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阻礙了西夏同鄰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如元昊對宋戰爭，雖然 三戰三勝，然“人畜死傷亦多，部落甚苦之；又歲失賜遺及沿邊交易， 頗貧之”4。既失宋朝“歲賜”，又“喪沿邊交易”，使西夏本來就比較 脆弱的社會經濟，更加陷入困境。
總之，西夏對外戰爭頻繁，在較長的時間裏，破壞了其休養生息的 安定環境，妨礙了正常的農業生產，消耗了國力，影響了西夏社會經濟 的正常發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後期），使本來可以發展較快的社會經 濟，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歷史的進程。
西夏歷史特點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與儒學佛教的興盛。
所謂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淵源於漢族、吐蕃、西域文化，即 長期吸取這些文化的養料而逐步發展起來的。但以吸收漢文化的養料為 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漢文化，同漢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點 為當時西夏人所公認。西夏仁宗時的黨項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漢合時掌 中珠》一書的序言中指出： “今時人者，番漢語言可以自備，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 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 人不崇。若此者語言不通故也”。又雲：“論末則殊，考本則同。”
一語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漢文化不可分割的關係。
西夏文化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具體表現在西夏字、音樂、繪畫、建 築、雕塑等方麵。如西夏字的形體明顯模仿漢字，以漢字為依據，參照 黨項民族語言的特點而造成，音樂深受唐宋影響，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佛教主要來源於中原， 其次來源於吐蕃；軍製的最小單位為“抄”，由“正丁”和“負贍”組 成。這種“正丁”和“負贍”，來源於吐蕃的“組”和“僕役”1。至於 監軍司的設立，則與吐蕃王朝，“在（其）東北和極西境地區建立的軍 鎮組織”2，十分類似；服飾：如元昊“衣白窄衫，氈冠紅果頂，冠後垂 1《折繼閔神道碑》，轉引自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
1《溫國文正公文集》卷38，《橫山疏》。
2《金史》卷134，《西夏傳》。
3《西夏書事》卷41。
4司馬光：《涑水紀聞》。
1參閱王忠：《論西夏的興起》，載《歷史研究》1962年第5期。
2（匈）烏瑞著、榮新江譯：《khkom（軍鎮）：公元七至九世紀吐蕃帝國的行政單位》，《西北史地》 年第4期。
紅結綬”3，既受吐蕃贊普服飾的影響，同時也參考了回鶻可汗的服製。
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回鶻僧人翻譯佛教經典之 上。一些著名的回鶻僧人在元昊、秉常時期，先後負責主持佛經的大規 模的翻譯，對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西夏統治者早在李繼遷時，就注意吸收儒學有識之士為己用，至元 昊時，除了注意搜羅儒學有識之士加以重用外，還將一些儒學著作翻譯 為西夏文，從中吸取對其統治有益的東西。西夏儒學經過毅宗諒祚，惠 宗秉常及崇宗幹順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時已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幹 順、仁孝時大力振興學校，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各種學校（包括小學、 太學、內學，等等），同時注重發展科舉製度。通過興學，發展科舉， 遵孔讀經，不僅為西夏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而且還為元朝統治者儲備 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遼金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夏佛教的興盛突出表現在廣修寺廟和佛事活動的頻繁之上。
西夏佛寺極為普遍，“名存異代唐渠古，雲鎖空山夏寺多”1。這是 對首都——興慶府（今銀川市）水利發達、廣建寺廟的生動寫照。至於 西夏全國各地所建寺廟，幾乎到處都有。有的是對佛教舊址的修葺，有 的則屬新建。在眾多的佛寺中，其中最著名的有興州的戒台寺、高台寺、 承天寺、涼州的護國寺、甘州的臥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廟外，還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據 有關專家統計，西夏在占領瓜、沙後，對莫高、榆林兩地石窟，大約重 修和改建了70餘座。這些石窟為西夏各個時期各階層的善男信女們頂禮 膜拜，從事宗教活動的佛教聖地，對於宏揚佛法，宣傳佛教的唯心主義 思想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由於西夏統治者帶頭崇奉佛教，在他們的大力倡導下，老百姓信仰 佛教，從事各種佛事活動者與日俱增。正如黨項人骨勒茂才所記載： “親戚大小，性氣不同，或做佛法，修蓋寺舍，諸佛菩薩，天 神地p隻，瓔珞數珠??供養燒香??入定誦咒，行道求修”2。
這是對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動寫照。我們從中看到了西夏百姓從事 各項佛教活動的盛況1。
