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農家的思想內容，在戰國時期，以許行為主，卻也化成不同的派別。而在整個戰國時代，農家思想開始係統整理出來，卻是拜呂不韋所賜。
呂不韋擔任秦國相國期間，開始組織人手編纂著名的《呂氏春秋》，在這本春秋思想集大成的書中，也少不了農家學派的身影。《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鮮明提出了重農的理論。在《上農》中，農家思想家提出了要尊重農民、優先發展農業的理論。《任地》一篇，則細緻講述了農業耕作之中，怎樣提高土地的肥力，辨別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樣改良土壤的質量。對土壤的軟硬、瘦肥，都做了非常細緻的闡述。《呂氏春秋》中的農家理論，是農家主體思想以及農業理念的濃縮。特別是《審時》之中，對於農業生產的農時，做了非常細緻的劃分，對種子的品種質量，也做了非常細緻的講解，在當時的中國，簡單的四篇文章，卻可以成為中國農業生產的寶典。
而另一本對農家思想記錄非常詳細的著作，就是齊國稷下學宮編纂的《管子》，其中《地員》一篇就是純粹的農家著作，而在《五輔》《牧民》《八章》等章節之中，也詳細闡述了農家思想的各類內容。《管子》對於農家思想的重要意義是，農家思想的主要內容，被放在了其中有關“以民為本”的章節中，因為在當時的中國，農民是平民老百姓的主體，農家所宣傳的重農思想，其實也和以民為本的思想一脈相承。重農和重民思想，本身就是一對孿生兄弟。正是這樣的一種聯繫，使得《管子》中的農家思想，具有了許多超越農業本身的進步意義。
《管子》中的農家思想，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體現出了古代中國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在《管子》的文章中，曾有這樣的片段：“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這一思想，鮮明地把民心放在了“政”的高度上，和孟子同時期宣傳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相比，農家思想顯然對民更加重視，民在農家思想家眼裏，成了政權存廢的關鍵，這個比儒家思想中的“民為貴”，顯得要更加大膽。
除了提出了民為本的思想之外，農家還體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一點應該和中國農業長期以來靠天吃飯的局麵分不開。在親身耕作中盡嚐了靠天吃飯辛酸的農家學者們，其身上的憂患意識是很強的。在《管子》中，農家學者鮮明提出了“修飢謹，賑災荒”的主張，認為一個國家農業要發展，就必須做好對自然災害的預警和提高抗風險能力。
而戰國時期農家的最核心思想，在《管子》中也體現得很生動——重農抑商。農家學派認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根本，老百姓要吃飯，軍隊保衛國家，也要靠軍糧供應，因此農業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重中之重。而商人們本身並不創造財富，隻是拿著別人的財富賤買貴賣，因此，商業活動其實是對國民經濟的一種破壞。所以，一個國家要想長治久安，就必須要堅決貫徹“重農抑商”的政策。在農家學者的重農抑商政策中，他們並不主張取締商業活動，而是希望政府採取強有力的打壓手段，限製商業活動的發展，將商業活動的利潤大小範圍，都能縮小到最小的規模，給予農業充足的發展空間。
如果對照後麵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農家學者們的美好願望，在經過秦末動盪之後，最終由漢王朝確立下來。此後重農抑商政策，就成為了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在春秋戰國時期並非作為主流學派出現的農家，他們“民以食為天”的主張，卻最終成為了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根基。
【三】
而農家學派的英傑們更想不到的是，他們一生為之奔走的學問，在兩千多年後，竟然會影響到另一個他們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歐洲。
在17世紀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被翻譯到西方去，其中包括中國先秦諸子百家的經典著作，尤其是記錄了農家思想的《管子》，被當時的傳教士利瑪竇翻譯成拉丁文。中國農家學派在西方社會，很快掀起了不小的波動，17世紀時期興起的法國重農學派，大力引進農家裏有關商業活動的論述，抨擊西方的重商主義。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之間的這場論戰，其結果幾乎決定了最終歐洲資本主義化的發展方向。產生於中國封建化早期的學說，對於啟蒙世紀的歐洲，依然可以起到振聾發聵的效果。
第二十九章 秦始皇錯在哪
公元前221年，統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給自己換一個名號，天下一統了，諸侯都滅了，再當大王，恐怕也顯得寒磣了。如此大的功業，也應該找一個比大王更顯貴的稱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們為自己提供封號，那些書呆子們冥思苦想了許多，總算送上一個泰皇。解釋說，這個稱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來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還大。可嬴政還是不滿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後麵的皇字，然後自己開動腦筋，加了個帝字，這樣一個新名詞就誕生了——皇帝。嬴政很滿意，就這麽叫！好聽！就這樣，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國有了自己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嬴政。他的名號，叫秦始皇。
