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不少的人認為這一風潮，不能與義和團事件等量齊觀。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
國外，法、美在華外交官亦相繼公開表示與英、日不同的態度；甚至日本方麵，後來也有懸
崖勒馬的打算，企圖讓這股充滿正義的反帝怒火，專向英國人燃燒。
以英國殖民者為首的外力，一開始就企圖把中國民族運動，在其剛出娘胎時加以扼殺，
今既不能如願；於是，繼而實施反對赤化的分化政策。這種分化政策運用的時間很長，範圍
廣泛；在當時主要是對北京政府作誘惑性的讓步，分離大商人與工人、學生等的團結，在國
共之間製造分裂的因素，並打擊中共對工會的影響。這些手段雖能收效於一時，壓住了五份
運動的波瀾，其後對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運動，也施以同樣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這些舊
帳積累下來，也為促成中共後來能夠順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當時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憤激之下（少數北方軍人還有要與英日宣戰的偏激表示），曾有
利用民氣，一致對外，藉以穩固政權的企圖；但它究竟是依賴外力生存的，硬不起來。它曾
根據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團提出抗議；但外交團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
味拖延。而它又為它本身層出不窮的困難所困擾，隻能聽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調查，一籌
莫展。後來，在外人允許召開關稅會議協議修訂稅則的利誘之下，段政府也就樂於裝聾作啞
了。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的國民黨，正忙於廣州國民政府的改組和肅清不可靠的軍隊。因此，
在這一運動的領導上是相當脆弱的。廣州國民黨的首腦們雖對近在咫尺的省港罷工極力支持，
但對其他各地的反帝運動，則似照顧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國民黨人固然積極參加了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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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運動，但國民黨的各地機構卻沒有充分發揮領導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組織暗中決定好
了，再在國民黨部內作形式上的決議。
中共在這次運動中確是一個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領導力的不足。在這次廣大的反
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黨員們忙著做這做那，往往顧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
也常不能專心研討決策，而要去應付迫不及待的實際工作。中共中央雖能貫徹這一運動的初
步計劃，卻不能提出適應新形勢的進一步政策；結果，它隻有聽任這一運動的領導，脫離了
自己的掌握。
上海總工會這個中共的主要陣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組織的大部人力。這機構成立於匆
促之間，職員人數逾百，事務更屬紛繁，要安排出一個秩序來，以維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
吃力的事，何況它屬下還擁有一百多個分工會，且大多數是剛成立或才擴大起來的。幹部不
足，自然是捉襟見肘了。
李立三會長代表上海總工會忙於對外，成為工商學聯合的一個要角，無暇兼顧總工會；
而劉少奇則忙著在各工廠區指導分會的工作。這樣，名義上負指導責任的我，事實上隻有去
主持總工會內部的事務，有時一刻也不能離開，甚至不能分身去參加中共中央的決策會議。
如是忙了近兩個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總務處長的劉少奇來接替。
上海總工會在初成立的時候，真是門庭如市，每日捐款者總是成百上千，絡繹不絕。捐
款總數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則多係一些小市民。成千上萬的巨額捐款間或也有，但多數還是
捐數百元乃至數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著裝滿大布袋的銀角和銅板來捐獻；還有不少
苦力和窮苦的老太太，拿出他們多年積累起來的金銀首飾或珍藏的銀角子，捐獻給工人。我
們有時婉詞謝絕這些太窮苦的人們的捐獻，反令他們生氣，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們愛國的
熱忱，實是令人感動。
我們收了捐款，按時發放給罷工工人。辦法是每三天分區分廠發放一次，每次每人發罷
工救濟費一元。由於這些工作的進行，罷工的陣容大為穩定。
租界當局視上海總工會為眼中釘，花了不少金錢，製造大批臨時印刷品，中傷總工會及
總工會的職員們。由於我們的反擊，這些活動並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們又進而收買流氓，
多次企圖搗毀總工會。這種詭計也未得逞。但後來在罷工接近尾聲時，上海總工會卒被流氓
搗毀了一次。據說，也是有外人在幕後操縱的。
我除了應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種種打擊外，還要注意節製群眾愛國熱情的過分奔放。當時
在群情激昂之下，隨時有爆發報復性行動的可能，我估計到我們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眾失
去控製，發生殺害外人的事件，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勸告同事和一般工人，
