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定大月氏之後，班超又在西域經過多年戰鬥，到公元95年，隨著最後一股反漢勢力鄯善國的臣服，西域大地終於重新歸於漢帝國版圖之下。這時候他已因大功被封為定遠侯，後人的“班定遠”之稱呼，就是從此而來。公元100年，已經在西域戰鬥20年的班超，向漢帝國請求退休，經過3年的懇請，漢帝國終於答應了他的請求，公元102年八月，班超回到了闊別21年的家鄉，一個月後，這位一生不斷創造奇蹟的孤單英雄，結束了不斷創造奇蹟的人生。
然而班超沒有想到的是，他苦心開通西域的努力，會在他過世後再次付諸東流。
那是班超去世後17年，即公元119年的事情。當時的北匈奴再次勾結西域的車師國發動叛亂，這時期的漢帝國已經在走下坡路，對叛亂鞭長莫及。西域大地再次叛漢獨立，直到公元123年，東漢王朝以班超之子班勇出使西域，經過兩年浴血奮戰，再次聯合西域各國力量驅逐叛逆，終於在公元125年恢復了漢帝國在西域的主權。這就是西域“三通三絕”的整個過程。
【三】
在班超、班勇兩代父子拓展西域，獨立支撐的偉業下，不得不問東漢帝國一個問題：為什麽給予他們的支持這麽少？如果說早期是因為北匈奴強敵壓境，不願大動幹戈還情有可原，但到了北匈奴勢力衰微之後，東漢帝國卻依然隻能對西域提供有限的支持，甚至動兵都不超過千人。真實的原因，是此時中原進入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也正在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東漢與羌族的戰爭。
自西漢霍去病降伏河西匈奴之後，生活在這個地方的羌人也一併投附了漢朝，在西漢末年的內亂時代，羌人勢力乘機在河西坐大，終於發展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自光武帝開始，東漢便陷入了與羌族曠日持久的戰爭泥潭中。羌人實行兵民一體的軍事製度，作戰以襲擊戰為主，利用騎兵的機動能力大打遊擊戰，令東漢帝國的歷次大兵團圍剿仿佛拳頭打跳蚤一般，有力使不上。光武時代，漢伏波將軍馬援平定羌族，河西初定，然而好景不長，20多年後，參狼羌反叛，殺漢朝護羌都尉，中郎將竇固再次將其降伏。這種情況也成了漢朝與羌族關係的固定劇本：反叛——鎮壓——再反叛——再鎮壓，漢朝大軍到來前聚眾作亂，大軍平亂時又化整為零。在這場漫長的戰爭裏，一代又一代的東漢名將前仆後繼，血戰河西走廊，與羌人或勝或敗，卻按下葫蘆起來瓢，這邊平定了那邊又造反，始終無法將其完全平服，漫長的河西地區烽火連天，漢人百姓慘遭殺戮，流離失所。漢朝政府共耗資120多億，先後有多名太守被殺，諸多名將敗死，羌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諸多叛亂部族被漢朝擊滅，然而造反的苗頭卻如地裏的韭菜一樣，剛剛割了一茬，卻接著一輪又一輪的瘋長。平羌戰爭，成為東漢歷代君臣心頭最沉重的包袱。
公元168年，一個叫段熲的名將終於為漢帝國解決了問題。段熲針對羌人的遊擊戰術，採用輕騎兵長途奔襲的戰法，窮追猛打，先後與羌人交戰180多次，斬殺3萬多人，終於使戰火綿延的河西地區徹底恢復了平靜，然而此時的東漢王朝，也已經到了強弩之末，不幾年的時間，便在諸侯紛爭的旋渦中走向了滅亡。
