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森長長地鬆了一口氣。這次的陰性結果並不能確切排除伊波拉的可能，也許病人尚在發病初期，沒有產生抗體。但至少說，他的死刑被緩期了。他真想把這個好消息立即告訴女兒，但梅茵睡得正熟，不忍心喚醒她。就在這個時候，仿佛與他有心靈感應，梅茵抬起頭，迷迷糊糊地問：
“爸爸，螢光試驗做完了嗎？是不是陰性？”
她在睡夢裏還在掛念著試驗的結果呢。狄克森想吻吻她，不過及時止住了這個念頭――他的病情還沒最終排除呢。他輕鬆地說：
“對，是陰性。”
梅茵的睡意一下子沒了，跳起來，抱著爸爸的脖子歡呼，眸子裏閃閃發光。狄克森趕緊用手擋住梅茵的嘴唇，不讓狂喜的女兒吻到自己。
早上，狄克森和梅茵趕到恩紮拉機場，飛機駕駛員已經準備起飛，他們一分鍾也不願在疫區多停。狄克森把包裝好的血清和組織樣本交給機長，請他務必盡快轉到美國大使館。機長對醫學一竅不通，沒想到這個包包內裝的，恰恰是他們急於逃脫的伊波拉病毒。機長隻是隨口問一句：
“什麽東西這樣關緊？”
狄克森麵不改色地說：“是我的證件，快過期了，要趕快送大使館重新簽證。”
能夠馬上離開這兒，機長的情緒好多了，笑著說：“放心，我一定盡快轉交。”
那架破舊的警用飛機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顛簸著前進，讓旁觀者非常擔心它能不能起飛。不過最終它飛起來了，消失在北方的天空。梅茵偷偷看著父親的表情，父親顯得很平靜，沒有為剛才的謊話而內疚。當然，那些樣本經過仔細的包裝，一般來說，機長沒有受到傳染的可能――如果他過於好奇而私自打開，或者飛機失事，那又另當別論。義父的行事方式對梅茵上了第二課，很重要的一課：
當你全力去實現一個高尚的目的時，可以使用一些不大高尚的手段。
十幾年後，梅茵用色相引誘斯捷布希金，或者在孤兒院中偷偷撒播病毒時，都是遵循著這樣的道德準則。
對這幾個病人的抗體螢光試驗連續做了幾天，最後確診老婦人不是伊波拉，狄克森徹底得救了。那時who派來的後續部隊已經趕到，為首的是海倫，一個身材高大的女人，曾經當過比利時傘兵，是一位雷厲風行又頗具同情心的人。海倫接手後就催促狄克森走：
“走吧走吧，快點帶女兒去看野生動物。你們的義務已經完成了，剩下的苦難該由我們來承擔。”
父女倆同埃迪醫生告別，臨走時又去看望了那位老婦人。她已經徹底痊癒了，坐在床上，用手指梳著鏽成一團的頭髮，用他們聽不懂的語言同鄰床友好的交談。她當然不知道為她抽血時發生的那一幕，不知道自己的痊癒意味著另一人也被死神赦免。梅茵和父親相視而笑，心中說不出的輕快。
直到十年後的1986年，那時愛滋病已經發現5年了。狄克森忽然想起那批1976年從薩伊抽取的600份血樣。那些血樣全部做過伊波拉病毒檢查，但裏麵會不會也混雜有愛滋病毒？梅茵那時已經在北卡羅米納大學畢業，在cdc的愛滋病新實驗室工作。狄克森提出建議，並經cdc同意，從冷藏箱裏取出這批舊血樣，讓女兒做了認真的細胞培養。因為血樣太陳舊，做起來很難。不過梅茵最後成功了，得出了確實的結果――在這批血樣中有0.8%的愛滋病人。
