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榮寵，歸南京後愈加器重，不久後升為戶部尚書，正式擔當“大帳房”。他藉此勸諫朱棣廢除“文字獄”，並為朱元璋時代因文招禍的文人們“平反昭雪”。一番開導，終令朱棣下達了“大明朝不因文殺人”的訓誡，一批之前蒙冤幾十年的文人，諸多被封殺的詩文著作，從此重見天日，明朝文化繁榮，百家爭鳴，更從此開始。
【三】
夏元吉在永樂時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樂時代一係列“大功業”緊密相連的：造寶船下西洋，編修《永樂大典》，南征安南動兵30萬，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動兵50萬，經濟花費都是天文數字，對比前朝後世，號稱“豐庶”的隋朝煬帝時代，後人贊為“富宋”的北宋徽宗時代，累積“十大武功”的清幹隆時代，上述的“大動作”僅進行了一兩樣，便招致國庫空虛，苛捐雜稅叢生，百姓負擔激增，以至變亂四起。但永樂時代，雖說難免勞苦百姓，卻終能將這些“大動作”一一完成，箇中的奧妙，正在於夏元吉的“理財之能”。清朝歷史學家趙翼曾讚嘆說：歷朝論理財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將之與西漢經濟學家桑弘羊相比，評價可謂甚高。
夏元吉之所以能順利解決這些問題，在於他高人一等的經濟眼光。朱棣的歷次“大動作”中，不斷有人提議用增加賦稅的辦法解決籌款問題，每次夏元吉都堅決反對，他的訣竅，可以概括成一句話：“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庶民，且便商賈。”
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難辦，其內容涉及到“機構精簡”，減少皇室開支用度，甚至限製朱棣本人花費等問題。夏元吉知難而上，永樂四年，借籌措下西洋經費為由，請旨裁減中央到地方閑散衙門200個，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給諸皇子的賞賜，也經其諫勸，每年儉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軍，經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殘兵，建成兵少戰力精的“三大營”，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賄賂以圖“方便”，夏元吉將眾人的賄賂之物盡數掛在家中屋簷下，以表清廉之意。接著流言四起，不斷有人在朱棣麵前進讒言，好在朱棣對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誡群臣：“構陷夏元吉者，處重罪。”
其他幾條政策同時施行，“平賦役”，增加對富戶階層的稅收，減免貧民階層稅收，並允許鄉民出錢代勞役。“清倉場”，即清理各地倉庫，嚴查貪汙，每遇貪墨要案，他親自核算，屢屢揭穿貪官伎倆。“廣屯種”，招募內地無地鄉民去邊塞耕種落戶。這不是朱元璋時代的“強製遷移”，而是國家出台“優惠”政策，用免稅和經濟補助吸引農民前去落戶，結果九邊各地22年來“戶口增倍”，最早從內地“闖關東”的人，也恰出現在這一時期。而各個政策裏，最關鍵也最難辦的是兩樣——“嚴鹽法”“錢鈔之禁”。
“嚴鹽法”，是對洪武朝時楊思義倡導的“開中法”的再調整。“開中法”自洪武年間實施以來，對鞏固國防，加強邊地防務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樂時期卻情形大變。自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開始主動出擊，先後5次大規模對蒙古用兵，雖捷報頻傳，但每次出師都在30萬人以上，加上“下西洋”“開運河”“通西域”等大動作同時進行，財用自然捉襟見肘，無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躍性思維”，變“開中法”為“嚴鹽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邊輸糧換取鹽引，變為商人僅向北征蒙古的“出發地”集中輸送糧食換鹽引，這小小的調整，雖減少了九邊其他邊鎮的收入，卻保證國家可以短時間集中大量錢糧，打好北征之戰。後來遷都北京時，他故伎重演，解決了大明遷都的經濟難題，雖說是“權宜之計”，可畢竟解決了問題。“錢鈔之禁”是朱元璋時代的“歷史遺留問題”。洪武時代，朱元璋發行紙幣，即“洪武寶鈔”，但當時明朝發行紙幣並無“準備金”，導致紙幣貶值，物價飛漲。到永樂時期，雖出台禁令，嚴禁民間金銀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對寶鈔採取抵製態度，具體方法是，每到用寶鈔交易時，就故意哄抬物價，每到用銅錢交易時，便恢復常價，雖時常重懲，卻屢禁不止，以至一度“紙不如銅”。夏元吉反對用強，對症下藥，一方麵緊縮銀根，保障寶鈔信譽，另一麵讓寶鈔價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食鹽掛鉤，以維持寶鈔經濟價值。“經濟手段”確實管用，不久後物價漸趨穩定，國家財政日益平穩。
身為“大帳房”，又麵臨國家每年“花費如流水”的情景，自然養成了夏元吉“用度謹慎”的特點。每年他“諫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宮廷開支和藩王用度等行為。永樂時代的各式“大活動”，如接待外國使節，修築河道，乃至練兵設防，樣樣用款，但凡是由他負責，皆小心百倍，認真核算，能省則省，為此也時常與兵部、戶部等部門的官員發生爭執，由此得了一個綽號：夏刺頭。所謂“刺頭”，在當時民間方言裏，是“小氣鬼”的意思。
