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為緊接著爆發的“五卅”運動，準備了組織上的條件。
這次大會雖是由北方的全國鐵路總工會、華中的漢冶萍總工會、廣州的工人代表會1、
香港的海員工會四個主要的工人團體出名召集的，但實際的籌備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職工運
動委員會主持。我們忙著聯絡各工會選派代表，並以全國鐵路總工會和漢冶萍總工會的名義，
電邀赤色職工國際派代表出席，以及擬定議事日程等等。四月下旬，我們紛紛前往廣州主持
其事。
五一節那一天，廣州市舉行了一個超過五萬人的勞動節紀念大會。會後遊行示威，參加
的除各業工人外，還有廣州四郊的農民和市內各校的學生。示威行列中特別引人注目的，當
推黃埔軍校的隊伍；這些軍官學生擎著“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旗子，頸項間繫著條鮮紅的領
帶，氣度軒昂，顯然與舊式軍人不同。他們和全體隊伍一起高呼：“工農兵大聯合”、“打倒軍
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革命氣氛的瀰漫，為前此所少見。
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也定在那一天同時舉行；因此，勞動和農民兩個大會的代
表們就在五一節的下午，假廣州大學大禮堂聯合舉行開幕式。到會者連來賓共千餘人。廖仲
愷先生代表國民黨，我代表共產黨，先後致詞。赤色職工會國際代表奧斯脫洛夫斯基也應邀
發表演說。此外，還有黃埔軍校代表等的演說。這一切舉動，使“國共兩黨密切合作”、“全
世界工人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工農兵大聯合”等的氣象，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次勞動大會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個工會單位，會員人數約計為五
十四萬人；這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時的實力，大有增加2。代表中的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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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員，中共黨員以及無黨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較之以往，有了顯著的增強，而
那些並非共產黨籍的代表，也多係同情中共的左傾人物。所以在大會中，中共黨團具有控製
的實力。
在七天的大會中，主要通過了：《工人階級與政治鬥爭》、《經濟鬥爭》、《組織問題》、《工
農聯合》、《剷除工賊》、《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及《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等七個議案。這些
決議都沒有發生甚麽重大的爭辯，便獲得最大多數代表的認可。
大會進行相當順利，所以如此，是得力於中共的黨團組織作用。我專任中共中央代表，
並未兼任工會代表，因此，我不必經常參加會議，隻在中共黨團中，從事幕後指導。參加中
共黨團委員會的，有香港海員工會代表蘇兆征，鐵路工會代表王荷波、孫雲鵬，上海紗廠工
會代表鄧中夏、李啟漢，廣州工人代表會代表馮菊坡、劉雲鬆等。這個黨團無異是大會決策
的機構，決議案和選舉名單，都是由中共黨團準備就緒的。
中華全國總工會由此誕生了。大會選舉了二十五人組成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林偉民
（海員工會會長）為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劉少奇（漢冶萍總工會會長）、劉文鬆（京漢鐵路總
工會會長）為副委員長；鄧中夏為委員兼秘書長和宣傳部長；李森（即李啟漢）為委員兼組
織部長；孫雲鵬為委員兼經濟部長等。並決定總會設在廣州，立即行使職權。
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接著就在廣州舉行。它鑑於總會偏處廣州一隅，
勢難指導其他地區工會工作的進行，乃決定在上海秘密設立一個辦事處。我被選為上海辦事
處的處長。這個決定給予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工作上極大的便利；後來我曾利用這個職
務，在“五卅”時，迅速地組成了上海總工會，並推動了這個運動的進展。
中華全國總工會根據大會的決定，正式加入了赤色職工國際；從此，中國職工運動便與
莫斯科發生了組織上的關係。上麵所說的奧斯脫洛夫斯基在這次大會中參加了大會工作，使
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決議，順利通過，並解決彼此關係上的一些實際問題。中國各工會前此
都未與亞姆斯坦的職工國際發生過聯繫，也未受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因而新成立的總工
會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職工國際一事，毫無阻礙。
在領導這次勞動大會的工作中，國共兩黨合作得很好。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的廖
仲愷先生，因忙於處理廣東的財政，乃本著與中共熱誠合作的精神，將領導工會的工作都交
由工人部秘書馮菊波（中共黨員）處理。雖然如此，我遇有重要問題，還是直接找廖先生商
談；我的意見，他從沒有表示過異議。他的太太何香凝女士更向我明白表示，廖先生忙於廣
東的政務，在職工運動方麵，他隻願做一麵旗幟，一切實際工作他無暇過問，大家做了，他