梅茵提取的這些病毒成了愛滋病的原型菌株，對此後研究愛滋病毒的衍變立了大功。此後cdc在中部非洲幾個國家做了大規模的檢查，結果證明，且不管愛滋病是否來自於密林中的黑猩猩，但至少它已經在中部非洲農村穩定存在了相當長時期，發病率大致在 0.8%－0.9%左右，是一種比較溫和的傳染病。此後，至遲截止到八十年代末期，它在非洲農村仍保持著這個傳染比率。隻是在城市中，由於人群生活方式的急劇改變（主要是性方式的改變，出現了大批此地所謂的“自由婦女”，即妓女），它才突然變成一場世紀性災疫。
在600份舊血清中確認愛滋病毒的那一刻，狄克森與女兒相對苦笑，止不住後怕！幸虧十年前他給自己注射的那管血清不在0.8%之列，否則他就會成為美國第一個愛滋病病人了。回想當年，狄克森看到蘇丹延比奧醫院用未經消毒的針頭重複注射，對伊波拉疫情推波助瀾，那時他曾感慨：現代技術一旦被愚昧的醫生濫用，就會比原始社會的無醫無藥還可怕。現在呢，他發現自己其實也是埃迪醫生那樣愚昧的人，不過層麵不同而已。而且以後的科學家們會不會犯類似的錯誤，誰也不敢斷言。今人笑古人，後人復笑今人，問題是誰都不願把自己擺在小醜的位置。
這對狄克森是一個警示：自視甚高的科學精英們其實遠不能把握科學的副作用。科學家能透過表麵，看透較深層麵的大自然運行機理，也許還能看透第三層、第四層但自然界還有第五層、第一百層、第一萬層機理呢，你永遠無法窮盡它。
兩人離開疫區，匆匆趕往坦尚尼亞和肯亞交界處的塞倫蓋蒂大草原。塞倫蓋蒂在土著語中指“永遠流動的土地”，並不是指草原的流動，而是動物的流動。每年夏季，成百萬的角馬、斑馬會從這兒向北遷徒，去馬塞馬拉濕地，等塞倫蓋蒂的旱季過去後再返回。這種行為已經刻印到這些動物的基因中，成了它們永遠不會改變的天性。坦尚尼亞政府因為人類的利害曾想阻止它們，在它們遷徒必經之路上樹起了重重鐵絲柵欄。結果可想而知，浩浩蕩蕩的動物大軍勢不可擋地踏平了柵欄，繼續它們已經延續百萬年的行軍，把坦尚尼亞政府的努力變成了笑柄。
“爸爸，螢光試驗做完了嗎？是不是陰性？”
她在睡夢裏還在掛念著試驗的結果呢。狄克森想吻吻她，不過及時止住了這個念頭――他的病情還沒最終排除呢。他輕鬆地說：
“對，是陰性。”
梅茵的睡意一下子沒了，跳起來，抱著爸爸的脖子歡呼，眸子裏閃閃發光。狄克森趕緊用手擋住梅茵的嘴唇，不讓狂喜的女兒吻到自己。
早上，狄克森和梅茵趕到恩紮拉機場，飛機駕駛員已經準備起飛，他們一分鍾也不願在疫區多停。狄克森把包裝好的血清和組織樣本交給機長，請他務必盡快轉到美國大使館。機長對醫學一竅不通，沒想到這個包包內裝的，恰恰是他們急於逃脫的伊波拉病毒。機長隻是隨口問一句：
“什麽東西這樣關緊？”
狄克森麵不改色地說：“是我的證件，快過期了，要趕快送大使館重新簽證。”
能夠馬上離開這兒，機長的情緒好多了，笑著說：“放心，我一定盡快轉交。”
那架破舊的警用飛機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顛簸著前進，讓旁觀者非常擔心它能不能起飛。不過最終它飛起來了，消失在北方的天空。梅茵偷偷看著父親的表情，父親顯得很平靜，沒有為剛才的謊話而內疚。當然，那些樣本經過仔細的包裝，一般來說，機長沒有受到傳染的可能――如果他過於好奇而私自打開，或者飛機失事，那又另當別論。義父的行事方式對梅茵上了第二課，很重要的一課：
當你全力去實現一個高尚的目的時，可以使用一些不大高尚的手段。
十幾年後，梅茵用色相引誘斯捷布希金，或者在孤兒院中偷偷撒播病毒時，都是遵循著這樣的道德準則。
