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公元955年(宋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為向宋朝索取夏州而寫的表 章,其中有雲: “臣先世自唐初向化,永任邊陲;迨僖廟勤王,再忝國姓。歷五代 而恩榮勿替,入本朝而封爵有加。德並戴天,情深拱極。?.臣雖 拓跋小宗,身是藎臣後裔。十世之宥,義在褒忠;三代之仁,典昭 繼絕。聿維夏州荒土,羌戶零星,在大宋為偏隅,於渺躬為世守。


    祖先靈爽,應戀首邱;明發私懷,敢忘宗土。恭惟皇帝陛下,垂天 心之慈愛,舍茲彈丸;矜蓬梗之飄零,俾以主器。誠知小人無厭, 1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第523頁。


    2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505頁。


    3《文海研究》第504頁。


    4同上,第511頁。


    5同上,第475頁。


    6《金史》卷134,《西夏傳》。


    1同上。


    難免僭越之求,伏祈聖主寬仁,遠降哀全之詔,曲成靡既,再造莫 酬。?.”2 該表章層次分明,文字優美,邏輯清楚。將索取夏州之理講得明白。


    元昊建國後,由於西夏統治者重視發展本民族的文化,同時注意盡 量吸收周邊各民族的優秀文化。尤其是漢文化,從而將西夏文學的水平 大大提高一步。元昊稱帝時給宋所上表章,首先對其祖先歌功頌德,接 著揭示其稱帝建國的必然趨勢,最後懇請仁宗予以冊封,願意同宋永遠 保持友好交往的睦鄰關係。全文約380字,但卻給人以氣勢磅礴,一氣 嗬成,文字洗鍊優美之感。


    崇宗幹順,仁宗仁孝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反映在文學上有了 長足的進步。首先,文學的地位大大提高。公元1112年(貞觀十二年), 在遴選官員審查資格時,規定對於精通文學的知識分子,優先提拔為官; 其次,這一時期不僅散文佳作增多,而且產生了一些優秀詩歌。公元 年(大德五年)四月,大臣高守忠家生有靈芝,群臣認為是一種祥瑞徵 兆,上表向皇帝祝賀。“幹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李仁宗和之”1。


    並將歌詞刻在石碑上以資紀念。《靈芝歌》的全文不見記載,1975年清 理西夏陵區仁孝陵碑亭遺址時,發現《靈芝頌》的部份內容殘碑。其中 有“俟時效祉,擇地騰芳”,“德施率土,齎及多方”2等語句。每句為 字,二句一韻,給人以文雅秀美的感覺。雖是歌功頌德的宮廷詩,但也 反映了作為西夏最高統治者的文學功力。


    除君臣互相酬和的宮廷詩外,還有大量老百姓創作的詩歌彙編成詩 歌集。如《新集金粹掌置文》是長達千字的五言詩。由文學家梁德育匯 集的《新集錦合辭》是一本充滿生活氣息,富有哲理性內容的詩歌集。


    如“水珠不沾者體法,人身無禍者德忠。無德富貴天中雲,非道貯財草 頭露”3。就是富有哲理性的詩句。在西夏詩歌集中,還有讚頌西夏祖先 的《頌祖先詩》,頌揚造字師野利仁榮的《頌師書》以及勸導容忍的宗 教詩《忍教搜(尋)頌》和勸善性的詩文集《三世屬明言集文》、《賢 智集》,等等。


    同時,西夏諺語也很有特色。如詩體類書《聖立義海》中的諺語有 雲: 聰明人珍視婦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婦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懷有 智慧才富。


    公元1176年梁德養編輯的《諺語》有雲: “鍾愛美觀,不會雄強;嚴守禮節,不會英勇。


    狼吃東西,留下餘食,賊偷東西,留下痕跡。”


    這些諺語也與詩歌一樣,往往富有哲理性。


    二、音樂 黨項羌人喜愛音樂,但他們使用的樂器比較簡單,在很長一段時期 2《西夏書事》卷5。


    1《宋史》卷486,《夏國傳下》。


    2李範文編釋:《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3轉引自史金波著:《西夏文化》第139頁,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內,他們僅有琵琶、蕭笛等,而以擊缶為節。在使用這些樂器時,他們 最長於吹笛。他們所吹的笛叫羌笛,其音調悠揚婉轉,久負盛名。唐宋 之際,我國漢族詩人非常欣賞,經常在詩詞中提到它。唐代詩人王之渙 的樂府《出塞》有雲:“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宋仁宗 時,身任邊防司令官的範仲淹所寫的《漁家傲》,有“羌管悠悠霜滿地, 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這些,說明扣人心弦的羌笛有著深遠影響。


    西夏音樂源遠流長,它深受漢族音樂的影響。早在唐朝晚期,僖宗 曾賜給黨項首領拓跋思恭全套鼓吹,共有三駕,大駕用1530人,法駕 人,小駕816人,“俱以金鉦(zhēng征)、節鼓、b(幹g剛)鼓、 大鼓、小鼓、鐃鼓、羽葆、鼓中鳴、大橫吹、小橫吹、觱篥(觱音必bì)、 桃皮、笳、笛為器”1。這裏的“大駕”,“法駕”,本是封建帝王享用 的“乘輿”之製,作為夏州節度使也享用此製,而且樂隊人數達到 人以上,令人難以置信。但它反映了黨項族此時已經接受中原漢族音樂 的影響,黨項統治者從此有了自己的人數較多樂器較全的樂隊。在唐朝 音樂的影響下,黨項族音樂歷經五代至宋,相隔100多年。“其音節悠 揚,聲容清厲,猶有唐代遺風”2。李德明統治期間,隨著黨項人的漢化, 在禮儀、官製、音樂方麵,繼續保持向中原王朝學習的勁頭。“其禮文 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宋製”3。元昊建國之後,從西夏的實際出發, 第一次對西夏音樂進行改革。元昊認為中原王朝的那套‘音節悠揚,聲 容清厲’的比較繁複的音樂,已不適用於充滿戰鬥精神的黨項民族。他 說: “王者製禮作樂,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實為先,戰鬥為務,若唐宋 之縟節繁音,吾無取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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