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會反對。
中共在這次大會中，最大的收穫是增加了對香港工人的影響。香港海員工會是香港各工
會中的柱石，蘇兆征是海員工會中具有信譽的一位領導人。他在輪船上工作了約二十年，長
住香港，連廣州都很少去，對國內情形更是陌生。他於一九二五年二月間代表香港各工會赴
北京，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因而他有機會了解了內地的情況，並對中共發生了好感；終於
由老資格的國民黨員，轉而加入中共為黨員。
他回到香港以後，曾將他北上所目擊的職工運動的情形，介紹給香港的同事們，因而增
加了他們對內地職工運動的了解，並對中共產生好感。
這次大會也順利的消除了香港工團總會的反對意見。香港工團總會雖然派了代表出席這
次大會，但對中共的領導表示不滿。一位香港工團總會的主要代表曾向我指出：香港工團總
會是由一百多個工會組織起來的，海員工會不過是工團總會中的一個單位。他並質問：為甚
麽要海員工會做這次大會的召集人，卻不理工團總會？是瞧不起工團總會，抑或是企圖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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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我雖曾向他多方解釋，但誤會並未冰釋。
在中共黨團中，處理這個歧見的時候，我堅持對工團總會採取友好的態度。認為不應將
工團總會稱為“黃色工會”，形成職工運動的分裂。同誌們接納了我的意見，選舉了工團總會
一位主要代表參加大會主席團，表示我們並無歧視的意思。又經過蘇兆征等人的從中疏解，
工團總會也就積極參加了大會的工作。這件事不僅彌補了原有裂痕，也為香港各業工人後來
之一致參加“省港大罷工”，排除了不少障礙。
但也有一部分工會始終對這次大會採取反對的態度。如廣東機器工會，曾參加第一次勞
動大會，而這次卻採取了消極不參加的態度。當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於一九二四年八月組成廣
州工人代表會時，廣東機器工會這個國民黨右派的堡壘即謝絕參與。此後，它也憑藉在廣東
根深蒂固的地位，與新成立的廣州工人代表會明爭暗鬥。這次它又拒絕出席勞動大會的邀請，
我們明知無能為力，隻好任之。
另一個代表反對態度的團體是上海工團聯合會，它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間由國民黨右派
人物組織起來的。參加的工會有三十二個，會員號稱三十餘萬人；其實這一數字是過份誇大
的。它始終以反共為立場，不肯與中共所領導的工會合作。一九二五年二月間，日本紗廠罷
工時，這個工團聯合會又組織了一個“反共產主義男女勞工同盟”，在工人中散發傳單，表示
願意支持罷工，但勸工人不要受中共的利用。這種事曾引起中共的憤怒，認為是破壞反日罷
工。而其援助罷工的諾言，也從未兌現。
就由於工團聯合會不關切工人利益，專以反共為立場，中共方麵斥之為“空招牌的工會”
和“工賊的工會”，並不邀請它去參加這次的大會。它也因此發表宣言，反對第二次勞動大會
的召集，但未發生任何影響。後來這個組織在“五卅”運動中，便消聲斂跡了。
一般說來，革命力量雖曾遭受右派的阻撓，但仍急步向前發展。廣州市這個革命中心仍
為滇桂軍所盤據，包煙包賭，弄得烏煙瘴氣；但黃埔黨軍迅速成長，已能放出光芒，使多數
人對前途抱有信心。同時，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的舉行，和包括約二十餘萬人的農民
協會的成立，也使一般人覺得革命的影響，已遠及於窮鄉僻壤了。
第二次勞動大會充滿了樂觀的氣氛。廣州的工人代表們時常豎起大拇指，津津敘述他們
在剿平商團和第一次東征中，與黨軍和農民群眾共同作戰的經過。我們這些中共負責人也覺
得這次大會獲得了預期的成果，它團結了可能團結最大多數有組織的工人，成立了總工會，
實現了工會的統一領導。從此，中共自身也就名副其實的稱得上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了。
五月八日，大會在一片歡欣聲中閉幕，從各地來到廣州參加大會的工人代表們，紛紛北
返。他們多懷著興高彩烈的情緒，要將大會的成就介紹給各地的工人群眾。
我因另負有中共中央的使命，需指導廣東區委會的工作，暫留廣州。這時已是討伐楊劉
的前夕，國民政府之改組，也正在醞釀中，我須與鮑羅庭和廣東區委負責人商談政策方麵的
問題，如果不是上海發生了顧正紅被殺的事件，我可能要等到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後，再行
北返。
上海“內外棉”第七廠工人顧正紅被殺一事，恰恰發生在第二次勞動大會閉幕以後的五
月十五掃，特別易於激起人們的憤怒。上海中共中央將上海工運的緊張情況函告我，要我從
速返滬策劃。我於是匆匆結束廣州方麵的工作，於五月廿六日首途，到達上海時恰恰又是“五