對這幾個病人的抗體螢光試驗連續做了幾天，最後確診老婦人不是伊波拉，狄克森徹底得救了。那時who派來的後續部隊已經趕到，為首的是海倫，一個身材高大的女人，曾經當過比利時傘兵，是一位雷厲風行又頗具同情心的人。海倫接手後就催促狄克森走：
“走吧走吧，快點帶女兒去看野生動物。你們的義務已經完成了，剩下的苦難該由我們來承擔。”
父女倆同埃迪醫生告別，臨走時又去看望了那位老婦人。她已經徹底痊癒了，坐在床上，用手指梳著鏽成一團的頭髮，用他們聽不懂的語言同鄰床友好的交談。她當然不知道為她抽血時發生的那一幕，不知道自己的痊癒意味著另一人也被死神赦免。梅茵和父親相視而笑，心中說不出的輕快。
直到十年後的1986年，那時愛滋病已經發現5年了。狄克森忽然想起那批1976年從薩伊抽取的600份血樣。那些血樣全部做過伊波拉病毒檢查，但裏麵會不會也混雜有愛滋病毒？梅茵那時已經在北卡羅米納大學畢業，在cdc的愛滋病新實驗室工作。狄克森提出建議，並經cdc同意，從冷藏箱裏取出這批舊血樣，讓女兒做了認真的細胞培養。因為血樣太陳舊，做起來很難。不過梅茵最後成功了，得出了確實的結果――在這批血樣中有0.8%的愛滋病人。
梅茵提取的這些病毒成了愛滋病的原型菌株，對此後研究愛滋病毒的衍變立了大功。此後cdc在中部非洲幾個國家做了大規模的檢查，結果證明，且不管愛滋病是否來自於密林中的黑猩猩，但至少它已經在中部非洲農村穩定存在了相當長時期，發病率大致在 0.8%－0.9%左右，是一種比較溫和的傳染病。此後，至遲截止到八十年代末期，它在非洲農村仍保持著這個傳染比率。隻是在城市中，由於人群生活方式的急劇改變（主要是性方式的改變，出現了大批此地所謂的“自由婦女”，即妓女），它才突然變成一場世紀性災疫。
在600份舊血清中確認愛滋病毒的那一刻，狄克森與女兒相對苦笑，止不住後怕！幸虧十年前他給自己注射的那管血清不在0.8%之列，否則他就會成為美國第一個愛滋病病人了。回想當年，狄克森看到蘇丹延比奧醫院用未經消毒的針頭重複注射，對伊波拉疫情推波助瀾，那時他曾感慨：現代技術一旦被愚昧的醫生濫用，就會比原始社會的無醫無藥還可怕。現在呢，他發現自己其實也是埃迪醫生那樣愚昧的人，不過層麵不同而已。而且以後的科學家們會不會犯類似的錯誤，誰也不敢斷言。今人笑古人，後人復笑今人，問題是誰都不願把自己擺在小醜的位置。
這對狄克森是一個警示：自視甚高的科學精英們其實遠不能把握科學的副作用。科學家能透過表麵，看透較深層麵的大自然運行機理，也許還能看透第三層、第四層但自然界還有第五層、第一百層、第一萬層機理呢，你永遠無法窮盡它。
兩人離開疫區，匆匆趕往坦尚尼亞和肯亞交界處的塞倫蓋蒂大草原。塞倫蓋蒂在土著語中指“永遠流動的土地”，並不是指草原的流動，而是動物的流動。每年夏季，成百萬的角馬、斑馬會從這兒向北遷徒，去馬塞馬拉濕地，等塞倫蓋蒂的旱季過去後再返回。這種行為已經刻印到這些動物的基因中，成了它們永遠不會改變的天性。坦尚尼亞政府因為人類的利害曾想阻止它們，在它們遷徒必經之路上樹起了重重鐵絲柵欄。結果可想而知，浩浩蕩蕩的動物大軍勢不可擋地踏平了柵欄，繼續它們已經延續百萬年的行軍，把坦尚尼亞政府的努力變成了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