對東漢帝國來說，平羌戰爭自始至終是卡在他們咽喉裏的一塊硬骨頭，咽不下又吐不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軍事上的因素外，更多的當從政治上去找。漢朝對羌族的壓迫無疑是羌人反叛的內因，漢朝的官吏和豪強喜歡擄掠羌人為奴，更屢屢徵調羌族部眾出塞作戰充當炮灰。特別是東漢中期以後，隨著地方豪強勢力和宦官勢力的坐大，政治的腐敗為羌人叛亂提供了溫床，更加速了漢朝軍隊的腐化過程，終使平羌戰爭演變成一場烽火連綿的消耗戰。平羌戰爭的另一結果恐怕是漢朝政府沒想到的，在漫長的平羌戰爭裏，漢朝河西軍閥勢力日益膨脹，漸成尾大不掉之勢，終於有了河西軍閥董卓進京奪權的大戲，拉開了東漢末年群雄逐鹿的序幕。
第二十四章 把匈奴打到歐洲
東漢的對外戰爭，比起西漢時代少了很多，甚少有漢武帝時期那樣大規模出塞，掃蕩強胡的戰爭。但是東漢王朝，卻完成了一件幾乎影響整個世界歷史，尤其是歐洲歷史的大事——徹底驅逐北匈奴。
說這件事影響了世界歷史，是因為一個歐洲人耳熟能詳的詞語——上帝之鞭。匈奴騎兵進入歐洲，是歐洲中世紀歷史上的大事。重步兵鐵甲包裹的笨重的歐洲人，在匈奴人迅疾如風的進攻中，敗得比當年的漢朝人還要慘，甚至連“和親”的機會都沒有。幾乎每一場戰爭，都是傷亡懸殊巨大的殺戮，無數的城市被毀滅，無數的村莊被洗劫一空，強悍的匈奴單於阿提拉，甚至還有了一個驕傲的名號——上帝之鞭。能得到這個殊榮的，從那時到現在的兩千年裏，不過兩個人，另外一個，就是赫赫有名的蒙古帝國征服者，中國歷史書上的“元世祖”——成吉思汗。
在當時，對於匈奴人的到來，歐洲人幾乎毫無準備，後來的歐洲著名歷史學者茨威格就曾說過：在這場戰禍麵前，當時整個歐洲陷入了漫長的恐懼中，沒有人知道這些人是從哪裏來的，沒有人知道他們為什麽來到這裏。相信茨威格一定沒有讀過中國歷史書，讀了就可以找到答案：這些人是從中國大地的蒙古草原來的，他們之所以來到這裏，是因為被漢朝打敗了，趕走了，無處可去，不得已來到這裏。
然而班超沒有想到的是，他苦心開通西域的努力，會在他過世後再次付諸東流。
那是班超去世後17年，即公元119年的事情。當時的北匈奴再次勾結西域的車師國發動叛亂，這時期的漢帝國已經在走下坡路，對叛亂鞭長莫及。西域大地再次叛漢獨立，直到公元123年，東漢王朝以班超之子班勇出使西域，經過兩年浴血奮戰，再次聯合西域各國力量驅逐叛逆，終於在公元125年恢復了漢帝國在西域的主權。這就是西域“三通三絕”的整個過程。
【三】
在班超、班勇兩代父子拓展西域，獨立支撐的偉業下，不得不問東漢帝國一個問題：為什麽給予他們的支持這麽少？如果說早期是因為北匈奴強敵壓境，不願大動幹戈還情有可原，但到了北匈奴勢力衰微之後，東漢帝國卻依然隻能對西域提供有限的支持，甚至動兵都不超過千人。真實的原因，是此時中原進入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也正在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東漢與羌族的戰爭。
