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權充我的弟弟，係一間銀行的高級職員，陪同我來上海醫病，並順便做做買賣。我們這樣
商定後，李維漢從旁欣賞著說：“像得很。”
我們搬進了這所中共中央的“高級招待所”，這是一幢兩層樓的單獨洋房，房東住在樓下，
我們住在二樓。這層樓有六個房間，相當寬敞。各房間內，都早經布置了一些租來的家具。
我們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覺怎樣？”如果有同
誌來往，也要談上一些有關我的病狀，似乎都是一些來看病的親友。弄得房東都在那裏推測
樓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罷！李立三卻是好動的人，在家裏耽不住，不管風聲怎麽緊，
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陣。有時，一個人去看電影，倒也很像一位忙於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閑居在那裏，似是等待處罰的機會主義者。瞿秋白避不和我們見麵，其他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不和我們談黨的政策問題，甚至也不要聽取我們關於南昌暴動經過的
報告，由於我們的要求，那些委員才對從流沙逃出來的同誌的安排問題，加以更多的注意。
中共中央發給我們閱讀的，主要是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1。我們對於這個文件，讀了又讀，
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讀了這個文件，才明白為甚麽在汕頭的時候，張太雷要我們離開部
隊到上海來，和不要譚平山再當委員長；原來我們都被判定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非
要進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進而指出：這是一篇富於煽動性的文章，看來不免有許多武斷
的地方。可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的決議。現在這個文件中說，我們
違反了共產國際這個決議，不知道我看過沒有？我回答說：我也沒見過，應當找來看看。
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雖未明白提出建立蘇維埃政權，但確是中共進入蘇維埃運動
時期的先聲；也為中共以後接二連三的盲動主義的錯誤種下了根苗。中共在國共合作時期固
然是太偏重了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甚至在馬日事變以後，仍然為了維持這一聯合戰線，一
味讓步。共產國際也為了避免這個聯合戰線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動的指示。這個文
127／185
----------------------- page 279-----------------------
《我的回憶》第二冊
件卻正好相反，它說明“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相對立的觀點是不正確的”。2繼而，
強調階級鬥爭，它還將對外與對內的問題混為一談；認為“封建製度的破壞，就是帝國主義
在中國的統治上嚴重的致命的打擊……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正可以掘斷帝國主義
壓迫所依據的支柱。”3並沒有提出中國革命的反帝的具體任務，因而也不重視民族的聯合戰
線。
其實，半殖民地的中國，並不因蔣介石的勝利，脫離了殖民地化的危險。廢除不平等條
約，驅逐外國勢力出中國，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內涵。中共在西安事
變以後，也不得不宣告取消蘇維埃和紅軍，停止土地革命，與國民黨再度合作抗日，以期完
成一九二七年時所未了的革命任務。對於共產國際這個或那個的死板的革命公式，這似乎是
一個殘酷的歷史諷刺。
平心而論，當時檢討中共政策的得失以及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本有其必要，但八七會
議告黨員書卻是像瞿秋白自廬山回武漢時對我講的那樣，隻是一篇滿足政治需要的文章而已。
這篇聲討機會主義的洋洋大文，是手執上方寶劍的羅明那滋的傑作。他那個半罐子水的托洛
斯基主義者，在行文中也難免偷運了一些托洛斯基的“私貨”。在羅明那滋的筆下，仿佛中共
黨員做了一係列的革命工作，而中共中央則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這難免有乖於一
般的邏輯。他戴著“左傾”顏色的眼鏡，仿佛像中共這樣一個幼齡的黨，是不會有左傾蠻幹
的舉動的。因此，他特別讚揚左傾的舉動，這就鼓勵了盲動主義的發展。但在具有歷史意義
的南昌暴動舉行之初，中共發表這樣重要的文件，竟對之隻字不提，是不是這件事如果提出，
會影響整個文章的論點，不適宜作為打擊中共機會主義的資料嗎？其實，他這樣不顧後果的
打擊中共中央的領導，不僅沒有為中共的前途著想，似也沒有為共產國際著想，因為他所提
及的那些指責，對於共產國際恰是適用的。
這篇告黨員書引證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現在的局麵中工人階級的政黨—共
產黨，不在國民黨之內取得領導權，而打算達到無產階級在中國之內的領導權，是不可能的。”
4在國民黨取得領導權的做法是否應當的問題姑不置論，但一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事實
上顯然沒有那種可能了。不過，無論共產國際對外的措詞如何合於革命的公式，但鮑羅庭在
商定後，李維漢從旁欣賞著說：“像得很。”
