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春秋戰國至秦漢中醫學發展很快，中醫名家輩出，戰國時的扁鵲（秦越人），西漢時的倉公（淳於意），與張仲景同時代的華佗，都可謂是“妙手回春”之士。眾多的名醫為中醫學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黃帝內經》的問世，也標誌著中醫學理論體係初具規模。與此同時，中醫的診斷方法、治療手段、藥物種類都在不斷地完善和發展。這一切都為張仲景創作《傷寒雜病論》打下了堅實的醫學基礎。
其次，由於張仲景的士人身份，東漢儒學的發展與士人的特徵也是對其影響較大的因素。西漢儒學以今文經學為主，其治經的主旨是闡發經書中的“微言大義”，到了東漢，古文經學逐漸抬頭，強調考據、訓詁，講究嚴格的推理過程。這種學術流派的變化為學術研究從隨意向嚴謹過渡提供了條件，而這種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是自然科學研究所必需的。東漢的儒士與西漢的儒士相比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西漢儒士重學問、輕品德，追求功名利祿，東漢的儒士崇尚節義，忠君愛民，這直接影響了士人的政治表現。張仲景在《傷寒論·自序》中所言“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正是這種社會責任感的集中體現。
再者，張仲景所處地區社會條件相對優越，是其成就的必備條件。南陽郡是光武帝劉秀的“龍興之地”，在東漢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其郡治宛城是東漢“三都”之一，從經濟上說又是工商業的“五都”之一。張衡的《南都賦》形象地說明了宛城和南陽郡的繁華，這種優越的社會環境為張仲景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最後，東漢儒學分為兩派，“北學”以鄭玄為代表，以深蕪著稱；“南學”則以司馬徽、宋忠以及其學生李仁、尹默、王肅為代表，是以約簡見長。“南學”主張“學以致用”，與現實結合較緊密，不但有利於政治變革，還有利於士人投身其他學科，學習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學之外，“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物皆教思焉”，荊州治學特點秉承“南學”，這也是一個影響張仲景的重要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於張仲景治學的條件，事物總是有兩麵性，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因素的不利方麵主要有以下四點：
其一，漢末戰亂對社會的巨大破壞。南陽郡作為兵家必爭之地，從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就成為董卓、孫堅、袁術、劉表四大軍閥爭奪的對象。南陽郡遭到戰亂的極大破壞，“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是當時這一地區的真實寫照，這戰亂的環境必將大大影響張仲景對醫學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會思想領域，東漢時期神秘主義大為泛濫，春秋戰國時發展的理性主義精神在此時大受衝擊。漢末政治黑暗、社會經濟崩潰使人們的思想空虛無助，此時各種神秘主義思想都紛紛出現：儒學開始了宗教化的過程，道家思想結合陰陽家思想和民間巫術形成原始道教，西漢末傳入的佛教也大為盛行，求仙、拜佛、信巫、占卜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種社會思潮直接衝擊了醫學實踐，首先由於天命論的影響，導致人們對相術和占卜的迷信，使人們得病後“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最終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對醫學的衝擊，漢末太平道、五鬥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聖水”，後者“事鬼”“人道病，蟄三省”“有病自首其過”，這些治病方法直接影響醫學實踐和發展。《三國誌·方技傳》僅華佗一人為醫生，而其他多為術士，如朱建平相術、周宣相夢、管輅卜筮，陳壽在書中稱這些人“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這種社會思潮的逆轉對張仲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醫學理論創建有直接的不利影響。
其三，張仲景的醫學研究還受製於當時較低的自然科學水平。秦漢時的科技比之後世還較落後，在缺乏完善的科學手段，精密的人體解剖學知識，完整的生物學體係的條件下，張仲景必須用醫學理論的完善來突破診斷和治療手段的不足，巧妙運用藥物協同配伍彌補單味藥物的原始性。這一切都必須在今人難以想像的困難條件下進行。
其四，受當時醫家門戶之見的約束。兩漢學風最重師承、門派，如五經治學共分14家，每家皆有家規、學風乃至嚴格的師承，向他家學習和創新往往被看作是對師門的背叛。醫家的分派雖不可考，但從張仲景“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的感嘆來看，醫學的狀況與儒學的相差無幾。因此，張仲景進行創新，以及“博採眾方”都肯定會受到這種情況的限製。
歷代醫家多以醫見業，以醫聞名，張仲景則不然，從流傳下來隻言片語的歷史記載中，他除了醫術高明外，還是一位以才聞名的士人。他有著完整的仕宦經歷，所擔當的也不是太醫令一類與醫學有關的官員，而是侍中、太守一類的中央和地方高官。這種身份的特殊性在醫學家中可謂絕無僅有。
