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古巴後的第二天，和所有官方邀請的客人一樣，我們被帶去參觀古巴國父何塞·馬蒂的紀念碑和停泊在距古巴海岸不遠處的美國軍艦。它有力地提醒人們：這個國家時刻處在敵人的監視之中。每天都能聽到人們回憶推翻巴蒂斯塔政權時的經歷。牆壁上，彈洞清晰可見。古巴人對外國人的接待不像蘇聯人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千篇一律，而是相當地不拘一格，好像巴不得能與外國客人分享他們的經歷。我們遵照主人的吩咐穿上迷彩服，來到奧連特省的科羅拉多海灘。1956年，卡斯楚和他的82名戰友穿過墨西哥在這裏登陸，打響了爭取古巴解放的第一槍。我們還參觀了豬穢灣。主人驕傲地向我們展示了一架美國b-52轟炸機扭曲變形的殘骸。
在此沒有必要贅述中央情報局在古巴的拙劣表現。一個擁有西方世界一流戰略分析家的諜報機構居然在策劃人侵古巴一事中表現如此蹩腳實在令人驚訝。我一向不贊成善惡相對論。不過當美國記者盛氣淩人地質問我們情報局與解放運動中恐怖分子的關係時，我忍不住反問道：難道美國指使人在古巴四處縱火搞破壞就代表了公民社會的理想嗎？
古巴的諜報首腦皮內羅屬於大鬍子幫。這些人當年跟隨卡斯楚翻越馬埃斯特臘山，在山區歷盡鏖戰，直至攻占哈瓦那。卡斯楚的弟弟、政治局第二號人物勞爾·卡斯楚和內政部長巴爾德斯一心撲在諜報機構的籌建上，希望藉此可以及時、準確地掌握美國人對古巴的企圖。巴爾德斯和許多古巴領導人一樣，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愛好冒險的諜報人員，而不是一個政治家。我oj一起去外地時，他讓司機和警衛坐到他那部卡迪拉克轎車的後排，招呼我坐到駕駛座旁邊，然後以時速100英裏的速度在公路上飛馳。我假裝驚恐狀，大叫：“沒有祖國毋寧死！”這是古巴人的革命口號。他一聽更來勁了，車子越開越快，直到我真的害怕起來。他酷愛棒球，非拉我去看他鍾愛的球隊比賽。球打得不好時，他就怒氣衝天地跑下場，攆走那個最差的隊員，自己取而代之。
巴爾德斯的職業興趣在於搜集和分析政治和軍事情報。他對我們能夠提供的技術援助抱有極為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因此感到很為難。巴爾德斯的辦公桌上堆放著大批西方國家的產品介紹材料，包括最新式的竊聽和遙控設備，遠距離錄音的超敏感話筒，隔牆錄音機，微型無線電發報機，微型武器以及一些老式不實用的東西，如噴射毒液的鋼筆，可以藏在鞋後跟的匕首等等。迷信這類玩意兒說明他對諜報工作的認識還很幼稚。這些器材完全無助於判斷麵前的強大對手會採取什麽行動。無論古巴如何努力，也遠遠趕不上美國強大的技術實力。我耐心向巴爾德斯解釋，一個小國若想在這場諜報戰中立於不敗之地，隻有另闢蹊徑。再說，向古巴傳授技術知識是蘇聯分內的事，本不該由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負責。然而我的苦口婆心並沒有說服他。他對我這個諜報設備推銷人越來越失望。
早期，古巴人對蘇聯顧問的工作諱莫如深。巴爾德斯閉口不提他們在做些什麽。我建議他找蘇聯人要設備時，他顯得很不自在。在東德，我們常常邀請蘇聯諜報官員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並強調兩國之間的合作。古巴人則不同，盡量避免讓前來幫助他們的人出頭露麵。也許這是為了造成一切都是卡斯楚說了算的印象，從而加強他在公眾中的威信。
