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變中一個重要的收穫。西安事變發動後，中共中央即應
張學良的要求，將紅軍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線，與張學良、楊虎城部隊互相銜接。結果紅
軍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進，以洛川為總司令部駐地，部隊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線，延安便
成為紅軍的主要後方。延安以南的各縣，仍歸國民黨西安省政府管轄，隻是延安似是由於張
學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處理。
延安自從中共中央遷入以後，就一天天熱鬧起來，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學生，成群結
隊，不斷的步行而來。也有一些抗日親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憐的汽車從西安來。他們都把延
安作為革命聖地，他們對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相當大的反感。他們主要指責國民黨對日不抵
抗，也不容納他們有參加抗日的機會，因此他們寄希望於中共。但他們對中共的內情全然不
知。就因為這些新客人之來，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夠分配，後來中共不得不撥出大批房屋，交
與抗日軍政大學1來收容他們。此後中共中央機構遷到離延安遠遠的鄉村，並新建了許多窯
洞。
我多次同這些外來者接觸，大半都是個人交談，而談話的內容，也多是有關時局的某些
具體片段。我參加過文藝晚會，欣賞抗日歌曲和各種文藝表演，也曾參觀那些年輕人的體育
活動等等。我覺得，他們比之“五四”時代的青年更實幹。他們的抗日熱情，使我對抗日局
勢，有更生動的了解。直到現在，我還能記憶對當時抗日局勢所作推測的大致輪廓。我認為
日本侵略中國，已引起美、英、蘇等國的不滿，他們同情中國，以各種方式支援中國抗日運
動。國民黨南京政府，亦有可觀的進步，向著中國統一方向前進了一大步。國民黨勢將奮起
抗日，因已到了非幹不可的地步。從這些年輕人的表現看，中國形形式式的派係和人物，大
體可以聯合一致抗日。我對抗日抱樂觀態度，因此，對毛澤東等所給與我的種種磨折，就忍
受下去了。
此外，遷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經濟生活上的困厄也獲得相當程度的解救。紅軍駐紮在陝
北邊區以南地方，可以在駐地就食，延安歸中共以後，其控製區域大為擴展，糧食也就成問
題了。中共要人們，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樣，不是前方軍隊供應告緊，就是後方需求短缺，他
們每天都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經濟的人員，也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
城市搜購醫院衛生材料、機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紙張文具等等，當時這種經濟上的解脫，使
人們都愉快輕鬆起來。
中共的要人們，對當時這些收穫，曾加以大大的誇張和宣傳，在這種樂觀氣氛之下，中
共和紅軍內部各種隱憂，都給掩蓋起來了。而且中共的要人們，都相約不要將紅軍二萬五千
裏長征以來的種種挫敗與損失、紅軍裏麵紀律頹廢和中共內部的爭執、以及對國共合作抗日
未可樂觀等等，向那些熱忱抗日的青年宣洩，以免影響他們對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說這些欣欣向榮的表麵現狀之外，中共中央內部許多事卻在暗中進行和演變。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兩方麵軍間的爭執和對立已不存在，因此沒有人用中央政
治局的名義，也沒有再舉行過會議。處理西安事變時，各巨頭多採取協商的形式，反覆討論，
頗費時間，使首當其衝的毛澤東頗感不耐。雖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
滿足，非集大權於一身不可。因此在這緊急關頭，一方麵許多事急需處理，另一方麵中共中
央的組織又相當零亂，毛澤東便趁此時機，多方麵混水摸魚，已達其個人獨裁的野心。
毛澤東先把軍權集中於一身。當時紅軍主力，由彭德懷以前線總指揮的名義，率領著赴
西安前線，毛利用這個時機，把中央軍權包攬過來，一切由他直接發電指揮，因而剝奪了總
司令部的指揮權力。這些事，當時都偷偷摸摸進行。總括一句，是不再讓任總司令的朱德和
任政員的張國燾，獲知紅軍主力的行動情況。其次，他利用寶安縣房屋不夠和有些幹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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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調往“抗大”學習的機會，逐漸把總司令屬下的機構、參謀總部和總政治部等人員，併入毛
所直接指揮的軍事委員會。取消總司令部機構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遷到延安的時機來完成
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變成了空頭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讓他去幹
吧。
當時毛澤東最注意的是控製通訊機構，已達到封鎖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
與莫斯科來往的密電；（二）中共與西安方麵的聯絡，諸如與國民黨南京政府人員，張學良、
楊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係和人員的通信等；（三）軍委會與紅軍各地部隊的聯繫，凡一切命令
