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黨趨於分裂，也不願傷損彼此友誼，因此，都有意尋求協調。我自己就為這種心情所支配
著，始則保持沉默，不繼續參加爭論；繼則從事調解；終則出席了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
會，表示我並無根本反對國共合作的意向。
馬林卻不相同，他不顧一切的企圖貫徹他的主張。他回到上海後，力圖壓製反對意見，
對我繼續採取高壓手段，他反對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並聲言如我繼續反對第三次大會
既定的政策，即以紀律製裁，甚至以開除黨籍相威脅，其用意無非是針對中共黨內一團和氣
的氣氛，防止中共中央對我有所讓步。
可是，馬林很快的就離開中國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離去，似乎因為他掀起了中共黨內
的大風波，共產國際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調他回去；後來並解除他原任的職務。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會所採取的立場，顯然並未為共產國際所接受。從此，他再沒有來過中國，我也
再沒有見過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國共合作問題上也麵臨著不少的難題。第三次代表大會時，
陳獨秀先生和多數代表的主張曾得到大多數廣東黨員的支持，聲勢頗壯。可是到了上海，情
勢顯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區的多數黨員，對於第三次大會的決議卻表
示懷疑和責難。不少的黨員批評共產國際不懂中國情況，硬要將中共融化到國民黨裏麵去；
而且指斥馬林胡鬧，並且發出要求共產國際撤換他的呼聲。
中共中央為說服這些反對意見，真是煞費氣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陳獨秀先生著稱的楊明
齋，就曾指斥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無異是將中共出賣給國民黨，為此與陳大鬧一場，並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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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不願與陳再見麵。這個性情耿直的山東人，自請調往甘肅工作，因為那裏國共兩黨均尚無組
織，自然不發生合作問題。中央無法說服他，隻有允許他的要求。楊明齋與陳先生大鬧的舉
動，事前我並無所聞；事後，他曾為我慷慨而言。我雖勉以團結的大義，也無法改變他的初
衷。此後，我再就沒有聽見有關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閑居了一個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參加中共以來從所未有過的清閑。我對
全麵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在第三次大會上有過保留自己意見的聲明，因為我對自己主張的正
確有強烈的自信，不願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積極贊成的表示。同時我也遵守服從多數
的諾言，不繼續表示反對的意見；這就隻有沉默了。雖然那時傳說紛紜，說我反對共產國際，
反對國民黨，反對國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辯。我不願讓我與中共中央間的關係惡化下去；我
也不相信馬林的主張能夠始終貫徹，我在等待陳獨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轉變。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來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馬林已被調回莫斯科去了；陳獨秀
先生一直不贊成馬林那種排斥反對者的態度，而且他也受著黨內反對意見的壓力，在逐漸改
變原有的主張。他還說到中央和不少同誌都以黨內團結問題為慮，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項
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這樣就是證明我和中央之間並無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
示，我願意服從中央的決定，無論分派我那一項工作，我都會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見，
遇有適當時機，再行提出討論。
由於我和蔡和森談話的結果，不幾天我被邀參加一次中共中央的會議。陳獨秀先生以親
切的態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擔任鐵路工會的領導工作，從速建立起一個全國鐵路
總工會。我接受這個指派。這樣，我們就恢復了已往的和諧。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邊四十幾位同誌極大多數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
大會中的主張，也同情我現在的處境。李大釗先生雖然在政見上與我略有不同，但對我仍十
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交換意見，他告訴我，國共兩黨都希望他在北方發展國民黨的組織，
他已接受了這個任務，正在策劃進行的方針。我表示贊成他這樣做；認為他是國共合作的一
位適當主角。我自己則致力於鐵路工會方麵的工作，進行倒也順手。
在北京按期舉行的黨員大會，每次仍為了國共合作問題而爭辯不休。到會者有的表示中
共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有的強調中共的獨立，不願做國民黨
的附庸，有的批評中央輕視職工運動；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釗為中央的現行政策略加辯解，
結果多是將這些不同的意見，呈報中央要求解釋。我在這些辯論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我隻有在會議上宣稱：同誌們都已知道我的意見，但稱應遵守服從多數決定的諾言，
不便繼續發表反對意見。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黨內反對派的首腦，代表著強大的反對意見；北京的蘇俄人員似
