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鎮的父親朱瞻基，同樣對土木堡之敗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內方麵，朱瞻基施行“仁政”，對諸多親貴的違法行為特別是土地兼併行為頗多姑息，不但造成後來牽製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義，更令朱元璋時代確立的“軍屯”製大受破壞。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監察禦史陳祚就曾奏報說：“遼東邊地，軍田被侵已達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給事中楊亮又揭發諸多親貴“擅調邊軍為奴”的行為。宣德七年，河南巡撫李昌淇也上奏當地軍屯土地“多被勢家大戶侵占，士兵無地卻苦於賦役”的慘狀。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發“宣府大同諸邊地，將官侵占軍屯日甚，以至兵戶四散逃亡”。如此種種，明宣宗皆不了了之。“軍屯”沒有保證，軍隊戰鬥力當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國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開平衛不說，還對眾邊將賦詩說“慎守隻需師李牧，貪功何用學陳湯”。結果“李牧”沒學來，防線卻內縮嚴重。瓦剌也先殺太平、孛羅二首領，其族人多怨憤，數次到明廷哭訴，請求明王朝做主，楊士奇卻說“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明王朝最終袖手旁觀，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統十四年的南侵之禍，從此時就已註定。至於再說到土木堡之敗的“禍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閱奏摺大權的“司禮監”，恰是明宣宗在位時所設。
“歷史遺留問題”講完了，那麽做為“當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禍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該負多大的責任？且讓我們從正統朝的朝局開始。
【二】
明英宗9歲登基後在位的正統朝，歷來評價不高，個別歷史學家還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因後人對王振的種種抨擊，這14年更被許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殘害忠良，朝政糜爛的“黑暗時代”。要了解真相，還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縣人，原是個不得誌的教書先生，宣德年間主動報名入宮，進入“內書堂”，侍奉太子朱祁鎮讀書，憑“矬子拔將軍”（宮裏太監多不識字）的一身才學，很快被明宣宗任命為“東宮侍讀”，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鎮的敬重，平日對他的稱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鎮即位後，王振被任命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正式成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統朝初期，他離“一手遮天”差很遠。
朱祁鎮即位時年僅9歲，朱瞻基臨終前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別是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瀅，大學士楊榮、楊浦、楊士奇。而真正執掌“決定權”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張太皇太後。張太皇太後素稱“賢德”，國家大事信賴“三楊”等文臣，且為朱祁鎮每日安排“經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給朱祁鎮講學，朱祁鎮年幼貪玩，自然受不了。此時，王振一麵時常組織內宮衛隊操練檢閱，各種軍事表演讓朱祁鎮大飽眼福；一麵又時常當著“三楊”的麵勸解朱祁鎮不要“玩物喪誌”，令久歷宦海的老臣楊士奇也感嘆道“宦官中有此賢良，真乃幸事。”但“賢良”的王振卻暗中排斥異己，任命自己的親信紀廣為禁軍都督，掌握了禁軍軍權。張太皇太後聞訊，深感王振包藏禍心，殺心頓起。正統元年二月，張太皇太後當著朱祁鎮以及5位“輔政大臣”的麵，宣召王振覲見，當場歷數王振誘引朱祁鎮“不學好”的種種罪過，要“賜死”王振，嚇得王振立刻癱瘓。生死時刻，曾稱王振“賢良”的楊士奇帶頭求情，朱祁鎮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覆哀求下張太皇太後心軟了，饒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眾大臣“以後不可令他幹擾國政”。經此一嚇，此後幾年，王振分外收斂。
在這幾年裏，明王朝也進行了種種“善舉”。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開始清查北方九邊將士的“缺額”，增加寧夏地區的軍力守備，次年又派刑部尚書魏源持“尚方寶劍”，清查宣府、大同兩大軍鎮的軍餉拖欠以及軍屯侵占案件，斬殺十數名違紀軍官，還委任名將楊洪鎮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設十三糧倉，儲備軍糧，停開湖廣、河南等地的“銀廠”，減輕當地百姓負擔，調3萬禁軍在京城周邊屯田。如此種種，皆是對永樂、宣德兩代諸多失誤的補救，對英宗被俘後的北京保衛戰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統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還因災荒減免了山東、浙江、江西的賦稅，正統七年更建立了由戶部直接掌握的“太倉銀庫”，專門用以儲備國家行政運作的“專款”，“皇室開支”與“政府開支”就此分開。此舉被美國亞洲史專家羅斯墨菲讚嘆為“皇室政治改革的創舉”。同時還修訂了朱元璋時期立下的“栓選法”，規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員推舉言官，四品以及侍從言官推舉知縣，一時間“正人匯進”。明王朝的國勢，這段時期尚在蒸蒸日上時。