中共在這次大會中，最大的收穫是增加了對香港工人的影響。香港海員工會是香港各工
會中的柱石，蘇兆征是海員工會中具有信譽的一位領導人。他在輪船上工作了約二十年，長
住香港，連廣州都很少去，對國內情形更是陌生。他於一九二五年二月間代表香港各工會赴
北京，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因而他有機會了解了內地的情況，並對中共發生了好感；終於
由老資格的國民黨員，轉而加入中共為黨員。
他回到香港以後，曾將他北上所目擊的職工運動的情形，介紹給香港的同事們，因而增
加了他們對內地職工運動的了解，並對中共產生好感。
這次大會也順利的消除了香港工團總會的反對意見。香港工團總會雖然派了代表出席這
次大會，但對中共的領導表示不滿。一位香港工團總會的主要代表曾向我指出：香港工團總
會是由一百多個工會組織起來的，海員工會不過是工團總會中的一個單位。他並質問：為甚
麽要海員工會做這次大會的召集人，卻不理工團總會？是瞧不起工團總會，抑或是企圖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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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曾向他多方解釋，但誤會並未冰釋。
在中共黨團中，處理這個歧見的時候，我堅持對工團總會採取友好的態度。認為不應將
工團總會稱為“黃色工會”，形成職工運動的分裂。同誌們接納了我的意見，選舉了工團總會
一位主要代表參加大會主席團，表示我們並無歧視的意思。又經過蘇兆征等人的從中疏解，
工團總會也就積極參加了大會的工作。這件事不僅彌補了原有裂痕，也為香港各業工人後來
之一致參加“省港大罷工”，排除了不少障礙。
但也有一部分工會始終對這次大會採取反對的態度。如廣東機器工會，曾參加第一次勞
動大會，而這次卻採取了消極不參加的態度。當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於一九二四年八月組成廣
州工人代表會時，廣東機器工會這個國民黨右派的堡壘即謝絕參與。此後，它也憑藉在廣東
根深蒂固的地位，與新成立的廣州工人代表會明爭暗鬥。這次它又拒絕出席勞動大會的邀請，
我們明知無能為力，隻好任之。
另一個代表反對態度的團體是上海工團聯合會，它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間由國民黨右派
人物組織起來的。參加的工會有三十二個，會員號稱三十餘萬人；其實這一數字是過份誇大
的。它始終以反共為立場，不肯與中共所領導的工會合作。一九二五年二月間，日本紗廠罷
工時，這個工團聯合會又組織了一個“反共產主義男女勞工同盟”，在工人中散發傳單，表示
願意支持罷工，但勸工人不要受中共的利用。這種事曾引起中共的憤怒，認為是破壞反日罷
工。而其援助罷工的諾言，也從未兌現。
就由於工團聯合會不關切工人利益，專以反共為立場，中共方麵斥之為“空招牌的工會”
和“工賊的工會”，並不邀請它去參加這次的大會。它也因此發表宣言，反對第二次勞動大會
的召集，但未發生任何影響。後來這個組織在“五卅”運動中，便消聲斂跡了。
一般說來，革命力量雖曾遭受右派的阻撓，但仍急步向前發展。廣州市這個革命中心仍
為滇桂軍所盤據，包煙包賭，弄得烏煙瘴氣；但黃埔黨軍迅速成長，已能放出光芒，使多數
人對前途抱有信心。同時，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的舉行，和包括約二十餘萬人的農民
協會的成立，也使一般人覺得革命的影響，已遠及於窮鄉僻壤了。
第二次勞動大會充滿了樂觀的氣氛。廣州的工人代表們時常豎起大拇指，津津敘述他們
在剿平商團和第一次東征中，與黨軍和農民群眾共同作戰的經過。我們這些中共負責人也覺
得這次大會獲得了預期的成果，它團結了可能團結最大多數有組織的工人，成立了總工會，
實現了工會的統一領導。從此，中共自身也就名副其實的稱得上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了。
五月八日，大會在一片歡欣聲中閉幕，從各地來到廣州參加大會的工人代表們，紛紛北
返。他們多懷著興高彩烈的情緒，要將大會的成就介紹給各地的工人群眾。
我因另負有中共中央的使命，需指導廣東區委會的工作，暫留廣州。這時已是討伐楊劉
的前夕，國民政府之改組，也正在醞釀中，我須與鮑羅庭和廣東區委負責人商談政策方麵的
問題，如果不是上海發生了顧正紅被殺的事件，我可能要等到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後，再行
北返。
上海“內外棉”第七廠工人顧正紅被殺一事，恰恰發生在第二次勞動大會閉幕以後的五
月十五掃，特別易於激起人們的憤怒。上海中共中央將上海工運的緊張情況函告我，要我從
速返滬策劃。我於是匆匆結束廣州方麵的工作，於五月廿六日首途，到達上海時恰恰又是“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