著，始則保持沉默，不繼續參加爭論；繼則從事調解；終則出席了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
會，表示我並無根本反對國共合作的意向。
馬林卻不相同，他不顧一切的企圖貫徹他的主張。他回到上海後，力圖壓製反對意見，
對我繼續採取高壓手段，他反對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並聲言如我繼續反對第三次大會
既定的政策，即以紀律製裁，甚至以開除黨籍相威脅，其用意無非是針對中共黨內一團和氣
的氣氛，防止中共中央對我有所讓步。
可是，馬林很快的就離開中國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離去，似乎因為他掀起了中共黨內
的大風波，共產國際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調他回去；後來並解除他原任的職務。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會所採取的立場，顯然並未為共產國際所接受。從此，他再沒有來過中國，我也
再沒有見過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國共合作問題上也麵臨著不少的難題。第三次代表大會時，
陳獨秀先生和多數代表的主張曾得到大多數廣東黨員的支持，聲勢頗壯。可是到了上海，情
勢顯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區的多數黨員，對於第三次大會的決議卻表
示懷疑和責難。不少的黨員批評共產國際不懂中國情況，硬要將中共融化到國民黨裏麵去；
而且指斥馬林胡鬧，並且發出要求共產國際撤換他的呼聲。
中共中央為說服這些反對意見，真是煞費氣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陳獨秀先生著稱的楊明
齋，就曾指斥加入國民黨的政策，無異是將中共出賣給國民黨，為此與陳大鬧一場，並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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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與陳再見麵。這個性情耿直的山東人，自請調往甘肅工作，因為那裏國共兩黨均尚無組
織，自然不發生合作問題。中央無法說服他，隻有允許他的要求。楊明齋與陳先生大鬧的舉
動，事前我並無所聞；事後，他曾為我慷慨而言。我雖勉以團結的大義，也無法改變他的初
衷。此後，我再就沒有聽見有關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閑居了一個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參加中共以來從所未有過的清閑。我對
全麵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在第三次大會上有過保留自己意見的聲明，因為我對自己主張的正
確有強烈的自信，不願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積極贊成的表示。同時我也遵守服從多數
的諾言，不繼續表示反對的意見；這就隻有沉默了。雖然那時傳說紛紜，說我反對共產國際，
反對國民黨，反對國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辯。我不願讓我與中共中央間的關係惡化下去；我
也不相信馬林的主張能夠始終貫徹，我在等待陳獨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轉變。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來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馬林已被調回莫斯科去了；陳獨秀
先生一直不贊成馬林那種排斥反對者的態度，而且他也受著黨內反對意見的壓力，在逐漸改
變原有的主張。他還說到中央和不少同誌都以黨內團結問題為慮，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項
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這樣就是證明我和中央之間並無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
示，我願意服從中央的決定，無論分派我那一項工作，我都會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見，
遇有適當時機，再行提出討論。
由於我和蔡和森談話的結果，不幾天我被邀參加一次中共中央的會議。陳獨秀先生以親
切的態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擔任鐵路工會的領導工作，從速建立起一個全國鐵路
總工會。我接受這個指派。這樣，我們就恢復了已往的和諧。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邊四十幾位同誌極大多數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
大會中的主張，也同情我現在的處境。李大釗先生雖然在政見上與我略有不同，但對我仍十
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交換意見，他告訴我，國共兩黨都希望他在北方發展國民黨的組織，
他已接受了這個任務，正在策劃進行的方針。我表示贊成他這樣做；認為他是國共合作的一
位適當主角。我自己則致力於鐵路工會方麵的工作，進行倒也順手。
在北京按期舉行的黨員大會，每次仍為了國共合作問題而爭辯不休。到會者有的表示中
共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為黨員，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有的強調中共的獨立，不願做國民黨
的附庸，有的批評中央輕視職工運動；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釗為中央的現行政策略加辯解，
結果多是將這些不同的意見，呈報中央要求解釋。我在這些辯論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
易的。我隻有在會議上宣稱：同誌們都已知道我的意見，但稱應遵守服從多數決定的諾言，
不便繼續發表反對意見。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黨內反對派的首腦，代表著強大的反對意見；北京的蘇俄人員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