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特點之二，是儒學的發展充滿著矛盾和鬥爭。西夏儒學的發展， 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一條坎坷不平的道路和複雜而曲折的歷程。
如崇宗幹順親政後，其大臣在是否要振興儒學建立國學問題上，就展開 過針鋒相對的論爭。禦史中丞薛元禮認為：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經國之模，莫重於儒學。?.今承 平日久而士不興行，良由文教不明，漢學不重，則民樂貪頑之習， 士無砥礪之心。董子所謂‘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可得乎？”2 因此，他主張以儒治國，建議興辦學校。但禦史大夫謀寧克認為： “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國之方，無非食貨。?.且吾朝立 國西陲，射獵為務。今國中養賢重學，兵政日弛。昔人雲：‘虛美 薰心，秦亂之萌’，又雲：‘浮名妨要，晉衰之兆’。臣願主上， 既隆文治，尤修武備，毋徒慕好士之虛名，而忘禦邊之實務也”3。
即反對以儒治國和振興儒學。雖然幹順根據當時的國情，權衡利弊得失， 最後採納了薛元禮興辦國學（即漢學）的建議，但它反映了統治者在是 否要振興儒學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和矛盾鬥爭。
同時，這種矛盾鬥爭，在西夏歷史上並非僅此一次。如仁宗仁孝大 力振興儒學，興辦學校，發展科舉，但外戚任得敬卻上疏反對道： “經國在乎節儉，化俗貴在權衡。我國介在戎夷，地瘠民貧， 耕穫甚少。今設多士以任其濫芋，縻稟祿以恣其冗食，所費何資乎？
3《西夏書事》卷38。
1《蕃漢合時掌中珠·序言》。
2《西夏書事》卷31。
3《西夏書事》卷32。
蓋此中國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者，望陛下一切罷之”1。
這種倒行逆施的建議雖然未被仁孝採納，但反映了西夏統治者在是否要 振興儒學，推行以儒治國的方針問題上矛盾鬥爭的長期性與複雜性。
西夏儒學的歷史作用大體上有以下三點： 第一，促使西夏立國方針的轉變，導致兵政日益廢弛。景宗元昊稱 帝建國時確定的立國方針為“尚武重法”。但這一立國方針，到崇宗幹 順親政後，隨著西夏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和儒學的振興，轉變為“重文 尚法”，以儒治國的方針。這一方針的轉變，使尚武強悍的黨項民族， 變為愈來愈文弱，軍隊素質因此下降，軍事力量日益削弱，到末主■時， 終因軍政廢弛而壽終正寢了。
第二，對於維護西夏的統一，防止夏國的分裂，起了一定的作用。
這種作用突出表現在仁宗仁孝之時，一些剛直不阿的大臣，同外戚任得 敬的鬥爭上。仁孝時外戚任得敬擅權專作威福，欲與仁孝分治西夏國家。
一些飽學儒學經典，懷著滿腔忠君愛國思想的大臣，不顧個人安危，挺 身而出，揭露任得敬的專橫跋扈圖謀不軌的罪惡和陰謀。史載： “（熱辣）公濟骨鯁有風裁，見得敬專恣日甚，抗疏言：‘得 敬為國懿親，擅權寵，作威福，陰利國家有事以重己功，豈休戚與 共之誼？請賜罷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誅之。仁孝恐為所害，今 致仕歸。得敬奸讒，舉朝多為折挫，敢與相是非詞氣不撓者，惟公 濟與焦景顏、斡道沖而已”1。
這說明通過西夏儒學的振興，儒家的三綱五常和忠君愛國思想，已經深 入人心，成為人們行動的準繩。在儒家學說和思想的薰陶下，產生了一 批像熱辣公濟那樣的直言敢諫的骨鯁之臣。他們對權臣任得敬所作的鬥 爭，對於改善西夏吏治，避免夏國分裂，維護國家的統一，鞏固中央集 權，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西夏通過一百多年的興辦學校，發展 科舉，到仁宗仁孝時已從一個人才缺乏的國家，變為人才充足的國家。
其人才之盛，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稱讚。史載： “金主遣宿直將軍溫敦斡喝來橫賜，仁孝使樞密都丞旨梁元 輔、中書舍人趙衍為館伴。元輔有口才，議論風生，斡喝不能難。
使回，稱夏國多才，較昔為盛”2。
從“元輔有口才，議論風生，斡喝不能難”看，說明西夏人才質量之高， 同金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夏通過振興儒學，不僅為其自身培養了足夠的人才，而且還為元 朝統治者儲備了大量人才。這些人才為元朝統治者所用，對蒙古人的漢 化，以及蒙漢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的作用3。
第三節西夏的宗教 1《西夏書事》卷36。
1《西夏書事》卷37。
2《西夏書事》卷36。
3參閱拙作：《略論西夏的儒學》，載《蘭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
一、建國前黨項人的宗教信仰 黨項人在遷入西北地區前，他們的宗教信仰是對“天”的崇拜。史 載： “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1。
其所以對“天”進行崇拜，這是由於黨項人生產力水平低下所決定的。
