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論斷被忽略了，是這次大會最大的失敗，也是史達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個惡果。決議文
中還進而武斷地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到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的反革命營壘，他
以前是削弱並動搖軍閥製度的動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現在卻變成鞏固並團結帝國主義
與軍閥製度的一種動力。”這種說法非常荒謬，後來的抗日戰爭這個事實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於當時托洛斯基主張中共不應搞蘇維埃，應當要求召集國民會議，力爭民主之說，更沒有
討論過。因此大會決議並沒有證明中共此後非走蘇維埃道路不可，也沒有詳細說明它的發展
前途。
蘇維埃這個公式似是既成事實，南昌暴動失敗，結束了國民黨左派政權這個政治鬥爭目
標，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又樹起了蘇維埃這麵旗幟。而且，沒有人願意出麵抹煞這個既成
事實，發動從新檢討的討論，因此，討論的重心就轉到了“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發展前途。
即是說，這次大會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農村蘇維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發展。
史達林在回答中國農村蘇維埃存在的意義時，曾說過一些有趣的話。在這次代表大會前，
據說史達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情勢下，許多中共黨員跑到偏僻的農村去，組織
農村蘇維埃和從事農民武裝是有好處的，即是較易於保存一部份幹部和一部份實力。不久斯
大林又補充說，中國不統一，而交通又極不發達，蘇維埃和紅軍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劉存厚，帝製餘孽，守舊的軍閥，弄到形單勢孤，還能憑藉少數兵力在四川綏定地區
盤據了十幾年直到現在，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從史達林這些話看來，可以看出他對中國蘇
維埃運動之缺乏信心，簡直是近於悲觀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孫中山曾據廣東一隅反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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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甚至沒有提到其他許多割據稱雄的事例，卻舉劉存厚處在極偏僻地區的最反動割據以為例，
實在耐人尋味。
“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這句口號似是萬應靈藥。因為這個新名詞第，可以擋住“割地自
雄”、“反動割據”和“分裂國土”這一類的指責，再則它可以隨意解釋，便於盲動主義者和
史達林的徒子徒孫們—米夫派—乘機走私，以圖近功。這句口號，在這次大會中討論得極多，
瞿秋白曾利用這句口號，多方掩飾他的盲動主義，似乎不管革命形勢是否高漲，隻須利用國
民黨內部的混亂和軍閥戰爭，就可在鄉村大搞蘇維埃，並把這些散處各鄉村蘇維埃集合起來
包圍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端麽？米夫和他的門徒們表麵雖不多說，心目中
總以為中國土地革命涵藏著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憑此找出中國革命的捷徑。因此，後來
特別強調鞏固蘇維埃區域，和積極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組成，也就是他們這種想法的具體
表現。我對上述觀念批評最多，一直堅持土地革命須與反帝相配合，如果沒有全國革命形勢
的高漲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這次大會的決議文雖將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根據地和少數工農革命軍，看作是農民鬥爭，
也並不將他看作革命政權，還警告不可對它估價過高，因為它的力量還很小。但在另一方麵，
這決議文卻判定：“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幾個重要省區之內勝利。”根據這個假定又進而說到：“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
表會議的宣傳口號，將要如何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這些論斷便是後來整個蘇維埃運動的理
論根據。由於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擬決議文時上下其手，這次大會沒有扭轉忽視反帝的傾向，
特別漠視日本侵略的危險；更抹殺了國民黨反日本侵略和作為民族派的積極效能；又誇大了
土地改革的作用，錯誤地移植了蘇維埃這個政權公式，因而先後釀成了中共內部許多糾紛。
例如立三盲動路線，米夫、王明的蘇維埃路線，毛澤東的遊擊主義和我自己對中共中央的反
抗等等。
除以上說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會另一個重要表演，是促進了黨的團結雲雲。但這隻是
表麵的文章。我們一致通過了新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單；除陳獨秀因未到會落選外，中央委
員包括向忠發、瞿秋白、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蔡和森、項英、顧順章、鄧中夏、羅章
龍、毛澤東、任弼時、盧福坦、陳潭秋、彭湃、蔡暢、王仲一等，尚有候補委員李維漢、羅
登賢、王若飛、鄧穎超、餘飛等。
大會閉幕後，新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
