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釋後,孫中山前往歐洲大陸,花了幾年時間研究社會和政治製度。正是在這個時候,孫中山在思想上明顯地成為共和主義者。他過去一直是一位革命者,希望推翻滿清王朝。但以往他的富有建設性的建議一向局限在培養有能力的人員和實行技術改進方麵。這時他決定,革命的目標應該是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1905年,在東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孫中山組織了同盟會。同盟會的綱領提倡通過"國民"選舉,建立共和政府,同時還提倡將土地分給農民。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從未有人將土地分配問題作為自強或改革的一個合理的組成部分提出來。原因在於,沒有人曾認真地考慮過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方麵進行一場根本革命。孫之前,沒有人提出過農民大眾可以轉變成有文化、有財產、政治上積極的公民這樣的見解。


    孫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的中國商人和洗衣工人的支持。在國內,隻有少數學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響,而廣大民眾仍無知、冷漠。當1911年革命到來時,它在一定程度上隻是一些省份的地主紳士和商業界的事;這些地主紳士和商業界人士反對滿清政權為將鐵路建築收歸國有而作的為時已晚的努力。這些地方領導人煽動罷工和暴亂,他們表麵上以國有化將導致外國控製為理由,而實際上是害怕國有化將排除他們獲利的可能性。無論如何,革命者利用了這種不滿,並在學生和士兵中做了有效的工作。在廣東,小規模的革命黨人起義雖遭鎮壓,可是在漢口,1911年10月10日,革命者的一家炸彈製造廠的意外爆炸,導致了附近帝國軍隊的兵變。盡管缺乏配合,革命運動仍迅速傳遍全國。這時在美國的孫中山立刻回國,並於1911年12月30日被臨時革命議會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顯然,這一推翻滿族統治的運動所體現的遠不僅僅是孫中山所提供的革命領導。因此,即使孫中山是名義上的領導人,但卻未能控製全國。實際權力在一位能幹的、野心勃勃的帝國官員袁世凱(1859-1916年)手中,他統率著中國最有戰鬥力的軍隊。孫中山不願意冒必將招致外國幹涉的內戰的危險,於1912年2月將總統的位子讓給了袁世凱;後者則同意與國會和責任內閣一道工作。然而,這一安排並沒有真正解決根本問題,即以什麽樣的政體取代被推翻的滿族政權的問題。袁世凱十分讚賞西方的軍事技術和管理方法,但不贊成西方的政治製度,包括由人民代表監督行政部門這種製度;他認為,這與中國的傳統相反,無疑也與他的個人野心相悖。


    這件事立刻引起爭端。孫中山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國民黨。袁世凱為將他的追隨者組織起來而成立了進步黨。1913年4月選舉國會時,國民黨獲得了大多數席位。但這一挫折對袁世凱的限製並不太大,因為他有軍隊、官僚和外國列強的支持。事實上,最後的較量集中在2,500萬英鎊這筆貸款上;這筆錢是袁世凱從五個列強那裏借來的。由於意識到袁世凱可能將其中一部分錢用來加強他對政府的控製,國民黨領導人曾警告各國政府:我國憲法規定各種貸款須經國會批準;由於國會永遠不會批準這種特殊的貸款,因此它將不受法律的保護。但各列強寧願支持獨裁者袁世凱,正如他們早些年支持滿清王朝一樣。於是,袁世凱得到了這筆錢,而且如國民黨所擔心的那樣,他將這筆錢用於鞏固他的地位。他這時採取的措施包括暗殺國民黨的一位主要領導人;這些措施致使孫中山於1913年夏舉行武裝起義。但起義尚不成熟,結果被袁世凱輕易地鎮壓下去。


    孫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隨者一起流亡日本,袁世凱則在為實現自封為皇帝這一不可告人的野心做準備。1913年10月,他使自己當選為永久性大總統;然後,下令解散國民黨和國會。為了不遭到反對,他策劃了要求他履行對國家的職責、當皇帝的"自發的"請願。1915年12月,袁世凱宣布,他將於1916年1月1日接受皇帝的稱號。中國一位哲學家已預料到反對派極其強烈的反應,當時他這樣寫道:


    我們用木頭或泥土雕塑出一個人的偶像,稱它為神。把它放在美麗的廟宇裏,讓它坐在輝煌的神龕裏;人民崇拜它,認為它是不可思議地強有力的。但是,假如有個瘋子把它推倒、踩在腳下,並把它拋進骯髒的池塘裏,假如有人發現了它,再把它撿回來,放在原來神聖的地方,那麽,你將發現它的魅力已經失去。


    結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樣。1915年12月,雲南爆發了起義,並迅速蔓延開來。袁世凱發現,首先有必要推遲稱帝的時間;1916年3月,他終於放棄了恢復君主製的野心。同年6月,袁世凱在恥辱和痛苦中死去。他死後。手下的各軍隊首領將中國分割成各自的勢力範圍。1926年以前,這些軍閥幾乎一直無視名義上在北京統治這個國家的民國政府。他們殘酷地掠奪農村,把中國拖進了野蠻的無政府動亂狀態中。民國初期若幹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壞的時期之一。


    以下幾個因素可解釋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幾十年中所產生的這一悲慘結果。首先,中國幅員遼闊,這使得中國內地許多年來未受到與西方交往的影響。內地相當於一個巨大的貯藏所,幾十年來注重傳統的文官候選人一直是從那裏產生。他們組成的官僚階層由知識分子構眈而這些知識分子專心於儒家經典著作,因而,他們更強調的是倫理原則,而不是手工技藝或戰爭技術。這一統治階級因以下事實而進一步受到約束:陳佛教外,中國沒有或幾乎沒有借用國外東西的傳統。因此毫不奇怪,盡管19世紀後半葉中國的確發生了變化,但它的變化速度卻遠遠落後於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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