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大派係之間的鬥爭不夠強烈的時代，這些人也隻能夠顧影自憐。進入50年來以來，三大派係的首腦人物，圍繞著社會製度的核心問題，“資產所有權”，展開了大規模的鬥爭。這讓那些人再也不能夠忍耐下去。在他們看來，被強行壓製的路線鬥爭已經到了新的關口，隻要平衡被打破，那就意味著升遷，意味著權力，甚至還能會帶來對“資本”的所有權。如果三大派係再次達成共識，那麽他們就會失去所有的機會。這些人的年齡和現在當權者的年齡相差無幾，如果等到這些核心權力者下台，新一波的人力就將獲得地位交接，他們自己永遠隻會在強者的陰影下，一生過著平平無奇的日子。嚐過權力滋味的人，就站在權力核心旁邊的人，是絕對不能夠忍受這樣的結局。
劉副主席就是這樣的代表性人物。
權力近在咫尺，這咫尺卻成了天涯。他的存在更像是一個大辦事員，而並非一個堂堂國家主席。掣肘的人，掣肘的製度太多了，他任何一次想自由發揮力量的努力都失敗了。劉副主席一直不明白，為什麽主席、總理、各省省委書記，都能夠揮灑自如的行使著權力。而他和他周圍的一群人，卻總是碰壁。在共和國製度確立的今天，個人的資質已經遠不如製度的威力，那麽自己沒有任何理由被這樣幹脆的排斥在權力之外。至少他是這樣認為的。很多人都有同樣的態度。
這些人作為“大辦事員”，不得不和司法體係打交道，在交道和衝突當中，這些人和司法體係反而越走越近。最終形成了一個他們自己原先都想像不到的集團。
這個集團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麽政治綱領的話，那就是“奪取權力”。無論是經濟權力還是政治權力，奪取這一切權力，然後在司法的支持下，將這些權力固化，永久化。讓他們成為共和國光輝時代的領導者，執掌著。成為共和國的偉大者。
從政治光譜上來看，他們無疑屬於極端派。他們對現有秩序不滿，期待擁有絕對的權力。他們的能力並不足以向國家提供真正偉大的支持，特別是在這個輝煌的時代。一般來說，隻有國家最衰敗的時代，極端主義者才會有機會。所以可以這樣看，這些人的成功和國家的幸運程度成反比，他們的幸運就代表著國家的不幸。
在“資本所有權”大紛爭的時代當中，共和國的一切矛盾都必須向這個矛盾讓步。這些人也得以隱蔽了自己的真實想法，開始謀求自己的圖謀。
沈茂和章瑜等人都屬於溫和派，正因為如此，他們倒是最先感受到這種政治上的危險。但是出於權力鬥爭核心的人們，如果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勝利，他們的判斷力或許就會出現問題，為了拉攏盟友，他們很可能就會讓這些人鑽了空子。三權分立是穩定的，但是三權分立之間的鬥爭也是最容易被鑽漏洞的。
共和國的政治家們必須經受住這樣的考驗，至少沈茂和章瑜是如此認為的。理想的鬥爭比世俗鬥爭更可怕的一點在於，真正的理想提供了絕對的“正義感和責任感的滿足”。為了正義，一切手段在權力者眼中都變成了正義，一旦鬥爭變成了這樣的結局，“正義的鬥爭”就會毀了共和國。
共和國的路線鬥爭並沒有因為當年的妥協而熄滅，相反，被壓製的鬥爭，因為共和國國立的高速發展變得更加激烈起來。在一無所有的年代，大家還可以更多地考慮精神，革命意味著死亡和奉獻。現在的鬥爭直接和經濟連接在一起，勝利者能夠獲得的甘美果實百倍於第一次鬥爭的時代。
這樣的局麵，讓溫和派們憂心忡忡。他們多數身居省級高位，在國家運行的第一線。這些人雖然有過聯合起來施壓的想法，但是土星共同體有製度的。如果下麵的省級幹部們串聯起來，就是在挑戰製度。不僅僅是權力中心的人們要接受考驗，溫和派們同樣要接受考驗。如果堅持製度，那麽他們的力量過於微小，假如中央掀起了政治風暴，他們會首當其衝，成為犧牲品。如果他們自己本著自己的“正義”，先亂來起來，結果就是在中央風暴還沒有真正掀起風暴之前，就會被省級幹部們先捲起的風暴引入一場可能本來可以避免的政治大亂鬥。
在1951年，溫和派們從沒有如此渴望過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無論如何，一次全國性會議，總是能夠有正規的渠道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
不過陝西眾當中的溫和派們也並不樂觀，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的前車之鑑他們很清楚。全國性會的會議很可能會變成一次全國性的大亂鬥。或者那些心懷鬼胎的人，現在正在期待著機會。
中央那些人都在幹什麽？這是溫和派們一致的疑問。
