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麽重大的消息他一點沒聽到，我們又是怎麽知道的呢？我讓他保證絕對保密後解釋說，我們是通過一台特殊微型收發報機得知衛星上天的消息的。收發報機小到可以裝進口袋裏，功率卻大到可以接收發自東柏林的訊號。我給這一根本不存在的收發報機起名為“戈戈風”，並告訴輕信的翁貝托，這台收發報機存在本身乃屬於最高國家機密。世界上僅有這一台，目前仍處在測試階段。翁貝托指天發誓，決不告訴任何人。
他隻保了一天的密。第二天晚上，在古巴內政部長舉行的宴會上，所有人都向我們打聽有關東德的最新消息。我回答說，在古巴難得聽到國內的消息。在座的人意味深長地沉默了片刻後，皮內羅脫口問：“不是有戈戈風嗎？”我不得不告訴在座的人，這是跟翁貝托開的一個玩笑。此後，可憐的翁貝托落了個戈戈風的外號。
天長日久，我與皮內羅的交情越來越深。早期頗為稚嫩的古巴外國諜報機構迅速成長壯大起來。憑著我與古巴上層領導人的老關係，有時可以把我們的人藏在古巴。作為報答，我為皮內羅採購他所需要的竊聽、解碼和特殊攝影器材。1973年智利阿連德總統遇害後，皮諾切特將軍瘋狂捕殺左派人士。我們協助智利朋友逃到古巴。昂納克的女兒嫁給了一個智利人，因此東德挺身而出，幫助智利的反對派人士。昂納克喜歡看到東德向處境困難的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當時智利和其他拉美國家一片白色恐怖。軍人極右政權大肆迫害左翼人士。向這些國家受到迫害的人士伸出救援之手得到了東德青年人的支持。可以毫不誇大地說，70年代東德援助拉美國家的舉動使它贏得了人心。
皮內羅還向我講述了切·格瓦拉離開古巴前他倆最後幾次交談的情況。切·格瓦拉對蘇聯決定從古巴撤出核飛彈以結束危機的行為失望至極。“切以為他可以在其他國家重演古巴的勝利，從而為我們減輕壓力，”皮內羅說，“可古巴的情況十分特殊，不同於其他國家。他走之前我們大家就看到了這一點。”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遇害時，還有一位年輕的東德姑娘塔瑪拉與他同時罹難。塔瑪拉的父母從德國移居到阿根廷時，她還是個孩子。一次她作為翻譯陪同一個東德青年代表團訪問古巴，之後未經允許留在古巴，愛上了格瓦拉，並與他一道踏上了最後的征途。這段愛情加革命的故事使她成為東德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塔瑪拉死後，我的副手提醒我，我們第一次訪問哈瓦那時曾見過她一麵。在古巴內政部入口處，他曾停下來與一位身穿軍裝的秀美姑娘交談了幾句。她就是塔瑪拉。此後不久她即和切·格瓦拉一起出走。我猜測當時皮內羅正在幫助格瓦拉做好去玻利維亞的準備。不過我在古巴期間，從來沒有人向我提過格瓦拉。古巴人已經學會遵守諜報工作的第一要義：任何人不得知道不該知道的事。
勞爾給我的印象與皮內羅和巴爾德斯截然不同。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舉止沉穩，有政治家風度。勞爾不像一些同事那樣愛感情用事，而是從戰略的角度冷靜地分析古巴的處境。我從來沒有聽他暗示過疏遠蘇聯或是流露出對蘇聯的失望。所有古巴同事中，隻有勞爾最守時，每次約會總是準時到。古巴人一般做不到這一點。勞爾的朋友常拿他的守時習慣開玩笑，稱他是普魯士人。流亡墨西哥期間，勞爾潛心研究馬克思理論和軍事原理。每逢會客時，樂於向人顯示自己熟知共產主義理論問題以及軍事知識，盡管古巴與蘇聯和東歐遠隔千山萬水。
1985年，應尼加拉瓜內政部長博爾赫的邀請，我從古巴前往馬那瓜訪問。訪問期間，賓主共慶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革命勝利6周年。尼加拉瓜人把政治上的解放、人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成功地融入到政府的方案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論是古巴人還是尼加拉瓜人，為了改變自己的國家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兩國人民的革命精神令我感動不已。在東德時，經常聽到周圍人們對現實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在這兩個國家卻極少聽到有人發牢騷，至少在那個年代裏。我非常羨慕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我深知，東歐各國人民對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占領他們的國家，強迫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政府始終心存怨恨。
古巴人回訪東德時，我們始終為他們的安全提心弔膽。卡斯楚喜歡出國訪問。隨著國內公務日趨繁重，訪問千裏迢迢之外的友好國家令他感到心曠神恰。當然，熱情奔放的古巴人的休息概念與我們這些北歐人大相逕庭。卡斯楚訪問東德期間，負責他及代表團其他成員安全的警衛人員一想起那通宵達旦的飲酒作樂就不禁心驚肉跳。尤其是古巴人常常邀請陌生人，通常是在東柏林留學的漂亮的古巴姑娘到住地一同聚會。我聽說一次卡斯楚拗不過陪同他的東德官員，佯裝上床睡覺。待四周無人，偷偷溜出房間，順著下水道爬到樓下，跑到其他聚會地點繼續狂歡。此事發生後，我們考慮最好還是想個辦法，晚上讓我們的客人玩得更盡興。有人提議邀請東德電視台芭蕾舞團的女團員同古巴人一道聯歡。果然，此後再沒有出過事。每次聽到古巴人奔放的生活返事，我都不禁感到自己生活的貧乏，每天像所有德國人那樣，隻知道盡忠職守，埋頭工作。
