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說，查理曼以後，西歐的政治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9至11世紀，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攜手合作。教皇幫助皇帝製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則支持教皇對付公開對抗羅馬教皇的權威的拜占庭對手。1073年，隨著格列高利七世繼位為教皇，開始了教皇權力至高無上的時期。格列高利在教皇與皇帝爭奪主教敘任權——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權力——的鬥爭中，贏得了勝利；從而削弱了皇帝的權力和帝國的行政管理。在兩個多世紀裏，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認為天主教世界的首腦；對此，13世紀中葉相繼即位的法、英國主們起了尤為重要印作用，他們是非常虔誠的。教皇權力至高無上的時期結束於1296年即法國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徵稅的問題上戰勝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時。那一年，教皇發布敕令，申明俗人對教士沒有任何權力，並威脅要把任何試圖向教士徵稅者逐出教會。腓力四世拒絕了教皇的要求，並完全成功地實施了自己的政策。他甚至還強迫教廷從羅馬遷到阿維尼翁，迫使教廷與法國君主公開合作。
法國和英國的君主們所擁有的新力量，多半來源於他們與新興的商人階級所結成的非正式聯盟。君主保護市民們不受頻繁的戰爭和封建主任意徵收的苛捐雜稅的侵害，而市民們則向君主提供財政支援作為報答。隨著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漸增強、國家機構逐漸完備，君主們在動員人力物力以從事海外冒險事業方麵，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他們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因為這些政權都各有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製和貨幣。他們設立了許多徵稅站；遲至14世紀末，在易北河旁有35個，在萊茵河兩岸有60多個，在塞納河沿河一帶也有許多，如果船載穀物活塞納河行駛b00哩，花費的錢將達所載穀物售價的一半。君主們還保持了一些比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業者，有時，還支持整個整個的手工行業，象法國的戈布蘭掛毯業和塞爾夫瓷器業就曾得到過法庭的支持。此外，君主們還發特許證給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話，還用皇家海軍作它們的後盾。
最先的伊比利亞人的海外冒險事業就是王室鼓勵和資助的直接結果。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為哥倫布和達·伽馬取得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英國和法國的朝廷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隻是時間上稍晚些；不過，它們的關注和支持與前者相同。實際上，在西北歐，商人與君主之間的關係比在伊比利亞半島更密切。尤其在西班牙，反對穆斯林的長期鬥爭使君主和封建主聯合起來，而少數大城市則往往反對他們，要求完全的自治權。相形之下，在西北歐，商人階級逐漸贏得在歐亞其他地區無可比擬的社會聲望和國家支持。
例如，在中國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歡迎的下等人，沒人瞧得起；在西北歐，商人卻很有地位，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財富不斷增加，政治權力逐漸增強。在中國，各時代的商人在衣服穿著、武器佩戴、車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麵受到種種限製。他們運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產性和寄生性的，他們被置於社會等級的底層。印度的情況也一樣；由於印度教強調拋棄財產，商人不可能有任何聲譽。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於發財致富、營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蓆上、吃大蕉葉做的食物、保持對物質財富無動於衷的神秘主義者。因此，東方任何帝國的商人都絕無上升為當權者的機會。在中國，學者進行統治；在日本，武士進行統治；在馬來亞諸國和印度拉傑普特人的一些土邦裏，地方貴族進行統治，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統治的。
所謂沒有一個地方，是指除西北歐以外；在西北歐，商人不僅經濟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穩步增長。在那裏，商人正在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誌帝國諸自由城市的參議員和荷蘭高貴的養老金領取者。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著：在西北歐，對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險事業有較多的關心，而且，國家予以較始終如一的支持。
七、處於前夜的西歐
西歐這一由各種勢力、製度和傳統交織在一起而形成的獨特複合體的意義，通過中國明朝派出的著名的遠航探險隊的驚人歷史，可得到有力的說明。1405至1433年間的七次遠航冒險都是在一個名叫鄭和的內宮監太監的指揮下進行的。這些探險隊的規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驚。第一支探險隊由62般服船組成，共載28000人。當時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曾對這一時期的中國艦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築有四層甲板；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艙和公用房間。有些船艙設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沒備，而且艙門上安有鎖，居住者可以用鑰匙將它們鎖上，可以攜帶妻妾一起住在裏麵。打些船艙的船員還帶著自己的孩子，他們在木桶裏種上供烹任用的香蔥、生薑等。