張仲景不僅以醫術享譽於當時，對醫生的醫德與醫療作風也有相當嚴格的要求。他批評那些醫德小修、醫風不正的醫生，說“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順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訣診，九侯曾無仿佛，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這些論述上承秦漢，下啟晉唐，成為祖國醫德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由於張仲景的士人身份，東漢儒學的發展與士人的特徵也是對其影響較大的因素。西漢儒學以今文經學為主，其治經的主旨是闡發經書中的“微言大義”，到了東漢，古文經學逐漸抬頭，強調考據、訓詁，講究嚴格的推理過程。這種學術流派的變化為學術研究從隨意向嚴謹過渡提供了條件，而這種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是自然科學研究所必需的。東漢的儒士與西漢的儒士相比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西漢儒士重學問、輕品德，追求功名利祿，東漢的儒士崇尚節義，忠君愛民，這直接影響了士人的政治表現。張仲景在《傷寒論·自序》中所言“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正是這種社會責任感的集中體現。
再者，張仲景所處地區社會條件相對優越，是其成就的必備條件。南陽郡是光武帝劉秀的“龍興之地”，在東漢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其郡治宛城是東漢“三都”之一，從經濟上說又是工商業的“五都”之一。張衡的《南都賦》形象地說明了宛城和南陽郡的繁華，這種優越的社會環境為張仲景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最後，東漢儒學分為兩派，“北學”以鄭玄為代表，以深蕪著稱；“南學”則以司馬徽、宋忠以及其學生李仁、尹默、王肅為代表，是以約簡見長。“南學”主張“學以致用”，與現實結合較緊密，不但有利於政治變革，還有利於士人投身其他學科，學習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學之外，“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物皆教思焉”，荊州治學特點秉承“南學”，這也是一個影響張仲景的重要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於張仲景治學的條件，事物總是有兩麵性，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因素的不利方麵主要有以下四點：
其一，漢末戰亂對社會的巨大破壞。南陽郡作為兵家必爭之地，從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就成為董卓、孫堅、袁術、劉表四大軍閥爭奪的對象。南陽郡遭到戰亂的極大破壞，“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是當時這一地區的真實寫照，這戰亂的環境必將大大影響張仲景對醫學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會思想領域，東漢時期神秘主義大為泛濫，春秋戰國時發展的理性主義精神在此時大受衝擊。漢末政治黑暗、社會經濟崩潰使人們的思想空虛無助，此時各種神秘主義思想都紛紛出現：儒學開始了宗教化的過程，道家思想結合陰陽家思想和民間巫術形成原始道教，西漢末傳入的佛教也大為盛行，求仙、拜佛、信巫、占卜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種社會思潮直接衝擊了醫學實踐，首先由於天命論的影響，導致人們對相術和占卜的迷信，使人們得病後“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最終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對醫學的衝擊，漢末太平道、五鬥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聖水”，後者“事鬼”“人道病，蟄三省”“有病自首其過”，這些治病方法直接影響醫學實踐和發展。《三國誌·方技傳》僅華佗一人為醫生，而其他多為術士，如朱建平相術、周宣相夢、管輅卜筮，陳壽在書中稱這些人“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這種社會思潮的逆轉對張仲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醫學理論創建有直接的不利影響。
其三，張仲景的醫學研究還受製於當時較低的自然科學水平。秦漢時的科技比之後世還較落後，在缺乏完善的科學手段，精密的人體解剖學知識，完整的生物學體係的條件下，張仲景必須用醫學理論的完善來突破診斷和治療手段的不足，巧妙運用藥物協同配伍彌補單味藥物的原始性。這一切都必須在今人難以想像的困難條件下進行。
其四，受當時醫家門戶之見的約束。兩漢學風最重師承、門派，如五經治學共分14家，每家皆有家規、學風乃至嚴格的師承，向他家學習和創新往往被看作是對師門的背叛。醫家的分派雖不可考，但從張仲景“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的感嘆來看，醫學的狀況與儒學的相差無幾。因此，張仲景進行創新，以及“博採眾方”都肯定會受到這種情況的限製。
歷代醫家多以醫見業，以醫聞名，張仲景則不然，從流傳下來隻言片語的歷史記載中，他除了醫術高明外，還是一位以才聞名的士人。他有著完整的仕宦經歷，所擔當的也不是太醫令一類與醫學有關的官員，而是侍中、太守一類的中央和地方高官。這種身份的特殊性在醫學家中可謂絕無僅有。
張仲景不僅以醫術享譽於當時，對醫生的醫德與醫療作風也有相當嚴格的要求。他批評那些醫德小修、醫風不正的醫生，說“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終順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訣診，九侯曾無仿佛，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這些論述上承秦漢，下啟晉唐，成為祖國醫德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