從“遊民”中募勇，他說：這些“遊民”，“性多獷悍，無事之時尚難冀其安分，有警之日，勢更易於為匪”，所以他一麵“添兵彈壓，以馴其桀驁之氣”，一麵“將遊民中之強壯馴良者，挑充鄉勇以分其勢，如有夷船豕突乍洋，4 即令協同攻擊，似於安內攘外，兩有裨益。”1總之，在他們看來，他們所募的“勇”是也可以成為“漢奸”、“匪類”的人，是他們所很不放心的人，隻是暫時利用一下罷了。從這種觀點出發，其具體做法可想而知。林則徐說：“雇用此輩，流弊亦多，權宜雖在暫時，而駕馭必須得法。蓋其來從烏合，非比有製之師，而又獷悍性成，每易藉端生事。……故當其招募之時，即令查明親屬，取具的保，……臨事不藉衝鋒，隻令備為策應。……若輩久處行間，習知虛實，其中亦有所不宜，故又須加意防維，隨時稽察。果能遵守紀律，出力向前，則留營酌編入伍，否則酌量資遣，妥為管束，以杜日後非為”2。可見，林則徐對於下層人民群眾的態度，基本上屬於封建統治者利用人民力量的觀點，並不真是相信人民的力量。林則徐認真地執行禁菸，堅決地抵抗外來的侵略者，符合當時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利益；這是他高出於其他封建官僚的地方。因此，他實行募勇，還能夠取得積極的成果。
至於所謂“團練”，那是指農村中地主紳士自己編組的武裝力量。在鎮壓白蓮教的戰爭中，這種團練起了很大作用，它並不是人民的武裝，而恰好是同造反的農民對立的武裝。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皇帝發出了這樣的號召：“沿海各處鄉村，均宜自行團練鄉勇，聯絡聲勢，上為國家殺賊，下即自衛身家”；還提到了不久前的白蓮教戰爭的經驗；“從前三省教匪滋事，盡有由義勇出身擢至大員者”3。意思是希望各地方的地主紳士們仍能同樣地出力。但是鴉片戰爭和白蓮教戰爭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在鎮壓農民革命的戰爭中，各地方的地主紳士同農民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而集中地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封建朝廷的戰爭決心是始終不懈的，所以在官兵失利的情形下，地主紳士們願意竭盡全力組成武裝以支援。在鴉片戰爭中，朝廷的和戰方針是那麽動搖不定，地方的地主紳士們當然也就要對戰爭採取觀望態度了。侵略者的僅以政府官員，軍官和士兵為敵的表示，對於紳商地主們是起了作用的。在侵略軍進入長江，攻陷鎮江後，揚州的鹽商和紳士們竟派出代表向侵略者獻銀三十萬五千兩贖城，這是一個最明顯的事例。所以，鴉片戰爭中，沿海各省雖然都鼓勵地主紳士們“自行團練鄉勇”，但這種地主紳士的武裝在許多地方並沒有組織起來或者沒有起什麽作用。
在廣州方麵，南海、番禹、順德一帶農村的地主紳士在鴉片戰爭中，通過他們原有的“社學”的組織，團練鄉勇，參加抗英。這和抵抗侵略態度堅決的林則徐的影響有關。三元裏的鬥爭，參加的除農民外，有當地的絲織工人，打石工人，人數近萬，已遠遠超過團練的範圍。一些主持社學的地主紳士參與了這次鬥爭，並在群眾中起領導作用。這些農村中的較小的地主和紳士，由於麵臨著侵略者的暴行，在群眾自發的反侵略的鬥爭高潮中，也表現了鬥爭的積極性，但是他們的基本態度畢竟是追隨地方官員的。所以他們很快地聽從投降主義的官僚奕山、餘保純的勸說，停止了鬥爭。在三元裏的鬥爭後，奕山為了掩飾自己對侵略者的投降行為，把這一次鬥爭當做自己組織團練的成就，向皇帝報告，並給其中“有功人員”請賞，得到賞的就是這些領導社學的地主紳士，其中有的由此而做了官。參與這個鬥爭的勞動人民中的英雄，則“名不見經傳”，而隻流傳在當地人民的口碑上。據調查，有的參加三元裏鬥爭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自稱“生不到衙門，死不到地獄”，不願向官府領賞，後來參加了五十年代的農民起義軍1。
