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夫的橫加幹涉似是過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與瞿秋白之間的意見雖極參差，但經
過爭論，各自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和取決於多數，也許事情的解決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
一種印象，覺得機會主義、盲動主義以及共產國際或其代理人都錯了，抑或這個或那個中共
領導者錯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隻有由共產國際來強製裁處。這樣做的結果，顯然會使
爭端的解決，不能達到水到渠成的順利效果。各人都覺得受了委曲，而且會埋怨米夫的多事。，
因此，在大會期內，我和瞿秋白雙方都覺得米夫鋒芒太露，有操縱中共的野心。
陳紹禹、沈澤民等在大會中的舉動，也不利於米夫。這些中大學生，被認為是米夫派，
在大會裏任翻譯等工作；他們是後進同誌，大多自命不凡。聽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論，
不免對於原有領導人物，意存輕視。他們聽了瞿秋白那種“半罐水”的馬列理論，往往在那
裏暗中竊笑；覺得自己比他們的前輩懂得更多。對於有些代表，若幹不能自圓其說的發言，
他們又認為過於缺乏理論。他們表示既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也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
似乎今後黨的重任要由他們來負擔了。這一切的一切，都被認為米夫是在那裏培養幹部，來
打擊我們這些原有的領導人物。
向忠發在大會上的活動，也是令人側目，這位在武漢時期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的向
忠發，於一九二七年武漢分裂後，來到莫斯科，任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他被共產國際視
為中國無產階級的象徵，他也一切聽從米夫的擺布。因此，他的身價與時俱增，也學會了一
些馬列主義的口頭禪。在這次大會中，米夫與陳紹禹等，便將他當作一張王牌，來批評我們
的錯誤。他也當仁不讓的以陳獨秀的繼任者自居，擺出一副比陳獨秀還要嚴厲的家長麵孔，
往往在大會中高聲責罵這個或那個同誌，三句話便不離“這是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其實，
他並不是一個受人尊重的人，有點江湖氣，與他共過事的李立三項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細，
不免暗笑他的那種扮演。我們多數人總覺得他不能負起領導的重任，也討厭他的“米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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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但因中共缺乏領導重心，而又沒有其他適當的人來充當，隻好暫時容忍。
這次大會雖有許多不協調的因素，但畢竟在共產國際強力領導下進行，不能沒有冠冕堂
皇的交代。因此決議倒是洋洋大觀，也曾被人據以宣稱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會。但細按那些
決議的內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顧，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這次大會首先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和任務。在國共合作破裂以後，中共的基本
方針究竟應如何，實在是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大會根據布哈林的報告，規定“中國革命現
在的階段，乃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這一革命，具有兩大任務：“第一，驅逐帝國主義
者，完成中國的真正統一；第二，徹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製度，實行土地革命。
1”大會認為：“以上兩項任務，雖然沒有走出資產階級生產方法的範圍之外，但須由無產階
級領導廣大工農兩大革命動力，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用武裝暴動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國主義
的統治和地主軍閥和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專政，開闢中國革命向非
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前途進展。2”這個公式，後來就成為毛澤東的所謂“新民主主
義”的藍本。
這次大會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並指出“中國現在並沒有甚麽革命高潮。因而黨
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3”大會認為：在城市中，主要應進行工人群眾的組織工作，和領
導反帝運動，在農村中應利用尚保存著的蘇維埃根據地和少數工農紅軍，依據革命情形的發
展，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因而製定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的決議》和沒收地主階級土地，
分配給窮苦農民的《農民土地決議》等等。
中國蘇維埃—即工農民主獨裁—這個概念，或者說這個公式，在這次大會的決議文中，
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決議案中說：“廣州暴動開始了中國革命的第三時期—蘇維埃時期。”
同時又說廣州暴動是“退兵時的一戰”，這顯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會的演說中著重指
出：日本在濟南出兵，採用暴力侵略，中國有被瓜分或爆發太平洋帝國主義大戰的危險。在
將來劇烈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中共有與譚平山這類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可能。這個與“工