六、西夏的歷史地位 西夏在我國古史中究竟應該占有怎樣的歷史地位？有一種觀點持否 定態度。如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學家馬端臨雲： “河西之地，自唐中葉以後，一淪‘異域’頓化為龍荒沙漠之 區，無復昔之殷富繁華矣。??雖驍悍如元昊，所有土地過於五涼， 然不過與諸蕃部落，雜處於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利，財貨之殷富， 俱不能如曩時。是以北事遼，南事宋，僅足以自存”。2 馬氏不僅從經濟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歷史地位，而且全盤否定了中唐以 3《長編》卷115，景佑元年十月丁卯。
總之，西夏對外戰爭頻繁，在較長的時間裏，破壞了其休養生息的 安定環境，妨礙了正常的農業生產，消耗了國力，影響了西夏社會經濟 的正常發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後期），使本來可以發展較快的社會經 濟，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歷史的進程。
西夏歷史特點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與儒學佛教的興盛。
所謂文化上的多源，即西夏文化淵源於漢族、吐蕃、西域文化，即 長期吸取這些文化的養料而逐步發展起來的。但以吸收漢文化的養料為 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漢文化，同漢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點 為當時西夏人所公認。西夏仁宗時的黨項人骨勒茂才在其《蕃漢合時掌 中珠》一書的序言中指出： “今時人者，番漢語言可以自備，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 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 人不崇。若此者語言不通故也”。又雲：“論末則殊，考本則同。”
一語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漢文化不可分割的關係。
西夏文化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具體表現在西夏字、音樂、繪畫、建 築、雕塑等方麵。如西夏字的形體明顯模仿漢字，以漢字為依據，參照 黨項民族語言的特點而造成，音樂深受唐宋影響，等等。
西夏文化受吐蕃文化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佛教主要來源於中原， 其次來源於吐蕃；軍製的最小單位為“抄”，由“正丁”和“負贍”組 成。這種“正丁”和“負贍”，來源於吐蕃的“組”和“僕役”1。至於 監軍司的設立，則與吐蕃王朝，“在（其）東北和極西境地區建立的軍 鎮組織”2，十分類似；服飾：如元昊“衣白窄衫，氈冠紅果頂，冠後垂 1《折繼閔神道碑》，轉引自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
1《溫國文正公文集》卷38，《橫山疏》。
2《金史》卷134，《西夏傳》。
3《西夏書事》卷41。
4司馬光：《涑水紀聞》。
1參閱王忠：《論西夏的興起》，載《歷史研究》1962年第5期。
2（匈）烏瑞著、榮新江譯：《khkom（軍鎮）：公元七至九世紀吐蕃帝國的行政單位》，《西北史地》 年第4期。
紅結綬”3，既受吐蕃贊普服飾的影響，同時也參考了回鶻可汗的服製。
西夏文化受西域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回鶻僧人翻譯佛教經典之 上。一些著名的回鶻僧人在元昊、秉常時期，先後負責主持佛經的大規 模的翻譯，對西夏文化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西夏統治者早在李繼遷時，就注意吸收儒學有識之士為己用，至元 昊時，除了注意搜羅儒學有識之士加以重用外，還將一些儒學著作翻譯 為西夏文，從中吸取對其統治有益的東西。西夏儒學經過毅宗諒祚，惠 宗秉常及崇宗幹順的提倡，到仁宗仁孝之時已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幹 順、仁孝時大力振興學校，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各種學校（包括小學、 太學、內學，等等），同時注重發展科舉製度。通過興學，發展科舉， 遵孔讀經，不僅為西夏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而且還為元朝統治者儲備 了很多人才。其人才之盛同遼金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夏佛教的興盛突出表現在廣修寺廟和佛事活動的頻繁之上。
西夏佛寺極為普遍，“名存異代唐渠古，雲鎖空山夏寺多”1。這是 對首都——興慶府（今銀川市）水利發達、廣建寺廟的生動寫照。至於 西夏全國各地所建寺廟，幾乎到處都有。有的是對佛教舊址的修葺，有 的則屬新建。在眾多的佛寺中，其中最著名的有興州的戒台寺、高台寺、 承天寺、涼州的護國寺、甘州的臥佛寺，等等。
西夏除了重修和新建了不少寺廟外，還重建和改建了不少石窟。據 有關專家統計，西夏在占領瓜、沙後，對莫高、榆林兩地石窟，大約重 修和改建了70餘座。這些石窟為西夏各個時期各階層的善男信女們頂禮 膜拜，從事宗教活動的佛教聖地，對於宏揚佛法，宣傳佛教的唯心主義 思想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由於西夏統治者帶頭崇奉佛教，在他們的大力倡導下，老百姓信仰 佛教，從事各種佛事活動者與日俱增。正如黨項人骨勒茂才所記載： “親戚大小，性氣不同，或做佛法，修蓋寺舍，諸佛菩薩，天 神地p隻，瓔珞數珠??供養燒香??入定誦咒，行道求修”2。
這是對西夏老百姓信仰佛教的生動寫照。我們從中看到了西夏百姓從事 各項佛教活動的盛況1。
六、西夏的歷史地位 西夏在我國古史中究竟應該占有怎樣的歷史地位？有一種觀點持否 定態度。如宋末元初著名的史學家馬端臨雲： “河西之地，自唐中葉以後，一淪‘異域’頓化為龍荒沙漠之 區，無復昔之殷富繁華矣。??雖驍悍如元昊，所有土地過於五涼， 然不過與諸蕃部落，雜處於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利，財貨之殷富， 俱不能如曩時。是以北事遼，南事宋，僅足以自存”。2 馬氏不僅從經濟上完全否定了西夏的歷史地位，而且全盤否定了中唐以 3《長編》卷115，景佑元年十月丁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