他隻保了一天的密。第二天晚上，在古巴內政部長舉行的宴會上，所有人都向我們打聽有關東德的最新消息。我回答說，在古巴難得聽到國內的消息。在座的人意味深長地沉默了片刻後，皮內羅脫口問：“不是有戈戈風嗎？”我不得不告訴在座的人，這是跟翁貝托開的一個玩笑。此後，可憐的翁貝托落了個戈戈風的外號。
天長日久，我與皮內羅的交情越來越深。早期頗為稚嫩的古巴外國諜報機構迅速成長壯大起來。憑著我與古巴上層領導人的老關係，有時可以把我們的人藏在古巴。作為報答，我為皮內羅採購他所需要的竊聽、解碼和特殊攝影器材。1973年智利阿連德總統遇害後，皮諾切特將軍瘋狂捕殺左派人士。我們協助智利朋友逃到古巴。昂納克的女兒嫁給了一個智利人，因此東德挺身而出，幫助智利的反對派人士。昂納克喜歡看到東德向處境困難的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當時智利和其他拉美國家一片白色恐怖。軍人極右政權大肆迫害左翼人士。向這些國家受到迫害的人士伸出救援之手得到了東德青年人的支持。可以毫不誇大地說，70年代東德援助拉美國家的舉動使它贏得了人心。
皮內羅還向我講述了切·格瓦拉離開古巴前他倆最後幾次交談的情況。切·格瓦拉對蘇聯決定從古巴撤出核飛彈以結束危機的行為失望至極。“切以為他可以在其他國家重演古巴的勝利，從而為我們減輕壓力，”皮內羅說，“可古巴的情況十分特殊，不同於其他國家。他走之前我們大家就看到了這一點。”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遇害時，還有一位年輕的東德姑娘塔瑪拉與他同時罹難。塔瑪拉的父母從德國移居到阿根廷時，她還是個孩子。一次她作為翻譯陪同一個東德青年代表團訪問古巴，之後未經允許留在古巴，愛上了格瓦拉，並與他一道踏上了最後的征途。這段愛情加革命的故事使她成為東德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塔瑪拉死後，我的副手提醒我，我們第一次訪問哈瓦那時曾見過她一麵。在古巴內政部入口處，他曾停下來與一位身穿軍裝的秀美姑娘交談了幾句。她就是塔瑪拉。此後不久她即和切·格瓦拉一起出走。我猜測當時皮內羅正在幫助格瓦拉做好去玻利維亞的準備。不過我在古巴期間，從來沒有人向我提過格瓦拉。古巴人已經學會遵守諜報工作的第一要義：任何人不得知道不該知道的事。
勞爾給我的印象與皮內羅和巴爾德斯截然不同。他受過良好的教育，舉止沉穩，有政治家風度。勞爾不像一些同事那樣愛感情用事，而是從戰略的角度冷靜地分析古巴的處境。我從來沒有聽他暗示過疏遠蘇聯或是流露出對蘇聯的失望。所有古巴同事中，隻有勞爾最守時，每次約會總是準時到。古巴人一般做不到這一點。勞爾的朋友常拿他的守時習慣開玩笑，稱他是普魯士人。流亡墨西哥期間，勞爾潛心研究馬克思理論和軍事原理。每逢會客時，樂於向人顯示自己熟知共產主義理論問題以及軍事知識，盡管古巴與蘇聯和東歐遠隔千山萬水。
1985年，應尼加拉瓜內政部長博爾赫的邀請，我從古巴前往馬那瓜訪問。訪問期間，賓主共慶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革命勝利6周年。尼加拉瓜人把政治上的解放、人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成功地融入到政府的方案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論是古巴人還是尼加拉瓜人，為了改變自己的國家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兩國人民的革命精神令我感動不已。在東德時，經常聽到周圍人們對現實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在這兩個國家卻極少聽到有人發牢騷，至少在那個年代裏。我非常羨慕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我深知，東歐各國人民對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占領他們的國家，強迫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政府始終心存怨恨。
古巴人回訪東德時，我們始終為他們的安全提心弔膽。卡斯楚喜歡出國訪問。隨著國內公務日趨繁重，訪問千裏迢迢之外的友好國家令他感到心曠神恰。當然，熱情奔放的古巴人的休息概念與我們這些北歐人大相逕庭。卡斯楚訪問東德期間，負責他及代表團其他成員安全的警衛人員一想起那通宵達旦的飲酒作樂就不禁心驚肉跳。尤其是古巴人常常邀請陌生人，通常是在東柏林留學的漂亮的古巴姑娘到住地一同聚會。我聽說一次卡斯楚拗不過陪同他的東德官員，佯裝上床睡覺。待四周無人，偷偷溜出房間，順著下水道爬到樓下，跑到其他聚會地點繼續狂歡。此事發生後，我們考慮最好還是想個辦法，晚上讓我們的客人玩得更盡興。有人提議邀請東德電視台芭蕾舞團的女團員同古巴人一道聯歡。果然，此後再沒有出過事。每次聽到古巴人奔放的生活返事，我都不禁感到自己生活的貧乏，每天像所有德國人那樣，隻知道盡忠職守，埋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