農家的思想內容，在戰國時期，以許行為主，卻也化成不同的派別。而在整個戰國時代，農家思想開始係統整理出來，卻是拜呂不韋所賜。
呂不韋擔任秦國相國期間，開始組織人手編纂著名的《呂氏春秋》，在這本春秋思想集大成的書中，也少不了農家學派的身影。《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鮮明提出了重農的理論。在《上農》中，農家思想家提出了要尊重農民、優先發展農業的理論。《任地》一篇，則細緻講述了農業耕作之中，怎樣提高土地的肥力，辨別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樣改良土壤的質量。對土壤的軟硬、瘦肥，都做了非常細緻的闡述。《呂氏春秋》中的農家理論，是農家主體思想以及農業理念的濃縮。特別是《審時》之中，對於農業生產的農時，做了非常細緻的劃分，對種子的品種質量，也做了非常細緻的講解，在當時的中國，簡單的四篇文章，卻可以成為中國農業生產的寶典。
而另一本對農家思想記錄非常詳細的著作，就是齊國稷下學宮編纂的《管子》，其中《地員》一篇就是純粹的農家著作，而在《五輔》《牧民》《八章》等章節之中，也詳細闡述了農家思想的各類內容。《管子》對於農家思想的重要意義是，農家思想的主要內容，被放在了其中有關“以民為本”的章節中，因為在當時的中國，農民是平民老百姓的主體，農家所宣傳的重農思想，其實也和以民為本的思想一脈相承。重農和重民思想，本身就是一對孿生兄弟。正是這樣的一種聯繫，使得《管子》中的農家思想，具有了許多超越農業本身的進步意義。
《管子》中的農家思想，一個重要特徵，就是體現出了古代中國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在《管子》的文章中，曾有這樣的片段：“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這一思想，鮮明地把民心放在了“政”的高度上，和孟子同時期宣傳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相比，農家思想顯然對民更加重視，民在農家思想家眼裏，成了政權存廢的關鍵，這個比儒家思想中的“民為貴”，顯得要更加大膽。
除了提出了民為本的思想之外，農家還體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一點應該和中國農業長期以來靠天吃飯的局麵分不開。在親身耕作中盡嚐了靠天吃飯辛酸的農家學者們，其身上的憂患意識是很強的。在《管子》中，農家學者鮮明提出了“修飢謹，賑災荒”的主張，認為一個國家農業要發展，就必須做好對自然災害的預警和提高抗風險能力。
而戰國時期農家的最核心思想，在《管子》中也體現得很生動——重農抑商。農家學派認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根本，老百姓要吃飯，軍隊保衛國家，也要靠軍糧供應，因此農業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重中之重。而商人們本身並不創造財富，隻是拿著別人的財富賤買貴賣，因此，商業活動其實是對國民經濟的一種破壞。所以，一個國家要想長治久安，就必須要堅決貫徹“重農抑商”的政策。在農家學者的重農抑商政策中，他們並不主張取締商業活動，而是希望政府採取強有力的打壓手段，限製商業活動的發展，將商業活動的利潤大小範圍，都能縮小到最小的規模，給予農業充足的發展空間。
如果對照後麵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農家學者們的美好願望，在經過秦末動盪之後，最終由漢王朝確立下來。此後重農抑商政策，就成為了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在春秋戰國時期並非作為主流學派出現的農家，他們“民以食為天”的主張，卻最終成為了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根基。
【三】
而農家學派的英傑們更想不到的是，他們一生為之奔走的學問，在兩千多年後，竟然會影響到另一個他們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歐洲。
在17世紀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被翻譯到西方去，其中包括中國先秦諸子百家的經典著作，尤其是記錄了農家思想的《管子》，被當時的傳教士利瑪竇翻譯成拉丁文。中國農家學派在西方社會，很快掀起了不小的波動，17世紀時期興起的法國重農學派，大力引進農家裏有關商業活動的論述，抨擊西方的重商主義。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之間的這場論戰，其結果幾乎決定了最終歐洲資本主義化的發展方向。產生於中國封建化早期的學說，對於啟蒙世紀的歐洲，依然可以起到振聾發聵的效果。
第二十九章 秦始皇錯在哪
公元前221年，統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給自己換一個名號，天下一統了，諸侯都滅了，再當大王，恐怕也顯得寒磣了。如此大的功業，也應該找一個比大王更顯貴的稱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們為自己提供封號，那些書呆子們冥思苦想了許多，總算送上一個泰皇。解釋說，這個稱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來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還大。可嬴政還是不滿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後麵的皇字，然後自己開動腦筋，加了個帝字，這樣一個新名詞就誕生了——皇帝。嬴政很滿意，就這麽叫！好聽！就這樣，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國有了自己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嬴政。他的名號，叫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