農民權獨裁”，顯然不同的“聯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決議，但也沒有人批駁過。這個重
過爭論，各自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和取決於多數，也許事情的解決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
一種印象，覺得機會主義、盲動主義以及共產國際或其代理人都錯了，抑或這個或那個中共
領導者錯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隻有由共產國際來強製裁處。這樣做的結果，顯然會使
爭端的解決，不能達到水到渠成的順利效果。各人都覺得受了委曲，而且會埋怨米夫的多事。，
因此，在大會期內，我和瞿秋白雙方都覺得米夫鋒芒太露，有操縱中共的野心。
陳紹禹、沈澤民等在大會中的舉動，也不利於米夫。這些中大學生，被認為是米夫派，
在大會裏任翻譯等工作；他們是後進同誌，大多自命不凡。聽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論，
不免對於原有領導人物，意存輕視。他們聽了瞿秋白那種“半罐水”的馬列理論，往往在那
裏暗中竊笑；覺得自己比他們的前輩懂得更多。對於有些代表，若幹不能自圓其說的發言，
他們又認為過於缺乏理論。他們表示既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也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
似乎今後黨的重任要由他們來負擔了。這一切的一切，都被認為米夫是在那裏培養幹部，來
打擊我們這些原有的領導人物。
向忠發在大會上的活動，也是令人側目，這位在武漢時期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的向
忠發，於一九二七年武漢分裂後，來到莫斯科，任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他被共產國際視
為中國無產階級的象徵，他也一切聽從米夫的擺布。因此，他的身價與時俱增，也學會了一
些馬列主義的口頭禪。在這次大會中，米夫與陳紹禹等，便將他當作一張王牌，來批評我們
的錯誤。他也當仁不讓的以陳獨秀的繼任者自居，擺出一副比陳獨秀還要嚴厲的家長麵孔，
往往在大會中高聲責罵這個或那個同誌，三句話便不離“這是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其實，
他並不是一個受人尊重的人，有點江湖氣，與他共過事的李立三項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細，
不免暗笑他的那種扮演。我們多數人總覺得他不能負起領導的重任，也討厭他的“米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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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中共缺乏領導重心，而又沒有其他適當的人來充當，隻好暫時容忍。
這次大會雖有許多不協調的因素，但畢竟在共產國際強力領導下進行，不能沒有冠冕堂
皇的交代。因此決議倒是洋洋大觀，也曾被人據以宣稱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會。但細按那些
決議的內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顧，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這次大會首先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和任務。在國共合作破裂以後，中共的基本
方針究竟應如何，實在是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大會根據布哈林的報告，規定“中國革命現
在的階段，乃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這一革命，具有兩大任務：“第一，驅逐帝國主義
者，完成中國的真正統一；第二，徹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製度，實行土地革命。
1”大會認為：“以上兩項任務，雖然沒有走出資產階級生產方法的範圍之外，但須由無產階
級領導廣大工農兩大革命動力，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用武裝暴動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國主義
的統治和地主軍閥和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專政，開闢中國革命向非
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前途進展。2”這個公式，後來就成為毛澤東的所謂“新民主主
義”的藍本。
這次大會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並指出“中國現在並沒有甚麽革命高潮。因而黨
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3”大會認為：在城市中，主要應進行工人群眾的組織工作，和領
導反帝運動，在農村中應利用尚保存著的蘇維埃根據地和少數工農紅軍，依據革命情形的發
展，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因而製定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的決議》和沒收地主階級土地，
分配給窮苦農民的《農民土地決議》等等。
中國蘇維埃—即工農民主獨裁—這個概念，或者說這個公式，在這次大會的決議文中，
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決議案中說：“廣州暴動開始了中國革命的第三時期—蘇維埃時期。”
同時又說廣州暴動是“退兵時的一戰”，這顯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會的演說中著重指
出：日本在濟南出兵，採用暴力侵略，中國有被瓜分或爆發太平洋帝國主義大戰的危險。在
將來劇烈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中共有與譚平山這類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可能。這個與“工
農民權獨裁”，顯然不同的“聯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決議，但也沒有人批駁過。這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