我們搬進了這所中共中央的“高級招待所”，這是一幢兩層樓的單獨洋房，房東住在樓下，
我們住在二樓。這層樓有六個房間，相當寬敞。各房間內，都早經布置了一些租來的家具。
我們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覺怎樣？”如果有同
誌來往，也要談上一些有關我的病狀，似乎都是一些來看病的親友。弄得房東都在那裏推測
樓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罷！李立三卻是好動的人，在家裏耽不住，不管風聲怎麽緊，
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陣。有時，一個人去看電影，倒也很像一位忙於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閑居在那裏，似是等待處罰的機會主義者。瞿秋白避不和我們見麵，其他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不和我們談黨的政策問題，甚至也不要聽取我們關於南昌暴動經過的
報告，由於我們的要求，那些委員才對從流沙逃出來的同誌的安排問題，加以更多的注意。
中共中央發給我們閱讀的，主要是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1。我們對於這個文件，讀了又讀，
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讀了這個文件，才明白為甚麽在汕頭的時候，張太雷要我們離開部
隊到上海來，和不要譚平山再當委員長；原來我們都被判定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非
要進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進而指出：這是一篇富於煽動性的文章，看來不免有許多武斷
的地方。可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的決議。現在這個文件中說，我們
違反了共產國際這個決議，不知道我看過沒有？我回答說：我也沒見過，應當找來看看。
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雖未明白提出建立蘇維埃政權，但確是中共進入蘇維埃運動
時期的先聲；也為中共以後接二連三的盲動主義的錯誤種下了根苗。中共在國共合作時期固
然是太偏重了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甚至在馬日事變以後，仍然為了維持這一聯合戰線，一
味讓步。共產國際也為了避免這個聯合戰線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動的指示。這個文
12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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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件卻正好相反，它說明“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相對立的觀點是不正確的”。2繼而，
強調階級鬥爭，它還將對外與對內的問題混為一談；認為“封建製度的破壞，就是帝國主義
在中國的統治上嚴重的致命的打擊……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正可以掘斷帝國主義
壓迫所依據的支柱。”3並沒有提出中國革命的反帝的具體任務，因而也不重視民族的聯合戰
線。
其實，半殖民地的中國，並不因蔣介石的勝利，脫離了殖民地化的危險。廢除不平等條
約，驅逐外國勢力出中國，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內涵。中共在西安事
變以後，也不得不宣告取消蘇維埃和紅軍，停止土地革命，與國民黨再度合作抗日，以期完
成一九二七年時所未了的革命任務。對於共產國際這個或那個的死板的革命公式，這似乎是
一個殘酷的歷史諷刺。
平心而論，當時檢討中共政策的得失以及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本有其必要，但八七會
議告黨員書卻是像瞿秋白自廬山回武漢時對我講的那樣，隻是一篇滿足政治需要的文章而已。
這篇聲討機會主義的洋洋大文，是手執上方寶劍的羅明那滋的傑作。他那個半罐子水的托洛
斯基主義者，在行文中也難免偷運了一些托洛斯基的“私貨”。在羅明那滋的筆下，仿佛中共
黨員做了一係列的革命工作，而中共中央則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這難免有乖於一
般的邏輯。他戴著“左傾”顏色的眼鏡，仿佛像中共這樣一個幼齡的黨，是不會有左傾蠻幹
的舉動的。因此，他特別讚揚左傾的舉動，這就鼓勵了盲動主義的發展。但在具有歷史意義
的南昌暴動舉行之初，中共發表這樣重要的文件，竟對之隻字不提，是不是這件事如果提出，
會影響整個文章的論點，不適宜作為打擊中共機會主義的資料嗎？其實，他這樣不顧後果的
打擊中共中央的領導，不僅沒有為中共的前途著想，似也沒有為共產國際著想，因為他所提
及的那些指責，對於共產國際恰是適用的。
這篇告黨員書引證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現在的局麵中工人階級的政黨—共
產黨，不在國民黨之內取得領導權，而打算達到無產階級在中國之內的領導權，是不可能的。”
4在國民黨取得領導權的做法是否應當的問題姑不置論，但一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事實
上顯然沒有那種可能了。不過，無論共產國際對外的措詞如何合於革命的公式，但鮑羅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