認為這是一件大事，都親身出席參加。當組織新政治局議案提出時，有一位委員首先表示：
中還進而武斷地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到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的反革命營壘，他
以前是削弱並動搖軍閥製度的動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現在卻變成鞏固並團結帝國主義
與軍閥製度的一種動力。”這種說法非常荒謬，後來的抗日戰爭這個事實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於當時托洛斯基主張中共不應搞蘇維埃，應當要求召集國民會議，力爭民主之說，更沒有
討論過。因此大會決議並沒有證明中共此後非走蘇維埃道路不可，也沒有詳細說明它的發展
前途。
蘇維埃這個公式似是既成事實，南昌暴動失敗，結束了國民黨左派政權這個政治鬥爭目
標，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又樹起了蘇維埃這麵旗幟。而且，沒有人願意出麵抹煞這個既成
事實，發動從新檢討的討論，因此，討論的重心就轉到了“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發展前途。
即是說，這次大會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農村蘇維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發展。
史達林在回答中國農村蘇維埃存在的意義時，曾說過一些有趣的話。在這次代表大會前，
據說史達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情勢下，許多中共黨員跑到偏僻的農村去，組織
農村蘇維埃和從事農民武裝是有好處的，即是較易於保存一部份幹部和一部份實力。不久斯
大林又補充說，中國不統一，而交通又極不發達，蘇維埃和紅軍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劉存厚，帝製餘孽，守舊的軍閥，弄到形單勢孤，還能憑藉少數兵力在四川綏定地區
盤據了十幾年直到現在，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從史達林這些話看來，可以看出他對中國蘇
維埃運動之缺乏信心，簡直是近於悲觀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孫中山曾據廣東一隅反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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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沒有提到其他許多割據稱雄的事例，卻舉劉存厚處在極偏僻地區的最反動割據以為例，
實在耐人尋味。
“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這句口號似是萬應靈藥。因為這個新名詞第，可以擋住“割地自
雄”、“反動割據”和“分裂國土”這一類的指責，再則它可以隨意解釋，便於盲動主義者和
史達林的徒子徒孫們—米夫派—乘機走私，以圖近功。這句口號，在這次大會中討論得極多，
瞿秋白曾利用這句口號，多方掩飾他的盲動主義，似乎不管革命形勢是否高漲，隻須利用國
民黨內部的混亂和軍閥戰爭，就可在鄉村大搞蘇維埃，並把這些散處各鄉村蘇維埃集合起來
包圍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端麽？米夫和他的門徒們表麵雖不多說，心目中
總以為中國土地革命涵藏著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憑此找出中國革命的捷徑。因此，後來
特別強調鞏固蘇維埃區域，和積極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組成，也就是他們這種想法的具體
表現。我對上述觀念批評最多，一直堅持土地革命須與反帝相配合，如果沒有全國革命形勢
的高漲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這次大會的決議文雖將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根據地和少數工農革命軍，看作是農民鬥爭，
也並不將他看作革命政權，還警告不可對它估價過高，因為它的力量還很小。但在另一方麵，
這決議文卻判定：“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幾個重要省區之內勝利。”根據這個假定又進而說到：“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
表會議的宣傳口號，將要如何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這些論斷便是後來整個蘇維埃運動的理
論根據。由於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擬決議文時上下其手，這次大會沒有扭轉忽視反帝的傾向，
特別漠視日本侵略的危險；更抹殺了國民黨反日本侵略和作為民族派的積極效能；又誇大了
土地改革的作用，錯誤地移植了蘇維埃這個政權公式，因而先後釀成了中共內部許多糾紛。
例如立三盲動路線，米夫、王明的蘇維埃路線，毛澤東的遊擊主義和我自己對中共中央的反
抗等等。
除以上說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會另一個重要表演，是促進了黨的團結雲雲。但這隻是
表麵的文章。我們一致通過了新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單；除陳獨秀因未到會落選外，中央委
員包括向忠發、瞿秋白、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蔡和森、項英、顧順章、鄧中夏、羅章
龍、毛澤東、任弼時、盧福坦、陳潭秋、彭湃、蔡暢、王仲一等，尚有候補委員李維漢、羅
登賢、王若飛、鄧穎超、餘飛等。
大會閉幕後，新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
認為這是一件大事，都親身出席參加。當組織新政治局議案提出時，有一位委員首先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