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知道我的動向和意見。華俄通訊北京分社社長的斯雷拍克,便與我保持經常的接觸。他
曾在共產國際工作過,擔任威金斯基的助手,與我原是相識的。這次重逢,他夫婦倆對舞顯
得特別親切。我也常到他們家中閑談。他們雖從未對中共現行政策表示意見,但神情中似乎
相當同情我的見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產國際去。
九月底,著名的鮑羅庭來到中國,道經北京前往廣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約,與我一度
晤談。我當時並不知鮑羅庭為何許人,負有何種任務。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幾天,還
未與中國朋友接觸,對中國現況也不了解,願即往廣州看看南方的情況;希望我告訴他一些
中國的情形。他從我的談話中,知道我並不根本反對國共合作;似乎特別高興。當我談到中
國軍閥是一群並無國家觀念的自私之徒的時候,他表示不贊成。他雖未加證明,但說中國軍
閥之中,也有不少愛國者。他這種看法,代表著當時蘇俄一部分外交人員的意見。他給予我
的印象,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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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誰知這位並未引起我特別注意的鮑羅庭,後來卻在中國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們從這次
接觸之後,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友誼關係。他是在八月間加拉罕來到北京以後,經孫中山先生
的函請,由加拉罕派往廣東工作的。他初去廣州的時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義。隻因他與
孫中山先生相處甚得,才成為蘇俄共黨和政府駐廣州的代表,併兼任孫中山先生與國民黨的
政治顧問。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來中國,道經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樣約我在斯雷拍克家單獨晤
談。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馬林來任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已經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會中的
發言內容;並聲明共產國際並不贊成馬林的作法,要他來聽取我的意見。
當他知道了我於第三次代表大會之後,在黨內政見紛歧的情況下,仍極力維護團結的種
種情況,他表示非常高興。他向我坦率的說,共產國際是堅持國共合作政策的,共產國際內
有些人有點懷疑我有反對這一政策的傾向。他滔滔不絕的勸我不要反對這一政策。接著他又
說明共產國際並不贊成馬林那種看輕中共的態度。共產國際所以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
使國民黨革命化,決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他並說到我主張中共負責人員不兼任國民競職
務,積極領導工農運動等等,都是共產國際所稱許的,認為馬林打擊這種意見是不對的。
我聽了威金斯基這一番話,心中如釋重負。但我仍向他詢問,共產國際為何放棄國共建
立聯合戰線的原定主張,改採國共在組織上混合為一的路線;在我認為,混合為一,不免引
起黨內分歧。他說加入國民黨,正是實現聯合戰線的具體方式。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裏麵去,
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
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
最後,他認為由於馬林的影響,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免發生了一些偏差,至少在解釋上是
不恰當的。幸好第三次代表大會後,中央未繼續往錯誤的方向發展,我也避免了加深黨內分
歧的行動。他說他將即往上海,不動聲色的糾正中共中央這一偏向,希望我也不作反對中央
的表示,以期此後工作能夠圓滿進行。
就在這個基礎上麵,我和威金斯基之間,獲得了諒解。我告訴他,我此後的態度,也將
決之於中央的動向;隻要這種偏差能夠獲得糾正,黨內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照理威金斯基這一番話隻能向中共中央直接陳述,不能向中共任何個別黨員提及,但因
當時反對中共中央政策的聲浪仍然很高,所以他特別對我透落這些意見,使我知道他代表共
產國際在力圖補救,以免再起波瀾。
共產國際的動向已在改變中這件事,其他同誌還不知道。因而在北京的黨員大會上,又
爆發了一次國共關係的大爭論。十一月間的北京黨員大會上,李大釗先生報告:中國國民黨
定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舉行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規定北京有六個代表出席,其中三人
由孫中山先生指派,三人由黨員選舉產生。他已被指派為代表,準備前往出席。北京國民黨
黨部也快要辦選舉了,他希望同誌們對這件重要的事採取積極的態度。
李先生這報告當場遭受了不少的質問和責難。有的問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領袖,現
在去參加國民黨的代表大會,你將採取何種立場?”有的問他:“國民黨要你宣誓服從三民