當時他們還處於原始社會早期階段。因為生產十分落後，人們的思維能 力很弱，他們對諸如風、雷、雨、電的產生，日、月、星、宿的變化， 草木的生長榮衰等自然現象，感到難以理解，難以抗拒，認為這些現象 是“天”支配的結果。“天”是一種有意誌，有生命力，能夠主宰世間 一切，左右人們生產、生活的不可捉摸的東西。因此，必須崇拜它，定 期祀它。這是一種原始的宗教信仰，其表現形態是自然崇拜。
如崇宗幹順親政後，其大臣在是否要振興儒學建立國學問題上，就展開 過針鋒相對的論爭。禦史中丞薛元禮認為：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經國之模，莫重於儒學。?.今承 平日久而士不興行，良由文教不明，漢學不重，則民樂貪頑之習， 士無砥礪之心。董子所謂‘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可得乎？”2 因此，他主張以儒治國，建議興辦學校。但禦史大夫謀寧克認為： “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國之方，無非食貨。?.且吾朝立 國西陲，射獵為務。今國中養賢重學，兵政日弛。昔人雲：‘虛美 薰心，秦亂之萌’，又雲：‘浮名妨要，晉衰之兆’。臣願主上， 既隆文治，尤修武備，毋徒慕好士之虛名，而忘禦邊之實務也”3。
即反對以儒治國和振興儒學。雖然幹順根據當時的國情，權衡利弊得失， 最後採納了薛元禮興辦國學（即漢學）的建議，但它反映了統治者在是 否要振興儒學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和矛盾鬥爭。
同時，這種矛盾鬥爭，在西夏歷史上並非僅此一次。如仁宗仁孝大 力振興儒學，興辦學校，發展科舉，但外戚任得敬卻上疏反對道： “經國在乎節儉，化俗貴在權衡。我國介在戎夷，地瘠民貧， 耕穫甚少。今設多士以任其濫芋，縻稟祿以恣其冗食，所費何資乎？
3《西夏書事》卷38。
1《蕃漢合時掌中珠·序言》。
2《西夏書事》卷31。
3《西夏書事》卷32。
蓋此中國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者，望陛下一切罷之”1。
這種倒行逆施的建議雖然未被仁孝採納，但反映了西夏統治者在是否要 振興儒學，推行以儒治國的方針問題上矛盾鬥爭的長期性與複雜性。
西夏儒學的歷史作用大體上有以下三點： 第一，促使西夏立國方針的轉變，導致兵政日益廢弛。景宗元昊稱 帝建國時確定的立國方針為“尚武重法”。但這一立國方針，到崇宗幹 順親政後，隨著西夏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和儒學的振興，轉變為“重文 尚法”，以儒治國的方針。這一方針的轉變，使尚武強悍的黨項民族， 變為愈來愈文弱，軍隊素質因此下降，軍事力量日益削弱，到末主■時， 終因軍政廢弛而壽終正寢了。
第二，對於維護西夏的統一，防止夏國的分裂，起了一定的作用。
這種作用突出表現在仁宗仁孝之時，一些剛直不阿的大臣，同外戚任得 敬的鬥爭上。仁孝時外戚任得敬擅權專作威福，欲與仁孝分治西夏國家。
一些飽學儒學經典，懷著滿腔忠君愛國思想的大臣，不顧個人安危，挺 身而出，揭露任得敬的專橫跋扈圖謀不軌的罪惡和陰謀。史載： “（熱辣）公濟骨鯁有風裁，見得敬專恣日甚，抗疏言：‘得 敬為國懿親，擅權寵，作威福，陰利國家有事以重己功，豈休戚與 共之誼？請賜罷斥’。得敬怒甚，欲因事誅之。仁孝恐為所害，今 致仕歸。得敬奸讒，舉朝多為折挫，敢與相是非詞氣不撓者，惟公 濟與焦景顏、斡道沖而已”1。
這說明通過西夏儒學的振興，儒家的三綱五常和忠君愛國思想，已經深 入人心，成為人們行動的準繩。在儒家學說和思想的薰陶下，產生了一 批像熱辣公濟那樣的直言敢諫的骨鯁之臣。他們對權臣任得敬所作的鬥 爭，對於改善西夏吏治，避免夏國分裂，維護國家的統一，鞏固中央集 權，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西夏通過一百多年的興辦學校，發展 科舉，到仁宗仁孝時已從一個人才缺乏的國家，變為人才充足的國家。
其人才之盛，得到了金朝使者的稱讚。史載： “金主遣宿直將軍溫敦斡喝來橫賜，仁孝使樞密都丞旨梁元 輔、中書舍人趙衍為館伴。元輔有口才，議論風生，斡喝不能難。
使回，稱夏國多才，較昔為盛”2。
從“元輔有口才，議論風生，斡喝不能難”看，說明西夏人才質量之高， 同金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夏通過振興儒學，不僅為其自身培養了足夠的人才，而且還為元 朝統治者儲備了大量人才。這些人才為元朝統治者所用，對蒙古人的漢 化，以及蒙漢文化的融合，起了加速的作用3。
第三節西夏的宗教 1《西夏書事》卷36。
1《西夏書事》卷37。
2《西夏書事》卷36。
3參閱拙作：《略論西夏的儒學》，載《蘭州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
一、建國前黨項人的宗教信仰 黨項人在遷入西北地區前，他們的宗教信仰是對“天”的崇拜。史 載： “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1。
其所以對“天”進行崇拜，這是由於黨項人生產力水平低下所決定的。
當時他們還處於原始社會早期階段。因為生產十分落後，人們的思維能 力很弱，他們對諸如風、雷、雨、電的產生，日、月、星、宿的變化， 草木的生長榮衰等自然現象，感到難以理解，難以抗拒，認為這些現象 是“天”支配的結果。“天”是一種有意誌，有生命力，能夠主宰世間 一切，左右人們生產、生活的不可捉摸的東西。因此，必須崇拜它，定 期祀它。這是一種原始的宗教信仰，其表現形態是自然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