要他們的行動限於經濟性的抵製；指出這種抵製，已足以使外人感受中國民族的威力；暫時
國外，法、美在華外交官亦相繼公開表示與英、日不同的態度；甚至日本方麵，後來也有懸
崖勒馬的打算，企圖讓這股充滿正義的反帝怒火，專向英國人燃燒。
以英國殖民者為首的外力，一開始就企圖把中國民族運動，在其剛出娘胎時加以扼殺，
今既不能如願；於是，繼而實施反對赤化的分化政策。這種分化政策運用的時間很長，範圍
廣泛；在當時主要是對北京政府作誘惑性的讓步，分離大商人與工人、學生等的團結，在國
共之間製造分裂的因素，並打擊中共對工會的影響。這些手段雖能收效於一時，壓住了五份
運動的波瀾，其後對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運動，也施以同樣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這些舊
帳積累下來，也為促成中共後來能夠順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當時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憤激之下（少數北方軍人還有要與英日宣戰的偏激表示），曾有
利用民氣，一致對外，藉以穩固政權的企圖；但它究竟是依賴外力生存的，硬不起來。它曾
根據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團提出抗議；但外交團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
味拖延。而它又為它本身層出不窮的困難所困擾，隻能聽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調查，一籌
莫展。後來，在外人允許召開關稅會議協議修訂稅則的利誘之下，段政府也就樂於裝聾作啞
了。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的國民黨，正忙於廣州國民政府的改組和肅清不可靠的軍隊。因此，
在這一運動的領導上是相當脆弱的。廣州國民黨的首腦們雖對近在咫尺的省港罷工極力支持，
但對其他各地的反帝運動，則似照顧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國民黨人固然積極參加了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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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但國民黨的各地機構卻沒有充分發揮領導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組織暗中決定好
了，再在國民黨部內作形式上的決議。
中共在這次運動中確是一個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領導力的不足。在這次廣大的反
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黨員們忙著做這做那，往往顧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
也常不能專心研討決策，而要去應付迫不及待的實際工作。中共中央雖能貫徹這一運動的初
步計劃，卻不能提出適應新形勢的進一步政策；結果，它隻有聽任這一運動的領導，脫離了
自己的掌握。
上海總工會這個中共的主要陣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組織的大部人力。這機構成立於匆
促之間，職員人數逾百，事務更屬紛繁，要安排出一個秩序來，以維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
吃力的事，何況它屬下還擁有一百多個分工會，且大多數是剛成立或才擴大起來的。幹部不
足，自然是捉襟見肘了。
李立三會長代表上海總工會忙於對外，成為工商學聯合的一個要角，無暇兼顧總工會；
而劉少奇則忙著在各工廠區指導分會的工作。這樣，名義上負指導責任的我，事實上隻有去
主持總工會內部的事務，有時一刻也不能離開，甚至不能分身去參加中共中央的決策會議。
如是忙了近兩個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總務處長的劉少奇來接替。
上海總工會在初成立的時候，真是門庭如市，每日捐款者總是成百上千，絡繹不絕。捐
款總數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則多係一些小市民。成千上萬的巨額捐款間或也有，但多數還是
捐數百元乃至數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著裝滿大布袋的銀角和銅板來捐獻；還有不少
苦力和窮苦的老太太，拿出他們多年積累起來的金銀首飾或珍藏的銀角子，捐獻給工人。我
們有時婉詞謝絕這些太窮苦的人們的捐獻，反令他們生氣，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們愛國的
熱忱，實是令人感動。
我們收了捐款，按時發放給罷工工人。辦法是每三天分區分廠發放一次，每次每人發罷
工救濟費一元。由於這些工作的進行，罷工的陣容大為穩定。
租界當局視上海總工會為眼中釘，花了不少金錢，製造大批臨時印刷品，中傷總工會及
總工會的職員們。由於我們的反擊，這些活動並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們又進而收買流氓，
多次企圖搗毀總工會。這種詭計也未得逞。但後來在罷工接近尾聲時，上海總工會卒被流氓
搗毀了一次。據說，也是有外人在幕後操縱的。
我除了應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種種打擊外，還要注意節製群眾愛國熱情的過分奔放。當時
在群情激昂之下，隨時有爆發報復性行動的可能，我估計到我們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眾失
去控製，發生殺害外人的事件，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勸告同事和一般工人，
要他們的行動限於經濟性的抵製；指出這種抵製，已足以使外人感受中國民族的威力；暫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