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歷史沒有意外的話，統一北方的宇文邕，完全可以順勢南下，一舉平定南陳，完成一統中國的大業，但是意外偏偏發生了。公元579年，為了解除南征的後顧之憂，宇文邕發兵攻打突厥，病逝於出征的路上。北周歷史的拐點就這麽產生了，即宇文邕後成為北周皇帝的宇文贇，即歷史上著名的昏君北周宣帝，在位時以荒淫著稱，大權很快被漢族楊家所掌握。後來北周宣帝在公元579年禪位，不久後去世，幼帝宇文衍被楊堅操縱，很快被廢，宇文家族苦心打下來的江山，就此姓楊了。
說起北周宇文家族被楊家取代的原因，自然有很多，但根子上的一點，卻是宇文邕種下的。公元573年，宇文邕下了一道命令“軍士為侍官”，也就是說，地方軍閥的士兵，從此直接屬於皇帝，國家的所有軍隊，從此由皇帝直接掌握，這是宇文泰的府兵製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卻為楊堅奪權幫了忙。因為從此以後，隻要掌握了中央的最高權力，也就意味著掌握了國家的兵權，地方軍閥再也不能威脅中央，這樣權臣篡位，難度就低得多了。果然，楊堅憑藉著外戚的身份，趁著皇帝幼小的機會，很快就輕鬆地取而代之了。中國的統一大業，也就因此成了“宇文栽樹，楊家乘涼”。
第二十二章 琅琊王氏的存亡之道
王衍和王導是如何一手締造東晉王朝的呢？那得先從王導、司馬睿一行初到江南時的南北情況說起。
此時在北方（長江以北），東海王司馬越成了八王之亂的最終勝利者，可他接手的國家，內是因連年戰亂而滿目瘡痍的社會，外有匈奴、羯族、鮮卑等異族鐵騎的虎視眈眈，可謂危在旦夕。麵對每況愈下，朝不保夕的形勢，司馬越和他的政治盟友王衍製定了屯兵中原、荊州、青州宛如“狡兔三窟”的整體防禦計劃；同時，又命王衍堂弟王導攜同琅邪王司馬睿南下江東，坐鎮建康（今南京市），與湖北、湖南遙相呼應，保衛司馬越的大本營徐州（今蘇北地區），並同中原地區互成犄角。
此時在南方（長江以南），以“顧、陸、朱、張”為首的土家大族，也明白連年戰亂，又受到強大遊牧民族威脅的中原王朝大勢已去。此時他們麵臨著兩種選擇：一，在江東找到一個類似當年孫堅父子式的英豪人物，帶領他們重新割據自立，這樣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江南土家大族的利益，此為上策。二，接納南渡的晉皇室和中原士族，與他們共建政權，並在新政權中得到權位和經濟利益的充分尊重，此為中策。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他們並沒有在南方找到一個類似孫堅父子式的英雄人物；如果貿然逞強，割據自立，實在太過冒險，於是他們便隻好退而求其次，選擇中策，即與中原士族共建政權，共享利益。
王導和司馬睿便是在這樣的南北環境下，來到江東的。
一個成熟的賭徒在下注前，總要先觀察一段時間局麵；政治人物在決定站哪個隊時，同樣如此。起初，江南士族對初來乍到的王導和司馬睿也有懷疑，不知這些從前在北方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中原豪門會如何看待自己。所以，也就沒有太多主動的積極表示。
那麽，在這種有些僵持，處於試探階段的交往中，王導是如何做到“ice break”，如何為司馬睿在江南打開局麵，取得南方土家大族支持的呢？
王導首先用吳語扣開了江南人士的心扉，打消了他們的疑慮。王導一到江南，便苦練吳語，小有所成後，便立刻用還不太標準嫻熟的吳語主動同許多江南人士交談。那些江南人士們，聽到赫赫有名的中原第一家族，琅邪王氏的名士，竟主動用吳地方言同自己交談，無不感到深深的觸動，感到了王導對他們的尊重和王導的一片赤誠，漸漸地對王導和王導極力推崇的司馬睿有了好感，開始頻繁交流，並且漸生愛戴之心，擁護之意。
王導不但自己和江南人士用吳語交談，也鼓勵其他北方人士學習吳語，並多用吳語同南方人交流。很顯然，這樣一種“入鄉隨俗”的友善表示，大大消除了南北人士之間的隔閡，拉近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南方人士對司馬睿、王導一行人的好感和支持（王導安排司馬睿和眾中原名士在建康城舉行華麗隆重的車騎遊行，以吸引南方士族側目之事，後經多位名學者考證，確定屬後人加工創作，所以筆者在此不錄）。
那麽，在王導、司馬睿一行人漸漸在江南立穩腳根之時，中國北方的情況又怎麽樣呢？
公元311年，匈奴首領劉聰遣多路大軍入侵中原，先是大將石勒在苦縣寧平城（今河南鹿邑），圍殲晉中原主力10餘萬人，太尉王衍、36位王爺、以及眾多當時名士都不幸遇難。同年，匈奴另一大將劉曜又攻陷晉都城洛陽，俘虜了晉懷帝，並在京城裏大肆燒殺搶掠，屠殺3萬多士兵百姓。可以說，當時的中原在異族鐵騎的蹂躪下，已經由中華文明的搖籃變為了滿是燒殺搶掠的人間煉獄。大量漢族百姓、士族子弟為了躲避強盜的洗劫，惡魔的追殺，不得不背起行囊，攜妻帶子，舉家南渡長江，流落江南。這一年，史稱“永嘉之亂，衣冠南渡”。
