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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親王奕訢政海沉浮錄 作者：湯黎/餘祖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奕訢正是在這種認識基礎上，作為這部分人的代表，把他們的新認識集中概括起來，於1861年初與文祥、桂良等人一起上了《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
奏摺通觀全局，首先回顧了清代夷禍的經過，接著他們認為夷人誌不在攻城掠地，與前代蠻狄並不相同，如果以信義加以籠絡，可以“馴服”。進而，奕訢等人分析了農民革命、西方列強與清政府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之後，又提出了“綜計天下之大局，是今日之禦侮，譬如蜀之待吳”的策略思想，把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同西方列強侵略者給清政府造成的危害作了比較：“發撚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誌，肘腋之憂也；英國誌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製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從而提出了“滅發撚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戰略目標。
最後，奕訢等人提出了貫徹其外交方針的六條章程，提出在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辦洋務；南、北通商口岸分設大臣；各省辦理外交事件互相知照，以免歧誤；以及令廣東、上海選派四名懂外國語言文字的人來京差委，各通商口岸內外商情並各國新聞報紙按月谘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便了解夷情等具體措施。
鹹豐帝閱覽了奕訢等人的奏摺，硃批道：“惠親王、總理行營王大臣、禦前大臣、軍機大臣妥速議奏。”惠親王綿愉等人遵旨詳細閱讀之後，認為奕訢等人所議各條“按切時勢，均是實在情形”，建議“按照原議各條辦理”。鹹豐帝遂於1861年1月20日頒發上諭，正式予以批準施行。但是硃諭比奕訢原奏多了“通商”二字，說“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著即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派”，企圖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職權限製在通商事務範圍之內。對此奕訢不願接受，據理力爭，強調通商事宜，上海、天津已有南北通商大臣駐紮專理，總理衙門在京不便遙控。更重要的是，洋人雖然惟利是圖，“而外貌總以官體自居，不肯自認為通商，防我輕視。今既知設有總理衙門，則各國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藉以通達其情。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饒舌必多，必滋疑慮”，因此堅決要求去掉“通商”二字。奕訢等人態度堅定，言詞懇切，最後鹹豐帝終於批了“依議”二字。但還是力圖限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權限。比如，在奕訢的奏請當中，本有“事宜機密者，即令各該大臣、將軍、督撫、府尹一麵具奏，一麵徑谘總理衙門”的要求。但鹹豐帝批示道：“至各省機密事件，（自）應照例奏而不谘，如事關總理衙門者，即由軍機處隨時錄送知照，亦甚便捷，著無庸由各口先行谘報總理衙門，以歸劃一。”目的是防止總理衙門與各省發生直接關係，而使皇權受到侵越。
盡管鹹豐帝力圖限製總理衙門的職權，但隨著中外交涉的日益頻繁，特別是後來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總理衙門的職權不斷擴大，不僅辦理外交、通商事務，而且凡與洋務相關的，如鐵路、電報、學校、關稅等等，都屬其職權範圍，因而有“洋務內閣”之稱，與軍機處之間，雖無明顯的對等關係，卻有實際上的分工，即軍機處隻管對內事務，總理衙門則主管對外事務。
第七章 棄舊圖自強(4)
鴉片戰爭前的中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和外國之間向無經常的外交往來，因而，在清朝中央政府體製中，一直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僅由禮部、理藩院、鴻臚寺分管所謂“朝貢”事務。鴉片戰爭後，國門被打開，清政府設置五口通商大臣。這是以欽差身份領職的兼差，名義上辦理通商事務，實際上承擔戰後處理外交關係的重大任務。可是，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外交涉廣達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向由外省督撫奏報，匯總於軍機處”的處理外事慣例顯然不合時宜了，既非專官亦無專署的五口通商大臣也不能勝任外務。當時，奕訢就指出：“近來各路軍報絡繹，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之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遲緩，未能悉協辦理。”西方列強，為保障既得利益並謀求日後的擴張，也十分不滿清朝的外交處理辦法，英國公使魏妥瑪就曾說過：“如能設立專辦外國事務地方，則數十年求之不得。”
總理衙門的成立，雖然隻是清朝統治者消極適應紛紜複雜的外交局勢的產物，但它的成立，也是對中國閉關自守、盲目排外傳統的拋棄，表明清朝統治者在事實上承認了國家主權平等、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國際爭端等具有近代性質的國際準則，這比“或剿或撫”是一大進步。
總之，總理衙門的成立開闢了清朝外交的一個嶄新局麵。奕訢在籌建總理衙門的過程中，表現出外交眼光和政治膽略；而當時，鹹豐帝對奕訢時刻心存猜疑，生怕奕訢權力過大，而使皇權受到侵越；肅順集團也對奕訢充滿嫉恨，惟恐其勢力過大，危及自身利益。奕訢不可能淡忘了自己的前車之鑑，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微妙的處境。但是，他頂住壓力，毅然上書，請求建立總理衙門，尤其是在總理衙門的權限問題上，他與鹹豐帝據理力爭，表現出相當大的膽量和勇氣。