這次大會雖是由北方的全國鐵路總工會、華中的漢冶萍總工會、廣州的工人代表會1、
香港的海員工會四個主要的工人團體出名召集的，但實際的籌備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職工運
動委員會主持。我們忙著聯絡各工會選派代表，並以全國鐵路總工會和漢冶萍總工會的名義，
電邀赤色職工國際派代表出席，以及擬定議事日程等等。四月下旬，我們紛紛前往廣州主持
其事。
五一節那一天，廣州市舉行了一個超過五萬人的勞動節紀念大會。會後遊行示威，參加
的除各業工人外，還有廣州四郊的農民和市內各校的學生。示威行列中特別引人注目的，當
推黃埔軍校的隊伍；這些軍官學生擎著“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旗子，頸項間繫著條鮮紅的領
帶，氣度軒昂，顯然與舊式軍人不同。他們和全體隊伍一起高呼：“工農兵大聯合”、“打倒軍
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革命氣氛的瀰漫，為前此所少見。
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也定在那一天同時舉行；因此，勞動和農民兩個大會的代
表們就在五一節的下午，假廣州大學大禮堂聯合舉行開幕式。到會者連來賓共千餘人。廖仲
愷先生代表國民黨，我代表共產黨，先後致詞。赤色職工會國際代表奧斯脫洛夫斯基也應邀
發表演說。此外，還有黃埔軍校代表等的演說。這一切舉動，使“國共兩黨密切合作”、“全
世界工人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工農兵大聯合”等的氣象，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次勞動大會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個工會單位，會員人數約計為五
十四萬人；這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時的實力，大有增加2。代表中的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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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中共黨員以及無黨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較之以往，有了顯著的增強，而
那些並非共產黨籍的代表，也多係同情中共的左傾人物。所以在大會中，中共黨團具有控製
的實力。
在七天的大會中，主要通過了：《工人階級與政治鬥爭》、《經濟鬥爭》、《組織問題》、《工
農聯合》、《剷除工賊》、《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及《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等七個議案。這些
決議都沒有發生甚麽重大的爭辯，便獲得最大多數代表的認可。
大會進行相當順利，所以如此，是得力於中共的黨團組織作用。我專任中共中央代表，
並未兼任工會代表，因此，我不必經常參加會議，隻在中共黨團中，從事幕後指導。參加中
共黨團委員會的，有香港海員工會代表蘇兆征，鐵路工會代表王荷波、孫雲鵬，上海紗廠工
會代表鄧中夏、李啟漢，廣州工人代表會代表馮菊坡、劉雲鬆等。這個黨團無異是大會決策
的機構，決議案和選舉名單，都是由中共黨團準備就緒的。
中華全國總工會由此誕生了。大會選舉了二十五人組成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林偉民
（海員工會會長）為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劉少奇（漢冶萍總工會會長）、劉文鬆（京漢鐵路總
工會會長）為副委員長；鄧中夏為委員兼秘書長和宣傳部長；李森（即李啟漢）為委員兼組
織部長；孫雲鵬為委員兼經濟部長等。並決定總會設在廣州，立即行使職權。
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接著就在廣州舉行。它鑑於總會偏處廣州一隅，
勢難指導其他地區工會工作的進行，乃決定在上海秘密設立一個辦事處。我被選為上海辦事
處的處長。這個決定給予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工作上極大的便利；後來我曾利用這個職
務，在“五卅”時，迅速地組成了上海總工會，並推動了這個運動的進展。
中華全國總工會根據大會的決定，正式加入了赤色職工國際；從此，中國職工運動便與
莫斯科發生了組織上的關係。上麵所說的奧斯脫洛夫斯基在這次大會中參加了大會工作，使
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決議，順利通過，並解決彼此關係上的一些實際問題。中國各工會前此
都未與亞姆斯坦的職工國際發生過聯繫，也未受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因而新成立的總工
會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職工國際一事，毫無阻礙。
在領導這次勞動大會的工作中，國共兩黨合作得很好。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的廖
仲愷先生，因忙於處理廣東的財政，乃本著與中共熱誠合作的精神，將領導工會的工作都交
由工人部秘書馮菊波（中共黨員）處理。雖然如此，我遇有重要問題，還是直接找廖先生商
談；我的意見，他從沒有表示過異議。他的太太何香凝女士更向我明白表示，廖先生忙於廣
東的政務，在職工運動方麵，他隻願做一麵旗幟，一切實際工作他無暇過問，大家做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