麵對源源不斷南下避亂的北方老鄉，冷靜、沉著的王導顯示出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氣度和智慧。他向司馬睿提了三點建議：一，設立僑州僑縣以安置大量的北方難民；二，選拔其中有威望，有才幹的士子，為我所用；三，要求南下的北方大族在圈占田產時，盡量避開江南土家大族的勢力範圍，不要去觸及他們固有的土地利益。
說起北周宇文家族被楊家取代的原因，自然有很多，但根子上的一點，卻是宇文邕種下的。公元573年，宇文邕下了一道命令“軍士為侍官”，也就是說，地方軍閥的士兵，從此直接屬於皇帝，國家的所有軍隊，從此由皇帝直接掌握，這是宇文泰的府兵製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卻為楊堅奪權幫了忙。因為從此以後，隻要掌握了中央的最高權力，也就意味著掌握了國家的兵權，地方軍閥再也不能威脅中央，這樣權臣篡位，難度就低得多了。果然，楊堅憑藉著外戚的身份，趁著皇帝幼小的機會，很快就輕鬆地取而代之了。中國的統一大業，也就因此成了“宇文栽樹，楊家乘涼”。
第二十二章 琅琊王氏的存亡之道
王衍和王導是如何一手締造東晉王朝的呢？那得先從王導、司馬睿一行初到江南時的南北情況說起。
此時在北方（長江以北），東海王司馬越成了八王之亂的最終勝利者，可他接手的國家，內是因連年戰亂而滿目瘡痍的社會，外有匈奴、羯族、鮮卑等異族鐵騎的虎視眈眈，可謂危在旦夕。麵對每況愈下，朝不保夕的形勢，司馬越和他的政治盟友王衍製定了屯兵中原、荊州、青州宛如“狡兔三窟”的整體防禦計劃；同時，又命王衍堂弟王導攜同琅邪王司馬睿南下江東，坐鎮建康（今南京市），與湖北、湖南遙相呼應，保衛司馬越的大本營徐州（今蘇北地區），並同中原地區互成犄角。
此時在南方（長江以南），以“顧、陸、朱、張”為首的土家大族，也明白連年戰亂，又受到強大遊牧民族威脅的中原王朝大勢已去。此時他們麵臨著兩種選擇：一，在江東找到一個類似當年孫堅父子式的英豪人物，帶領他們重新割據自立，這樣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江南土家大族的利益，此為上策。二，接納南渡的晉皇室和中原士族，與他們共建政權，並在新政權中得到權位和經濟利益的充分尊重，此為中策。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他們並沒有在南方找到一個類似孫堅父子式的英雄人物；如果貿然逞強，割據自立，實在太過冒險，於是他們便隻好退而求其次，選擇中策，即與中原士族共建政權，共享利益。
王導和司馬睿便是在這樣的南北環境下，來到江東的。
一個成熟的賭徒在下注前，總要先觀察一段時間局麵；政治人物在決定站哪個隊時，同樣如此。起初，江南士族對初來乍到的王導和司馬睿也有懷疑，不知這些從前在北方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中原豪門會如何看待自己。所以，也就沒有太多主動的積極表示。
那麽，在這種有些僵持，處於試探階段的交往中，王導是如何做到“ice break”，如何為司馬睿在江南打開局麵，取得南方土家大族支持的呢？
王導首先用吳語扣開了江南人士的心扉，打消了他們的疑慮。王導一到江南，便苦練吳語，小有所成後，便立刻用還不太標準嫻熟的吳語主動同許多江南人士交談。那些江南人士們，聽到赫赫有名的中原第一家族，琅邪王氏的名士，竟主動用吳地方言同自己交談，無不感到深深的觸動，感到了王導對他們的尊重和王導的一片赤誠，漸漸地對王導和王導極力推崇的司馬睿有了好感，開始頻繁交流，並且漸生愛戴之心，擁護之意。
王導不但自己和江南人士用吳語交談，也鼓勵其他北方人士學習吳語，並多用吳語同南方人交流。很顯然，這樣一種“入鄉隨俗”的友善表示，大大消除了南北人士之間的隔閡，拉近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南方人士對司馬睿、王導一行人的好感和支持（王導安排司馬睿和眾中原名士在建康城舉行華麗隆重的車騎遊行，以吸引南方士族側目之事，後經多位名學者考證，確定屬後人加工創作，所以筆者在此不錄）。
那麽，在王導、司馬睿一行人漸漸在江南立穩腳根之時，中國北方的情況又怎麽樣呢？
公元311年，匈奴首領劉聰遣多路大軍入侵中原，先是大將石勒在苦縣寧平城（今河南鹿邑），圍殲晉中原主力10餘萬人，太尉王衍、36位王爺、以及眾多當時名士都不幸遇難。同年，匈奴另一大將劉曜又攻陷晉都城洛陽，俘虜了晉懷帝，並在京城裏大肆燒殺搶掠，屠殺3萬多士兵百姓。可以說，當時的中原在異族鐵騎的蹂躪下，已經由中華文明的搖籃變為了滿是燒殺搶掠的人間煉獄。大量漢族百姓、士族子弟為了躲避強盜的洗劫，惡魔的追殺，不得不背起行囊，攜妻帶子，舉家南渡長江，流落江南。這一年，史稱“永嘉之亂，衣冠南渡”。
麵對源源不斷南下避亂的北方老鄉，冷靜、沉著的王導顯示出了一個成熟政治家的氣度和智慧。他向司馬睿提了三點建議：一，設立僑州僑縣以安置大量的北方難民；二，選拔其中有威望，有才幹的士子，為我所用；三，要求南下的北方大族在圈占田產時，盡量避開江南土家大族的勢力範圍，不要去觸及他們固有的土地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