主義,忠於國民黨的一切決議和命令,你將何以置答?”這些問題都是李大釗先生所不易答
覆的。於是多數同誌不贊成中共黨員充當國民黨代表。有人還說:“李守常先生去參加國民
曾在共產國際工作過,擔任威金斯基的助手,與我原是相識的。這次重逢,他夫婦倆對舞顯
得特別親切。我也常到他們家中閑談。他們雖從未對中共現行政策表示意見,但神情中似乎
相當同情我的見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產國際去。
九月底,著名的鮑羅庭來到中國,道經北京前往廣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約,與我一度
晤談。我當時並不知鮑羅庭為何許人,負有何種任務。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幾天,還
未與中國朋友接觸,對中國現況也不了解,願即往廣州看看南方的情況;希望我告訴他一些
中國的情形。他從我的談話中,知道我並不根本反對國共合作;似乎特別高興。當我談到中
國軍閥是一群並無國家觀念的自私之徒的時候,他表示不贊成。他雖未加證明,但說中國軍
閥之中,也有不少愛國者。他這種看法,代表著當時蘇俄一部分外交人員的意見。他給予我
的印象,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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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誰知這位並未引起我特別注意的鮑羅庭,後來卻在中國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們從這次
接觸之後,一直保持著很好的友誼關係。他是在八月間加拉罕來到北京以後,經孫中山先生
的函請,由加拉罕派往廣東工作的。他初去廣州的時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義。隻因他與
孫中山先生相處甚得,才成為蘇俄共黨和政府駐廣州的代表,併兼任孫中山先生與國民黨的
政治顧問。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來中國,道經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樣約我在斯雷拍克家單獨晤
談。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馬林來任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已經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會中的
發言內容;並聲明共產國際並不贊成馬林的作法,要他來聽取我的意見。
當他知道了我於第三次代表大會之後,在黨內政見紛歧的情況下,仍極力維護團結的種
種情況,他表示非常高興。他向我坦率的說,共產國際是堅持國共合作政策的,共產國際內
有些人有點懷疑我有反對這一政策的傾向。他滔滔不絕的勸我不要反對這一政策。接著他又
說明共產國際並不贊成馬林那種看輕中共的態度。共產國際所以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
使國民黨革命化,決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他並說到我主張中共負責人員不兼任國民競職
務,積極領導工農運動等等,都是共產國際所稱許的,認為馬林打擊這種意見是不對的。
我聽了威金斯基這一番話,心中如釋重負。但我仍向他詢問,共產國際為何放棄國共建
立聯合戰線的原定主張,改採國共在組織上混合為一的路線;在我認為,混合為一,不免引
起黨內分歧。他說加入國民黨,正是實現聯合戰線的具體方式。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裏麵去,
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反對
國民黨中不革命的分子。
最後,他認為由於馬林的影響,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免發生了一些偏差,至少在解釋上是
不恰當的。幸好第三次代表大會後,中央未繼續往錯誤的方向發展,我也避免了加深黨內分
歧的行動。他說他將即往上海,不動聲色的糾正中共中央這一偏向,希望我也不作反對中央
的表示,以期此後工作能夠圓滿進行。
就在這個基礎上麵,我和威金斯基之間,獲得了諒解。我告訴他,我此後的態度,也將
決之於中央的動向;隻要這種偏差能夠獲得糾正,黨內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照理威金斯基這一番話隻能向中共中央直接陳述,不能向中共任何個別黨員提及,但因
當時反對中共中央政策的聲浪仍然很高,所以他特別對我透落這些意見,使我知道他代表共
產國際在力圖補救,以免再起波瀾。
共產國際的動向已在改變中這件事,其他同誌還不知道。因而在北京的黨員大會上,又
爆發了一次國共關係的大爭論。十一月間的北京黨員大會上,李大釗先生報告:中國國民黨
定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舉行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規定北京有六個代表出席,其中三人
由孫中山先生指派,三人由黨員選舉產生。他已被指派為代表,準備前往出席。北京國民黨
黨部也快要辦選舉了,他希望同誌們對這件重要的事採取積極的態度。
李先生這報告當場遭受了不少的質問和責難。有的問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領袖,現
在去參加國民黨的代表大會,你將採取何種立場?”有的問他:“國民黨要你宣誓服從三民
主義,忠於國民黨的一切決議和命令,你將何以置答?”這些問題都是李大釗先生所不易答
覆的。於是多數同誌不贊成中共黨員充當國民黨代表。有人還說:“李守常先生去參加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