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的問題因而也獲得決定。
在獨裁的壓力之下，人們的心理多少有些變態。像我這樣權宜之計，簡直不算一回事。
我曾遇見一些人，公開熱烈擁護史達林，但暗中又有很多怨言，這也許是獨裁政治必然滋生
170／185
----------------------- page 322-----------------------
《我的回憶》第二冊
出來的毛病。我的太太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工廠做工的時候，廠內的共產黨員和同情共產主義
的工人們，時常公開高叫“史達林萬歲！”但私下裏卻向我太太說：我們的老闆不好！這種情
況，至今在共產國家中，似仍存在著。
我開始力理回國的手續，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和我太太的假護照都辦好了。在這段
時間內，似乎我已恢復了我原有的地位，人們對我的態度顯然有所改善。共產國際交通處長
為我辦理回國手續甚為周到；早與我有交誼的沙發諾夫這時不再避嫌，常與我滔滔不絕的談
論中國問題；主管中國事務的馬加爾對我更是親善。
在我動身的前幾天，馬加爾邀我在他家中共進晚餐。他的住房，小巧精緻，頗有點西歐
紳士家庭的派頭。他向我多方解說：共產國際的任何人，對我不僅沒有誤會，而且很是器重；
希望我回國去放手工作，挽救中共的危機，共產國際將充分支持。這樣，我過專被人目為布
哈林派，右傾調和派和中大分裂派等等的嫌疑，似是一掃無遺了。
臨別馬加爾還問我：你回國工作，還有什麽困難和疑慮的地方？我想了一想，向他說：
關於擁護蘇聯一點，究應如何進行？他回答說：我想，各兄弟黨努力發展他們本國的革命，
就是擁護蘇俄的最好辦法；如果將擁護蘇俄當作一項單獨工作來進行，將使資本主義者誣衊
我們是蘇俄的第五縱隊。我答覆他：如果都照你這樣解釋，那就什麽問題也沒有了。
馬加爾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理論家，放言高論，有時如脫韁之馬，任意奔放。也許就因為
多言惹禍，據說他後來終於被史達林清算掉了。他被清算的消息，曾引起我許多的回憶，也
曾因此想起當時共產國際那些風雲人物，如柏金斯基等，多數都不知下落了。這些人曾為世
界革命，捧過史達林的場，但終於又被視為亂叫的討厭的烏鴉。
我行前的態度相當謹慎，從不流露出將有什麽雄圖，我以一個士兵自居，表示一切決照
共產國際的指示去奮鬥。也許就因為我這種態度，使我能順利結束了我在莫斯科兩年半的生
活，重歸我的祖國。
1南京政權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進占北京。
2宋慶齡那年赴莫斯科前曾在上海發表聲明書（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同年九月六日在莫斯科又一
次發表聲明（兩聲明見宋慶齡著《為新中國奮鬥》第八頁至第十一頁及第十四頁至第十六頁—北京，人民出
版社一九五二年版）均曾說明這兩點。
3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告全黨同誌書》。
第十五篇 從立三路線到王明路線
第一章 白區黨的團結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會壓抑了立三路線，也嚴重的打擊了一班反立蘭路線的老
幹部，並使米夫的黨徒陳紹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機構。陳紹禹（即王明）等這些留俄學生
中的布爾什維克，受著莫斯科政治氣候的影響，經由米夫的直接領導，在中共內部首先推行
陰謀詭計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傾的立三路線，又將反立三路線的何孟雄等老幹部視
為右派，加以排除，結果造成了中共支離破碎的局麵。他們由此出發，以莫斯科的教條，統
治了中共幾達五年之久，成為有名的“王明路線”。我於四中全會閉幕後約十天，到達上海，
為了挽救黨的危機，隻有忍痛號召黨內團結。不久，中共的領導重心，又分散轉移到各蘇維
埃區去了。
我的太太也早已厭惡中大的鬥爭，很想早日歸國。一九三〇年聖誕節後，我們由魯克斯
旅社搬到一個秘密住所，搜購一些適用的衣物，從事改裝。我們居然得到兩張中華民國國民
171／185
----------------------- page 323-----------------------
《我的回憶》第二冊
政府的護照，護照上用的是假名字，籍貫是江蘇，年齡相仿，註明係由德國留學返國。我們
依照這種身份，改裝得維妙維肖。我們雖未到過柏林巴黎等城市，但學習了那些城市的情況，
特別注意街道名稱、華僑住所和中國領使館所在地等等，以便應付查詢。我們這種做作，經
過一對招待我們的俄國年輕夫婦的考驗，認為合格，於是便踏上歸程。
我們偽裝由柏林動身回國，路經莫斯科，因我的太太患病停留了幾天，現在病癒才又從
莫斯科上車。一九三一年元旦後的幾天，我們坐著撬車到達車站，和普通旅客一樣，經過查
驗護照和換取車票等手續，搭上了東行國際列車的頭等臥車。一個俄國乞丐在車站上用俄語