一般的船寬15o呎，長37o呎，但是最大的船寬180呎，長444呎。它們與哥倫布的小旗艦——寬25呎、長120呎的"聖馬利亞號"相比，是名符其買的浮動宮殿，而"聖馬利亞號"比哥倫布的另外兩艘船"平塔號"和"尼娜號"要大一倍。中國探險隊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麵也給人以深刻印象。它們繞東南亞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繼續西航達亞丁和波斯灣口；而個別船則駛入非洲東岸的一些港口。我們應該記得，在這期間，葡萄牙人隻是剛剛開始沿非洲海岸探尋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達維德角。
法國和英國的君主們所擁有的新力量，多半來源於他們與新興的商人階級所結成的非正式聯盟。君主保護市民們不受頻繁的戰爭和封建主任意徵收的苛捐雜稅的侵害，而市民們則向君主提供財政支援作為報答。隨著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漸增強、國家機構逐漸完備，君主們在動員人力物力以從事海外冒險事業方麵，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他們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因為這些政權都各有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製和貨幣。他們設立了許多徵稅站；遲至14世紀末，在易北河旁有35個，在萊茵河兩岸有60多個，在塞納河沿河一帶也有許多，如果船載穀物活塞納河行駛b00哩，花費的錢將達所載穀物售價的一半。君主們還保持了一些比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業者，有時，還支持整個整個的手工行業，象法國的戈布蘭掛毯業和塞爾夫瓷器業就曾得到過法庭的支持。此外，君主們還發特許證給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話，還用皇家海軍作它們的後盾。
最先的伊比利亞人的海外冒險事業就是王室鼓勵和資助的直接結果。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為哥倫布和達·伽馬取得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英國和法國的朝廷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隻是時間上稍晚些；不過，它們的關注和支持與前者相同。實際上，在西北歐，商人與君主之間的關係比在伊比利亞半島更密切。尤其在西班牙，反對穆斯林的長期鬥爭使君主和封建主聯合起來，而少數大城市則往往反對他們，要求完全的自治權。相形之下，在西北歐，商人階級逐漸贏得在歐亞其他地區無可比擬的社會聲望和國家支持。
例如，在中國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歡迎的下等人，沒人瞧得起；在西北歐，商人卻很有地位，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財富不斷增加，政治權力逐漸增強。在中國，各時代的商人在衣服穿著、武器佩戴、車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麵受到種種限製。他們運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產性和寄生性的，他們被置於社會等級的底層。印度的情況也一樣；由於印度教強調拋棄財產，商人不可能有任何聲譽。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於發財致富、營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蓆上、吃大蕉葉做的食物、保持對物質財富無動於衷的神秘主義者。因此，東方任何帝國的商人都絕無上升為當權者的機會。在中國，學者進行統治；在日本，武士進行統治；在馬來亞諸國和印度拉傑普特人的一些土邦裏，地方貴族進行統治，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統治的。
所謂沒有一個地方，是指除西北歐以外；在西北歐，商人不僅經濟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穩步增長。在那裏，商人正在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誌帝國諸自由城市的參議員和荷蘭高貴的養老金領取者。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著：在西北歐，對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險事業有較多的關心，而且，國家予以較始終如一的支持。
七、處於前夜的西歐
西歐這一由各種勢力、製度和傳統交織在一起而形成的獨特複合體的意義，通過中國明朝派出的著名的遠航探險隊的驚人歷史，可得到有力的說明。1405至1433年間的七次遠航冒險都是在一個名叫鄭和的內宮監太監的指揮下進行的。這些探險隊的規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驚。第一支探險隊由62般服船組成，共載28000人。當時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曾對這一時期的中國艦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築有四層甲板；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艙和公用房間。有些船艙設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沒備，而且艙門上安有鎖，居住者可以用鑰匙將它們鎖上，可以攜帶妻妾一起住在裏麵。打些船艙的船員還帶著自己的孩子，他們在木桶裏種上供烹任用的香蔥、生薑等。
一般的船寬15o呎，長37o呎，但是最大的船寬180呎，長444呎。它們與哥倫布的小旗艦——寬25呎、長120呎的"聖馬利亞號"相比，是名符其買的浮動宮殿，而"聖馬利亞號"比哥倫布的另外兩艘船"平塔號"和"尼娜號"要大一倍。中國探險隊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麵也給人以深刻印象。它們繞東南亞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繼續西航達亞丁和波斯灣口；而個別船則駛入非洲東岸的一些港口。我們應該記得，在這期間，葡萄牙人隻是剛剛開始沿非洲海岸探尋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達維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