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況的發生,後人大多都說到“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等原因上,但根子上的原因,恐怕有3個,第一就是造紙術的發明,造紙術產生於漢朝,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經推廣到全國。在造紙術成型之前,中國的書籍主要都是用竹簡和布帛來抄錄的,竹簡笨重,布帛昂貴,抄一本書的成本自然也高,別說通老百姓家,就是世家大族,也沒多少人肯花這個閑錢的,能出起這個錢的,也隻有國家。有了造紙術,情況就反過來了,紙張的價格遠遠比布帛便宜的多,稍微有點錢的都修得起,如此一來,修書的人自然多了,不但國家的修書量大增,私人修書業也大批興起。在沒有印刷術的情況下,修書也就意味著要找人抄書,能夠又快又好抄寫圖書的書傭們,自然也就變得很有前途,成了官府以及世家大族爭搶的香餑餑,待遇當然水漲船高。東漢早期的書傭們,工資隻夠溫飽,三國時期的書傭們,工資已經有大量盈餘,比如闞澤,就可以用抄書的工資,供自己讀書上學。到了西晉時期,有大臣在揭露世家大族驕奢淫逸時,也拿著書傭們的工資說事,說這時候書傭們給世家大族修書的工資,比起東漢的時候已經上升了6倍,這個漲幅很顯然比較誇張,但是書傭們工資待遇的提升,卻是不爭的事實。到了南北朝時期,書傭們的待遇更是芝麻開花節節高。比如北魏的文獻裏記載,北魏名士房景先,早年靠兄長做書傭來養活,後來他恥於如此,也做了書傭,很快家庭就擺脫了貧寒。而南朝的書傭崔光更是高薪,他給南朝王家做書傭長達十幾年,之前隻是個家境貧寒的寒門子弟,做了書傭後,不但家境好轉,後來還有錢買房置地,成了當時的新富階層。如此局麵,皆與當時修書者日多大有關係。


    而書傭業的興起,另一個被忽略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廣泛傳播。南北朝時期是佛教的極盛時代,無論是北方的鮮卑族政權,還是南方的宋齊梁陳政權,都大力修佛禮佛,這時期的各種“佛事”,不隻有修建寺廟,更要翻譯整理海外傳進來的佛教典籍。東晉年間,還發生了著名的“法顯西遊”事件,北方的高僧法顯到印度取經,帶回了珍貴佛教資料,並從印度乘船回到了東晉,佛經取回來了,但是外文的,既要整理更要翻譯,修書工作刻不容緩。而當時的各個寺廟,也把自己寺廟擁有典籍的數量,作為寺廟“檔次”的標誌。為了提高自己寺院的地位,許多寺廟自己出錢,招募書傭參加修書,這樣的結果,就是書傭數量日益增多。


    書傭業繁榮,書傭需求量大,使當時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這項工作中。這時候的書傭們,在工種上也有了區分,和做佃戶一樣,書傭們也有“長工”和“短工”之分。所謂的“長工”,就是長期受僱於一家僱主的書傭,這一類的書傭,和僱主有“長期合同”,他們的收入比較穩定,但是分配到每次抄寫的收益上,就顯得不是太高。另外有一種書傭叫“短工”,他們給僱主抄書,大多都是短期合作,給這家幹幾天,很快又給另一家去幹了,這一類書傭,在收入上也有分化,要麽是收入很低的菜鳥,要麽是收入不菲的“明星人物”。比如南朝時期的書傭陳光,在當時是建康知名的“大明星”,他經常每天出入三四家僱主,均能保證質量完成,他的字在當時比較有名,外加抄寫速度快,以至於當時的世家大族,都以邀請到他為自己做書傭為榮。行行出狀元,放在書傭這個職業上也不假。隻不過,當時書傭需求量增大不假,但是市場上有這麽多“書傭”嗎?畢竟在那個時代裏,老百姓還是以不識字的居多,外加這個工作要求很高,不是認兩個字就能幹的。事實是,這時候的書傭是非常多的,並且日益高素質化。東漢時期的書傭,大多都是平民,而到了魏晉南北朝,特別是南北朝的晚期,書傭已經基本是高素質的知識分子,其中甚至還包括許多破落世家大族的子弟。書傭的整體素質,在這過程中水漲船高。


    這也恰恰是南北朝書傭業繁榮的另一大原因:士族製度的逐漸衰落。書傭業的興起,在前期得益於世家大族的暴富,這樣他們有錢去修書。這時候,卻也得益於世家大族的衰弱,因為這樣一來,中國長江南北都出現了大量取代世家大族的寒門階層,這些人出身低微,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自然要做一些貼金的事情。修書,就是最好的貼金手段,這些有錢沒地位的人,在修書上往往捨得花錢。比如後來成為南朝梁朝開國皇帝的蕭衍,在做將軍的時候,就曾在京口重金招募書傭,編訂歷代文選。南北朝晚期,都發生了對世家大族的大規模屠殺,僅以北齊而論,被清洗掉的世家大族,就有楊、高等多家,這些家族敗落後,成員樹倒猢猻散,為了填飽肚子,士族的臉麵也就顧不得了。北齊王子高澄在修書的時候,就曾僱傭過河南元家的子孫。西魏名臣蘇綽也曾在南朝俘虜中,精選出“良家子弟五十多人”參加他主持的經籍整理。書傭素質的提高,使這一時期的修書,無論從質量還是數量上,都超過了前代。


    【二】


    書傭的興起,看似隻是個文化事件,其實卻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事件。公認的事實是,書傭本身就是魏晉南北朝文化發展的見證。魏晉南北朝時代,雖然長期戰亂,但中華文明卻持續傳承了下來,比如南北的各個政權,都大力發展教育,設立學堂。而且各個政權對於修書都非常重視,比如魏文帝曹丕就曾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文化在這個時代所得到的尊重,遠遠超過了前代。在那些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裏,經過早期的殺戮之後,他們也漸漸懂得了“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開始了方式各異的漢化改革,而漢化的過程,對圖書的需求就會加大。梁武帝在位時期的梁朝,雖然在政治上乏善可陳,文化上卻大有貢獻,當時的梁朝“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可以說,修書以及書傭的繁榮,是當時南北朝文化政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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