在獨裁的壓力之下，人們的心理多少有些變態。像我這樣權宜之計，簡直不算一回事。
我曾遇見一些人，公開熱烈擁護史達林，但暗中又有很多怨言，這也許是獨裁政治必然滋生
170／185
----------------------- page 322-----------------------
《我的回憶》第二冊
出來的毛病。我的太太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工廠做工的時候，廠內的共產黨員和同情共產主義
的工人們，時常公開高叫“史達林萬歲！”但私下裏卻向我太太說：我們的老闆不好！這種情
況，至今在共產國家中，似仍存在著。
我開始力理回國的手續，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和我太太的假護照都辦好了。在這段
時間內，似乎我已恢復了我原有的地位，人們對我的態度顯然有所改善。共產國際交通處長
為我辦理回國手續甚為周到；早與我有交誼的沙發諾夫這時不再避嫌，常與我滔滔不絕的談
論中國問題；主管中國事務的馬加爾對我更是親善。
在我動身的前幾天，馬加爾邀我在他家中共進晚餐。他的住房，小巧精緻，頗有點西歐
紳士家庭的派頭。他向我多方解說：共產國際的任何人，對我不僅沒有誤會，而且很是器重；
希望我回國去放手工作，挽救中共的危機，共產國際將充分支持。這樣，我過專被人目為布
哈林派，右傾調和派和中大分裂派等等的嫌疑，似是一掃無遺了。
臨別馬加爾還問我：你回國工作，還有什麽困難和疑慮的地方？我想了一想，向他說：
關於擁護蘇聯一點，究應如何進行？他回答說：我想，各兄弟黨努力發展他們本國的革命，
就是擁護蘇俄的最好辦法；如果將擁護蘇俄當作一項單獨工作來進行，將使資本主義者誣衊
我們是蘇俄的第五縱隊。我答覆他：如果都照你這樣解釋，那就什麽問題也沒有了。
馬加爾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理論家，放言高論，有時如脫韁之馬，任意奔放。也許就因為
多言惹禍，據說他後來終於被史達林清算掉了。他被清算的消息，曾引起我許多的回憶，也
曾因此想起當時共產國際那些風雲人物，如柏金斯基等，多數都不知下落了。這些人曾為世
界革命，捧過史達林的場，但終於又被視為亂叫的討厭的烏鴉。
我行前的態度相當謹慎，從不流露出將有什麽雄圖，我以一個士兵自居，表示一切決照
共產國際的指示去奮鬥。也許就因為我這種態度，使我能順利結束了我在莫斯科兩年半的生
活，重歸我的祖國。
1南京政權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進占北京。
2宋慶齡那年赴莫斯科前曾在上海發表聲明書（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同年九月六日在莫斯科又一
次發表聲明（兩聲明見宋慶齡著《為新中國奮鬥》第八頁至第十一頁及第十四頁至第十六頁—北京，人民出
版社一九五二年版）均曾說明這兩點。
3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告全黨同誌書》。
第十五篇 從立三路線到王明路線
第一章 白區黨的團結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會壓抑了立三路線，也嚴重的打擊了一班反立蘭路線的老
幹部，並使米夫的黨徒陳紹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機構。陳紹禹（即王明）等這些留俄學生
中的布爾什維克，受著莫斯科政治氣候的影響，經由米夫的直接領導，在中共內部首先推行
陰謀詭計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傾的立三路線，又將反立三路線的何孟雄等老幹部視
為右派，加以排除，結果造成了中共支離破碎的局麵。他們由此出發，以莫斯科的教條，統
治了中共幾達五年之久，成為有名的“王明路線”。我於四中全會閉幕後約十天，到達上海，
為了挽救黨的危機，隻有忍痛號召黨內團結。不久，中共的領導重心，又分散轉移到各蘇維
埃區去了。
我的太太也早已厭惡中大的鬥爭，很想早日歸國。一九三〇年聖誕節後，我們由魯克斯
旅社搬到一個秘密住所，搜購一些適用的衣物，從事改裝。我們居然得到兩張中華民國國民
171／185
----------------------- page 323-----------------------
《我的回憶》第二冊
政府的護照，護照上用的是假名字，籍貫是江蘇，年齡相仿，註明係由德國留學返國。我們
依照這種身份，改裝得維妙維肖。我們雖未到過柏林巴黎等城市，但學習了那些城市的情況，
特別注意街道名稱、華僑住所和中國領使館所在地等等，以便應付查詢。我們這種做作，經
過一對招待我們的俄國年輕夫婦的考驗，認為合格，於是便踏上歸程。
我們偽裝由柏林動身回國，路經莫斯科，因我的太太患病停留了幾天，現在病癒才又從
莫斯科上車。一九三一年元旦後的幾天，我們坐著撬車到達車站，和普通旅客一樣，經過查
驗護照和換取車票等手續，搭上了東行國際列車的頭等臥車。一個俄國乞丐在車站上用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