各省聯動的話，這就是另立中央的舉動，在體製內是絕對不允許的。但是各省進行自己的全麵會議，就是各省職權範圍內的正當行動。省委書記現在是一個非常微妙的職位。首先他是隸屬黨中央的省級黨組織，本來不該直接參與行政或者經濟運營。省委書記作為省人大的直接領導者，對預算製定有著拍板定案的權力。現在的省長、關鍵部門的幹部，無一例外都是黨員。這也意味著省委常委就是太上省政府，雖然這個權限在法律上不太站得住腳，但是司法係統還沒有膽量聯合行政機構對此提出挑戰。
劉副主席就是這樣的代表性人物。
權力近在咫尺，這咫尺卻成了天涯。他的存在更像是一個大辦事員，而並非一個堂堂國家主席。掣肘的人，掣肘的製度太多了，他任何一次想自由發揮力量的努力都失敗了。劉副主席一直不明白，為什麽主席、總理、各省省委書記，都能夠揮灑自如的行使著權力。而他和他周圍的一群人，卻總是碰壁。在共和國製度確立的今天，個人的資質已經遠不如製度的威力，那麽自己沒有任何理由被這樣幹脆的排斥在權力之外。至少他是這樣認為的。很多人都有同樣的態度。
這些人作為“大辦事員”，不得不和司法體係打交道，在交道和衝突當中，這些人和司法體係反而越走越近。最終形成了一個他們自己原先都想像不到的集團。
這個集團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麽政治綱領的話，那就是“奪取權力”。無論是經濟權力還是政治權力，奪取這一切權力，然後在司法的支持下，將這些權力固化，永久化。讓他們成為共和國光輝時代的領導者，執掌著。成為共和國的偉大者。
從政治光譜上來看，他們無疑屬於極端派。他們對現有秩序不滿，期待擁有絕對的權力。他們的能力並不足以向國家提供真正偉大的支持，特別是在這個輝煌的時代。一般來說，隻有國家最衰敗的時代，極端主義者才會有機會。所以可以這樣看，這些人的成功和國家的幸運程度成反比，他們的幸運就代表著國家的不幸。
在“資本所有權”大紛爭的時代當中，共和國的一切矛盾都必須向這個矛盾讓步。這些人也得以隱蔽了自己的真實想法，開始謀求自己的圖謀。
沈茂和章瑜等人都屬於溫和派，正因為如此，他們倒是最先感受到這種政治上的危險。但是出於權力鬥爭核心的人們，如果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勝利，他們的判斷力或許就會出現問題，為了拉攏盟友，他們很可能就會讓這些人鑽了空子。三權分立是穩定的，但是三權分立之間的鬥爭也是最容易被鑽漏洞的。
共和國的政治家們必須經受住這樣的考驗，至少沈茂和章瑜是如此認為的。理想的鬥爭比世俗鬥爭更可怕的一點在於，真正的理想提供了絕對的“正義感和責任感的滿足”。為了正義，一切手段在權力者眼中都變成了正義，一旦鬥爭變成了這樣的結局，“正義的鬥爭”就會毀了共和國。
共和國的路線鬥爭並沒有因為當年的妥協而熄滅，相反，被壓製的鬥爭，因為共和國國立的高速發展變得更加激烈起來。在一無所有的年代，大家還可以更多地考慮精神，革命意味著死亡和奉獻。現在的鬥爭直接和經濟連接在一起，勝利者能夠獲得的甘美果實百倍於第一次鬥爭的時代。
這樣的局麵，讓溫和派們憂心忡忡。他們多數身居省級高位，在國家運行的第一線。這些人雖然有過聯合起來施壓的想法，但是土星共同體有製度的。如果下麵的省級幹部們串聯起來，就是在挑戰製度。不僅僅是權力中心的人們要接受考驗，溫和派們同樣要接受考驗。如果堅持製度，那麽他們的力量過於微小，假如中央掀起了政治風暴，他們會首當其衝，成為犧牲品。如果他們自己本著自己的“正義”，先亂來起來，結果就是在中央風暴還沒有真正掀起風暴之前，就會被省級幹部們先捲起的風暴引入一場可能本來可以避免的政治大亂鬥。
在1951年，溫和派們從沒有如此渴望過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無論如何，一次全國性會議，總是能夠有正規的渠道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
不過陝西眾當中的溫和派們也並不樂觀，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的前車之鑑他們很清楚。全國性會的會議很可能會變成一次全國性的大亂鬥。或者那些心懷鬼胎的人，現在正在期待著機會。
中央那些人都在幹什麽？這是溫和派們一致的疑問。
各省聯動的話，這就是另立中央的舉動，在體製內是絕對不允許的。但是各省進行自己的全麵會議，就是各省職權範圍內的正當行動。省委書記現在是一個非常微妙的職位。首先他是隸屬黨中央的省級黨組織，本來不該直接參與行政或者經濟運營。省委書記作為省人大的直接領導者，對預算製定有著拍板定案的權力。現在的省長、關鍵部門的幹部，無一例外都是黨員。這也意味著省委常委就是太上省政府，雖然這個權限在法律上不太站得住腳，但是司法係統還沒有膽量聯合行政機構對此提出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