【三】
夏元吉在永樂時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樂時代一係列“大功業”緊密相連的：造寶船下西洋，編修《永樂大典》，南征安南動兵30萬，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動兵50萬，經濟花費都是天文數字，對比前朝後世，號稱“豐庶”的隋朝煬帝時代，後人贊為“富宋”的北宋徽宗時代，累積“十大武功”的清幹隆時代，上述的“大動作”僅進行了一兩樣，便招致國庫空虛，苛捐雜稅叢生，百姓負擔激增，以至變亂四起。但永樂時代，雖說難免勞苦百姓，卻終能將這些“大動作”一一完成，箇中的奧妙，正在於夏元吉的“理財之能”。清朝歷史學家趙翼曾讚嘆說：歷朝論理財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將之與西漢經濟學家桑弘羊相比，評價可謂甚高。
夏元吉之所以能順利解決這些問題，在於他高人一等的經濟眼光。朱棣的歷次“大動作”中，不斷有人提議用增加賦稅的辦法解決籌款問題，每次夏元吉都堅決反對，他的訣竅，可以概括成一句話：“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庶民，且便商賈。”
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難辦，其內容涉及到“機構精簡”，減少皇室開支用度，甚至限製朱棣本人花費等問題。夏元吉知難而上，永樂四年，借籌措下西洋經費為由，請旨裁減中央到地方閑散衙門200個，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給諸皇子的賞賜，也經其諫勸，每年儉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軍，經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殘兵，建成兵少戰力精的“三大營”，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賄賂以圖“方便”，夏元吉將眾人的賄賂之物盡數掛在家中屋簷下，以表清廉之意。接著流言四起，不斷有人在朱棣麵前進讒言，好在朱棣對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誡群臣：“構陷夏元吉者，處重罪。”
其他幾條政策同時施行，“平賦役”，增加對富戶階層的稅收，減免貧民階層稅收，並允許鄉民出錢代勞役。“清倉場”，即清理各地倉庫，嚴查貪汙，每遇貪墨要案，他親自核算，屢屢揭穿貪官伎倆。“廣屯種”，招募內地無地鄉民去邊塞耕種落戶。這不是朱元璋時代的“強製遷移”，而是國家出台“優惠”政策，用免稅和經濟補助吸引農民前去落戶，結果九邊各地22年來“戶口增倍”，最早從內地“闖關東”的人，也恰出現在這一時期。而各個政策裏，最關鍵也最難辦的是兩樣——“嚴鹽法”“錢鈔之禁”。
“嚴鹽法”，是對洪武朝時楊思義倡導的“開中法”的再調整。“開中法”自洪武年間實施以來，對鞏固國防，加強邊地防務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樂時期卻情形大變。自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開始主動出擊，先後5次大規模對蒙古用兵，雖捷報頻傳，但每次出師都在30萬人以上，加上“下西洋”“開運河”“通西域”等大動作同時進行，財用自然捉襟見肘，無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躍性思維”，變“開中法”為“嚴鹽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邊輸糧換取鹽引，變為商人僅向北征蒙古的“出發地”集中輸送糧食換鹽引，這小小的調整，雖減少了九邊其他邊鎮的收入，卻保證國家可以短時間集中大量錢糧，打好北征之戰。後來遷都北京時，他故伎重演，解決了大明遷都的經濟難題，雖說是“權宜之計”，可畢竟解決了問題。“錢鈔之禁”是朱元璋時代的“歷史遺留問題”。洪武時代，朱元璋發行紙幣，即“洪武寶鈔”，但當時明朝發行紙幣並無“準備金”，導致紙幣貶值，物價飛漲。到永樂時期，雖出台禁令，嚴禁民間金銀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對寶鈔採取抵製態度，具體方法是，每到用寶鈔交易時，就故意哄抬物價，每到用銅錢交易時，便恢復常價，雖時常重懲，卻屢禁不止，以至一度“紙不如銅”。夏元吉反對用強，對症下藥，一方麵緊縮銀根，保障寶鈔信譽，另一麵讓寶鈔價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食鹽掛鉤，以維持寶鈔經濟價值。“經濟手段”確實管用，不久後物價漸趨穩定，國家財政日益平穩。
身為“大帳房”，又麵臨國家每年“花費如流水”的情景，自然養成了夏元吉“用度謹慎”的特點。每年他“諫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宮廷開支和藩王用度等行為。永樂時代的各式“大活動”，如接待外國使節，修築河道，乃至練兵設防，樣樣用款，但凡是由他負責，皆小心百倍，認真核算，能省則省，為此也時常與兵部、戶部等部門的官員發生爭執，由此得了一個綽號：夏刺頭。所謂“刺頭”，在當時民間方言裏，是“小氣鬼”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