王振的勢力也在這段時間“蒸蒸日上”，從張太皇太後麵前撿了條命後，王振大為收斂，一度小心做人，張太皇太後對他仍舊頗為警惕，時常派人暗中監視他的不法行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從此也漸有好感。真正使張太皇太後轉變對王振的印象，是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的“毆死驛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謨因小事打死驛丞，死者是閣臣楊浦的鄉裏，廖謨是另一閣臣楊士奇的鄉裏，楊浦堅持“殺人償命”，楊士奇卻堅持死者“罪有應得”。兩位輔政大臣在內閣當場反目，吵鬧到張太皇太後處，都是股肱大臣，張太皇太後也頗感為難。王振藉機建議說：償命太重，不處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謨降職。此言正中太皇太後下懷，深感王振辦事“秉公無私”的張太皇太後從此對王振信任有加。此後，王振開始培養黨羽，把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相繼安插在東廠、禦馬監等要害部門，其侄兒王山、王林則成為錦衣衛指揮使，大明兩大“特務”組織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專權也引起了“三楊”中最富智謀的楊榮的注意，他與楊士奇合議，相繼將曹鼎、馬愉等“門生”引入內閣，用以對抗王振勢力。
“歷史遺留問題”講完了，那麽做為“當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禍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該負多大的責任？且讓我們從正統朝的朝局開始。
【二】
明英宗9歲登基後在位的正統朝，歷來評價不高，個別歷史學家還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因後人對王振的種種抨擊，這14年更被許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殘害忠良，朝政糜爛的“黑暗時代”。要了解真相，還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縣人，原是個不得誌的教書先生，宣德年間主動報名入宮，進入“內書堂”，侍奉太子朱祁鎮讀書，憑“矬子拔將軍”（宮裏太監多不識字）的一身才學，很快被明宣宗任命為“東宮侍讀”，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鎮的敬重，平日對他的稱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鎮即位後，王振被任命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正式成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統朝初期，他離“一手遮天”差很遠。
朱祁鎮即位時年僅9歲，朱瞻基臨終前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別是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瀅，大學士楊榮、楊浦、楊士奇。而真正執掌“決定權”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張太皇太後。張太皇太後素稱“賢德”，國家大事信賴“三楊”等文臣，且為朱祁鎮每日安排“經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給朱祁鎮講學，朱祁鎮年幼貪玩，自然受不了。此時，王振一麵時常組織內宮衛隊操練檢閱，各種軍事表演讓朱祁鎮大飽眼福；一麵又時常當著“三楊”的麵勸解朱祁鎮不要“玩物喪誌”，令久歷宦海的老臣楊士奇也感嘆道“宦官中有此賢良，真乃幸事。”但“賢良”的王振卻暗中排斥異己，任命自己的親信紀廣為禁軍都督，掌握了禁軍軍權。張太皇太後聞訊，深感王振包藏禍心，殺心頓起。正統元年二月，張太皇太後當著朱祁鎮以及5位“輔政大臣”的麵，宣召王振覲見，當場歷數王振誘引朱祁鎮“不學好”的種種罪過，要“賜死”王振，嚇得王振立刻癱瘓。生死時刻，曾稱王振“賢良”的楊士奇帶頭求情，朱祁鎮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覆哀求下張太皇太後心軟了，饒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眾大臣“以後不可令他幹擾國政”。經此一嚇，此後幾年，王振分外收斂。
在這幾年裏，明王朝也進行了種種“善舉”。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開始清查北方九邊將士的“缺額”，增加寧夏地區的軍力守備，次年又派刑部尚書魏源持“尚方寶劍”，清查宣府、大同兩大軍鎮的軍餉拖欠以及軍屯侵占案件，斬殺十數名違紀軍官，還委任名將楊洪鎮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設十三糧倉，儲備軍糧，停開湖廣、河南等地的“銀廠”，減輕當地百姓負擔，調3萬禁軍在京城周邊屯田。如此種種，皆是對永樂、宣德兩代諸多失誤的補救，對英宗被俘後的北京保衛戰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統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還因災荒減免了山東、浙江、江西的賦稅，正統七年更建立了由戶部直接掌握的“太倉銀庫”，專門用以儲備國家行政運作的“專款”，“皇室開支”與“政府開支”就此分開。此舉被美國亞洲史專家羅斯墨菲讚嘆為“皇室政治改革的創舉”。同時還修訂了朱元璋時期立下的“栓選法”，規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員推舉言官，四品以及侍從言官推舉知縣，一時間“正人匯進”。明王朝的國勢，這段時期尚在蒸蒸日上時。
王振的勢力也在這段時間“蒸蒸日上”，從張太皇太後麵前撿了條命後，王振大為收斂，一度小心做人，張太皇太後對他仍舊頗為警惕，時常派人暗中監視他的不法行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從此也漸有好感。真正使張太皇太後轉變對王振的印象，是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的“毆死驛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謨因小事打死驛丞，死者是閣臣楊浦的鄉裏，廖謨是另一閣臣楊士奇的鄉裏，楊浦堅持“殺人償命”，楊士奇卻堅持死者“罪有應得”。兩位輔政大臣在內閣當場反目，吵鬧到張太皇太後處，都是股肱大臣，張太皇太後也頗感為難。王振藉機建議說：償命太重，不處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謨降職。此言正中太皇太後下懷，深感王振辦事“秉公無私”的張太皇太後從此對王振信任有加。此後，王振開始培養黨羽，把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相繼安插在東廠、禦馬監等要害部門，其侄兒王山、王林則成為錦衣衛指揮使，大明兩大“特務”組織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專權也引起了“三楊”中最富智謀的楊榮的注意，他與楊士奇合議，相繼將曹鼎、馬愉等“門生”引入內閣，用以對抗王振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