奏摺通觀全局，首先回顧了清代夷禍的經過，接著他們認為夷人誌不在攻城掠地，與前代蠻狄並不相同，如果以信義加以籠絡，可以“馴服”。進而，奕訢等人分析了農民革命、西方列強與清政府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之後，又提出了“綜計天下之大局，是今日之禦侮，譬如蜀之待吳”的策略思想，把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同西方列強侵略者給清政府造成的危害作了比較：“發撚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誌，肘腋之憂也；英國誌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製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從而提出了“滅發撚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戰略目標。
最後，奕訢等人提出了貫徹其外交方針的六條章程，提出在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辦洋務；南、北通商口岸分設大臣；各省辦理外交事件互相知照，以免歧誤；以及令廣東、上海選派四名懂外國語言文字的人來京差委，各通商口岸內外商情並各國新聞報紙按月谘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便了解夷情等具體措施。
鹹豐帝閱覽了奕訢等人的奏摺，硃批道：“惠親王、總理行營王大臣、禦前大臣、軍機大臣妥速議奏。”惠親王綿愉等人遵旨詳細閱讀之後，認為奕訢等人所議各條“按切時勢，均是實在情形”，建議“按照原議各條辦理”。鹹豐帝遂於1861年1月20日頒發上諭，正式予以批準施行。但是硃諭比奕訢原奏多了“通商”二字，說“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著即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派”，企圖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職權限製在通商事務範圍之內。對此奕訢不願接受，據理力爭，強調通商事宜，上海、天津已有南北通商大臣駐紮專理，總理衙門在京不便遙控。更重要的是，洋人雖然惟利是圖，“而外貌總以官體自居，不肯自認為通商，防我輕視。今既知設有總理衙門，則各國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藉以通達其情。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饒舌必多，必滋疑慮”，因此堅決要求去掉“通商”二字。奕訢等人態度堅定，言詞懇切，最後鹹豐帝終於批了“依議”二字。但還是力圖限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權限。比如，在奕訢的奏請當中，本有“事宜機密者，即令各該大臣、將軍、督撫、府尹一麵具奏，一麵徑谘總理衙門”的要求。但鹹豐帝批示道：“至各省機密事件，（自）應照例奏而不谘，如事關總理衙門者，即由軍機處隨時錄送知照，亦甚便捷，著無庸由各口先行谘報總理衙門，以歸劃一。”目的是防止總理衙門與各省發生直接關係，而使皇權受到侵越。
盡管鹹豐帝力圖限製總理衙門的職權，但隨著中外交涉的日益頻繁，特別是後來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總理衙門的職權不斷擴大，不僅辦理外交、通商事務，而且凡與洋務相關的，如鐵路、電報、學校、關稅等等，都屬其職權範圍，因而有“洋務內閣”之稱，與軍機處之間，雖無明顯的對等關係，卻有實際上的分工，即軍機處隻管對內事務，總理衙門則主管對外事務。
第七章 棄舊圖自強(4)
鴉片戰爭前的中國長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和外國之間向無經常的外交往來，因而，在清朝中央政府體製中，一直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僅由禮部、理藩院、鴻臚寺分管所謂“朝貢”事務。鴉片戰爭後，國門被打開，清政府設置五口通商大臣。這是以欽差身份領職的兼差，名義上辦理通商事務，實際上承擔戰後處理外交關係的重大任務。可是，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外交涉廣達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向由外省督撫奏報，匯總於軍機處”的處理外事慣例顯然不合時宜了，既非專官亦無專署的五口通商大臣也不能勝任外務。當時，奕訢就指出：“近來各路軍報絡繹，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之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遲緩，未能悉協辦理。”西方列強，為保障既得利益並謀求日後的擴張，也十分不滿清朝的外交處理辦法，英國公使魏妥瑪就曾說過：“如能設立專辦外國事務地方，則數十年求之不得。”
總理衙門的成立，雖然隻是清朝統治者消極適應紛紜複雜的外交局勢的產物，但它的成立，也是對中國閉關自守、盲目排外傳統的拋棄，表明清朝統治者在事實上承認了國家主權平等、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國際爭端等具有近代性質的國際準則，這比“或剿或撫”是一大進步。
總之，總理衙門的成立開闢了清朝外交的一個嶄新局麵。奕訢在籌建總理衙門的過程中，表現出外交眼光和政治膽略；而當時，鹹豐帝對奕訢時刻心存猜疑，生怕奕訢權力過大，而使皇權受到侵越；肅順集團也對奕訢充滿嫉恨，惟恐其勢力過大，危及自身利益。奕訢不可能淡忘了自己的前車之鑑，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微妙的處境。但是，他頂住壓力，毅然上書，請求建立總理衙門，尤其是在總理衙門的權限問題上，他與鹹豐帝據理力爭，表現出相當大的膽量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