封建統治者的“藉資於民”的辦法，有“募勇”和“團練”這兩種形式。所謂“募勇”，就是官方出資僱傭壯丁作為正規軍的輔助。例如林則徐在廣州曾從漁民、蛋戶和濱海居民中募勇五六千人。揚威將軍奕經在浙江除從各省調兵一萬一千多人外，還“募鄉勇二萬二千人”1。林則徐有《議覆團練水勇情形折》，說明了他對募勇的態度和作法。他說：“當防夷吃緊之時，恐此輩（指“粵東漁民蛋戶以及濱海居民”）被其勾作漢奸，或為盤運鴉片，利之所在，不免爭趨。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2。這種看法是有代表性的。浙江道禦史殷德泰奏請在沿海各省招募水勇也說：“沿海一帶，率多利涉之人，……其人小利自驅，招之即至，為我用則成水勇，為夷用則為漢奸。”3派到浙江的欽差大臣裕謙則說：“浙江之鄉勇水勇，亦不過羈縻匪類，不使內訌而已”浙江巡撫劉韻珂曾在乍浦一帶從“遊民”中募勇，他說：這些“遊民”，“性多獷悍，無事之時尚難冀其安分，有警之日，勢更易於為匪”，所以他一麵“添兵彈壓，以馴其桀驁之氣”，一麵“將遊民中之強壯馴良者，挑充鄉勇以分其勢，如有夷船豕突乍洋，4 即令協同攻擊，似於安內攘外，兩有裨益。”1總之，在他們看來，他們所募的“勇”是也可以成為“漢奸”、“匪類”的人，是他們所很不放心的人，隻是暫時利用一下罷了。從這種觀點出發，其具體做法可想而知。林則徐說：“雇用此輩，流弊亦多，權宜雖在暫時，而駕馭必須得法。蓋其來從烏合，非比有製之師，而又獷悍性成，每易藉端生事。……故當其招募之時，即令查明親屬，取具的保，……臨事不藉衝鋒，隻令備為策應。……若輩久處行間，習知虛實，其中亦有所不宜，故又須加意防維，隨時稽察。果能遵守紀律，出力向前，則留營酌編入伍，否則酌量資遣，妥為管束，以杜日後非為”2。可見，林則徐對於下層人民群眾的態度，基本上屬於封建統治者利用人民力量的觀點，並不真是相信人民的力量。林則徐認真地執行禁菸，堅決地抵抗外來的侵略者，符合當時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利益；這是他高出於其他封建官僚的地方。因此，他實行募勇，還能夠取得積極的成果。
至於所謂“團練”，那是指農村中地主紳士自己編組的武裝力量。在鎮壓白蓮教的戰爭中，這種團練起了很大作用，它並不是人民的武裝，而恰好是同造反的農民對立的武裝。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皇帝發出了這樣的號召：“沿海各處鄉村，均宜自行團練鄉勇，聯絡聲勢，上為國家殺賊，下即自衛身家”；還提到了不久前的白蓮教戰爭的經驗；“從前三省教匪滋事，盡有由義勇出身擢至大員者”3。意思是希望各地方的地主紳士們仍能同樣地出力。但是鴉片戰爭和白蓮教戰爭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在鎮壓農民革命的戰爭中，各地方的地主紳士同農民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而集中地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封建朝廷的戰爭決心是始終不懈的，所以在官兵失利的情形下，地主紳士們願意竭盡全力組成武裝以支援。在鴉片戰爭中，朝廷的和戰方針是那麽動搖不定，地方的地主紳士們當然也就要對戰爭採取觀望態度了。侵略者的僅以政府官員，軍官和士兵為敵的表示，對於紳商地主們是起了作用的。在侵略軍進入長江，攻陷鎮江後，揚州的鹽商和紳士們竟派出代表向侵略者獻銀三十萬五千兩贖城，這是一個最明顯的事例。所以，鴉片戰爭中，沿海各省雖然都鼓勵地主紳士們“自行團練鄉勇”，但這種地主紳士的武裝在許多地方並沒有組織起來或者沒有起什麽作用。
在廣州方麵，南海、番禹、順德一帶農村的地主紳士在鴉片戰爭中，通過他們原有的“社學”的組織，團練鄉勇，參加抗英。這和抵抗侵略態度堅決的林則徐的影響有關。三元裏的鬥爭，參加的除農民外，有當地的絲織工人，打石工人，人數近萬，已遠遠超過團練的範圍。一些主持社學的地主紳士參與了這次鬥爭，並在群眾中起領導作用。這些農村中的較小的地主和紳士，由於麵臨著侵略者的暴行，在群眾自發的反侵略的鬥爭高潮中，也表現了鬥爭的積極性，但是他們的基本態度畢竟是追隨地方官員的。所以他們很快地聽從投降主義的官僚奕山、餘保純的勸說，停止了鬥爭。在三元裏的鬥爭後，奕山為了掩飾自己對侵略者的投降行為，把這一次鬥爭當做自己組織團練的成就，向皇帝報告，並給其中“有功人員”請賞，得到賞的就是這些領導社學的地主紳士，其中有的由此而做了官。參與這個鬥爭的勞動人民中的英雄，則“名不見經傳”，而隻流傳在當地人民的口碑上。據調查，有的參加三元裏鬥爭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自稱“生不到衙門，死不到地獄”，不願向官府領賞，後來參加了五十年代的農民起義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