自西漢霍去病降伏河西匈奴之後，生活在這個地方的羌人也一併投附了漢朝，在西漢末年的內亂時代，羌人勢力乘機在河西坐大，終於發展成為一支強大的力量。自光武帝開始，東漢便陷入了與羌族曠日持久的戰爭泥潭中。羌人實行兵民一體的軍事製度，作戰以襲擊戰為主，利用騎兵的機動能力大打遊擊戰，令東漢帝國的歷次大兵團圍剿仿佛拳頭打跳蚤一般，有力使不上。光武時代，漢伏波將軍馬援平定羌族，河西初定，然而好景不長，20多年後，參狼羌反叛，殺漢朝護羌都尉，中郎將竇固再次將其降伏。這種情況也成了漢朝與羌族關係的固定劇本：反叛——鎮壓——再反叛——再鎮壓，漢朝大軍到來前聚眾作亂，大軍平亂時又化整為零。在這場漫長的戰爭裏，一代又一代的東漢名將前仆後繼，血戰河西走廊，與羌人或勝或敗，卻按下葫蘆起來瓢，這邊平定了那邊又造反，始終無法將其完全平服，漫長的河西地區烽火連天，漢人百姓慘遭殺戮，流離失所。漢朝政府共耗資120多億，先後有多名太守被殺，諸多名將敗死，羌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諸多叛亂部族被漢朝擊滅，然而造反的苗頭卻如地裏的韭菜一樣，剛剛割了一茬，卻接著一輪又一輪的瘋長。平羌戰爭，成為東漢歷代君臣心頭最沉重的包袱。
公元168年，一個叫段熲的名將終於為漢帝國解決了問題。段熲針對羌人的遊擊戰術，採用輕騎兵長途奔襲的戰法，窮追猛打，先後與羌人交戰180多次，斬殺3萬多人，終於使戰火綿延的河西地區徹底恢復了平靜，然而此時的東漢王朝，也已經到了強弩之末，不幾年的時間，便在諸侯紛爭的旋渦中走向了滅亡。
對東漢帝國來說，平羌戰爭自始至終是卡在他們咽喉裏的一塊硬骨頭，咽不下又吐不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軍事上的因素外，更多的當從政治上去找。漢朝對羌族的壓迫無疑是羌人反叛的內因，漢朝的官吏和豪強喜歡擄掠羌人為奴，更屢屢徵調羌族部眾出塞作戰充當炮灰。特別是東漢中期以後，隨著地方豪強勢力和宦官勢力的坐大，政治的腐敗為羌人叛亂提供了溫床，更加速了漢朝軍隊的腐化過程，終使平羌戰爭演變成一場烽火連綿的消耗戰。平羌戰爭的另一結果恐怕是漢朝政府沒想到的，在漫長的平羌戰爭裏，漢朝河西軍閥勢力日益膨脹，漸成尾大不掉之勢，終於有了河西軍閥董卓進京奪權的大戲，拉開了東漢末年群雄逐鹿的序幕。
第二十四章 把匈奴打到歐洲
東漢的對外戰爭，比起西漢時代少了很多，甚少有漢武帝時期那樣大規模出塞，掃蕩強胡的戰爭。但是東漢王朝，卻完成了一件幾乎影響整個世界歷史，尤其是歐洲歷史的大事——徹底驅逐北匈奴。
說這件事影響了世界歷史，是因為一個歐洲人耳熟能詳的詞語——上帝之鞭。匈奴騎兵進入歐洲，是歐洲中世紀歷史上的大事。重步兵鐵甲包裹的笨重的歐洲人，在匈奴人迅疾如風的進攻中，敗得比當年的漢朝人還要慘，甚至連“和親”的機會都沒有。幾乎每一場戰爭，都是傷亡懸殊巨大的殺戮，無數的城市被毀滅，無數的村莊被洗劫一空，強悍的匈奴單於阿提拉，甚至還有了一個驕傲的名號——上帝之鞭。能得到這個殊榮的，從那時到現在的兩千年裏，不過兩個人，另外一個，就是赫赫有名的蒙古帝國征服者，中國歷史書上的“元世祖”——成吉思汗。
在當時，對於匈奴人的到來，歐洲人幾乎毫無準備，後來的歐洲著名歷史學者茨威格就曾說過：在這場戰禍麵前，當時整個歐洲陷入了漫長的恐懼中，沒有人知道這些人是從哪裏來的，沒有人知道他們為什麽來到這裏。相信茨威格一定沒有讀過中國歷史書，讀了就可以找到答案：這些人是從中國大地的蒙古草原來的，他們之所以來到這裏，是因為被漢朝打敗了，趕走了，無處可去，不得已來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