張學良的要求，將紅軍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線，與張學良、楊虎城部隊互相銜接。結果紅
軍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進，以洛川為總司令部駐地，部隊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線，延安便
成為紅軍的主要後方。延安以南的各縣，仍歸國民黨西安省政府管轄，隻是延安似是由於張
學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處理。
延安自從中共中央遷入以後，就一天天熱鬧起來，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學生，成群結
隊，不斷的步行而來。也有一些抗日親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憐的汽車從西安來。他們都把延
安作為革命聖地，他們對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相當大的反感。他們主要指責國民黨對日不抵
抗，也不容納他們有參加抗日的機會，因此他們寄希望於中共。但他們對中共的內情全然不
知。就因為這些新客人之來，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夠分配，後來中共不得不撥出大批房屋，交
與抗日軍政大學1來收容他們。此後中共中央機構遷到離延安遠遠的鄉村，並新建了許多窯
洞。
我多次同這些外來者接觸，大半都是個人交談，而談話的內容，也多是有關時局的某些
具體片段。我參加過文藝晚會，欣賞抗日歌曲和各種文藝表演，也曾參觀那些年輕人的體育
活動等等。我覺得，他們比之“五四”時代的青年更實幹。他們的抗日熱情，使我對抗日局
勢，有更生動的了解。直到現在，我還能記憶對當時抗日局勢所作推測的大致輪廓。我認為
日本侵略中國，已引起美、英、蘇等國的不滿，他們同情中國，以各種方式支援中國抗日運
動。國民黨南京政府，亦有可觀的進步，向著中國統一方向前進了一大步。國民黨勢將奮起
抗日，因已到了非幹不可的地步。從這些年輕人的表現看，中國形形式式的派係和人物，大
體可以聯合一致抗日。我對抗日抱樂觀態度，因此，對毛澤東等所給與我的種種磨折，就忍
受下去了。
此外，遷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經濟生活上的困厄也獲得相當程度的解救。紅軍駐紮在陝
北邊區以南地方，可以在駐地就食，延安歸中共以後，其控製區域大為擴展，糧食也就成問
題了。中共要人們，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樣，不是前方軍隊供應告緊，就是後方需求短缺，他
們每天都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經濟的人員，也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
城市搜購醫院衛生材料、機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紙張文具等等，當時這種經濟上的解脫，使
人們都愉快輕鬆起來。
中共的要人們，對當時這些收穫，曾加以大大的誇張和宣傳，在這種樂觀氣氛之下，中
共和紅軍內部各種隱憂，都給掩蓋起來了。而且中共的要人們，都相約不要將紅軍二萬五千
裏長征以來的種種挫敗與損失、紅軍裏麵紀律頹廢和中共內部的爭執、以及對國共合作抗日
未可樂觀等等，向那些熱忱抗日的青年宣洩，以免影響他們對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說這些欣欣向榮的表麵現狀之外，中共中央內部許多事卻在暗中進行和演變。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兩方麵軍間的爭執和對立已不存在，因此沒有人用中央政
治局的名義，也沒有再舉行過會議。處理西安事變時，各巨頭多採取協商的形式，反覆討論，
頗費時間，使首當其衝的毛澤東頗感不耐。雖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
滿足，非集大權於一身不可。因此在這緊急關頭，一方麵許多事急需處理，另一方麵中共中
央的組織又相當零亂，毛澤東便趁此時機，多方麵混水摸魚，已達其個人獨裁的野心。
毛澤東先把軍權集中於一身。當時紅軍主力，由彭德懷以前線總指揮的名義，率領著赴
西安前線，毛利用這個時機，把中央軍權包攬過來，一切由他直接發電指揮，因而剝奪了總
司令部的指揮權力。這些事，當時都偷偷摸摸進行。總括一句，是不再讓任總司令的朱德和
任政員的張國燾，獲知紅軍主力的行動情況。其次，他利用寶安縣房屋不夠和有些幹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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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調往“抗大”學習的機會，逐漸把總司令屬下的機構、參謀總部和總政治部等人員，併入毛
所直接指揮的軍事委員會。取消總司令部機構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遷到延安的時機來完成
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變成了空頭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讓他去幹
吧。
當時毛澤東最注意的是控製通訊機構，已達到封鎖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
與莫斯科來往的密電；（二）中共與西安方麵的聯絡，諸如與國民黨南京政府人員，張學良、
楊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係和人員的通信等；（三）軍委會與紅軍各地部隊的聯繫，凡一切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