一次，我想找一位克格勃人員。途經莫斯科時，克格勃告訴了我他的名字。古巴人極盡阻撓之能事。最後我不得不略施小計，甩掉跟在後麵的尾巴，直奔蘇聯大使館。日後我們與古巴人的關係有所緩和。古巴與蘇聯疏遠的另一個原因是：古巴飛彈危機播下了不信任的種子。巴爾德斯談到赫魯雪夫為了化解危機決定從古巴撤出核飛彈時，怨艾之情溢於言表：“關鍵時刻超級大國隻顧自己。我們這些小國應該抱成一團兒。”
當年古巴共產黨剛成立不久，尚沒有能力扼殺黨內的不同意見。我在島上旅行期間，感受到古巴共產黨老黨員和老工人運動成員對卡斯楚和他的大鬍子幫的反感。老共產黨員不贊成卡斯楚搞個人崇拜。他們認為，卡斯楚被身邊的一群部長包圍，缺乏更廣泛的社會和群眾基礎。返回哈瓦那見到巴爾德斯或勞爾·卡斯楚後，我馬上意識到有人已向他們匯報了我在外地與人交談的內容。我不禁覺得十分滑稽。我這個諜報頭子大半生幹的就是核對和分析有關他人的這類情報。可古巴人對此麵無愧色。我要是抱怨的話反倒顯得失禮。一次，巴爾德斯主動提及我在鄉下問的一個有關卡斯楚政權內部是否穩定團結的問題，接著不厭其詳地予以解答。
古巴陪同隨時豎起耳朵，捕捉著我們說的每一句話。我們忍不住跟主人開了個玩笑。一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小樓，幾個同事捧著鮮花和伏特加酒迎了上來。那瓶酒還是他們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時買的。原來這一天是我的生日。來古巴後一直沉浸在亢奮狀態中，早把生日忘到腦後。同事們卻記在心裏。不過即使沒忘，我也不想聲張，害怕讓古巴人知道了而為我正式慶祝一番，沒完沒了地祝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我們幾個人喝了幾杯伏特加酒後各自上床就寢。第二天，警覺的翁貝托纏著我們問昨晚為何事慶祝。我裝出一副麵容嚴肅的樣子，鄭重地告訴他，東德剛剛成功地發射了它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眾所周知，隻有一顆人造衛星，還是蘇聯人幾年前發射的。翁貝托對我的話深信不疑，取來一瓶酒和幾個酒杯，就東德的航天項目發表了一篇有分量的講話，表示它標誌著古巴與東德關係的一大發展。至於為什麽會是這樣，他則含糊其詞。
在此沒有必要贅述中央情報局在古巴的拙劣表現。一個擁有西方世界一流戰略分析家的諜報機構居然在策劃人侵古巴一事中表現如此蹩腳實在令人驚訝。我一向不贊成善惡相對論。不過當美國記者盛氣淩人地質問我們情報局與解放運動中恐怖分子的關係時，我忍不住反問道：難道美國指使人在古巴四處縱火搞破壞就代表了公民社會的理想嗎？
古巴的諜報首腦皮內羅屬於大鬍子幫。這些人當年跟隨卡斯楚翻越馬埃斯特臘山，在山區歷盡鏖戰，直至攻占哈瓦那。卡斯楚的弟弟、政治局第二號人物勞爾·卡斯楚和內政部長巴爾德斯一心撲在諜報機構的籌建上，希望藉此可以及時、準確地掌握美國人對古巴的企圖。巴爾德斯和許多古巴領導人一樣，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愛好冒險的諜報人員，而不是一個政治家。我oj一起去外地時，他讓司機和警衛坐到他那部卡迪拉克轎車的後排，招呼我坐到駕駛座旁邊，然後以時速100英裏的速度在公路上飛馳。我假裝驚恐狀，大叫：“沒有祖國毋寧死！”這是古巴人的革命口號。他一聽更來勁了，車子越開越快，直到我真的害怕起來。他酷愛棒球，非拉我去看他鍾愛的球隊比賽。球打得不好時，他就怒氣衝天地跑下場，攆走那個最差的隊員，自己取而代之。
巴爾德斯的職業興趣在於搜集和分析政治和軍事情報。他對我們能夠提供的技術援助抱有極為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因此感到很為難。巴爾德斯的辦公桌上堆放著大批西方國家的產品介紹材料，包括最新式的竊聽和遙控設備，遠距離錄音的超敏感話筒，隔牆錄音機，微型無線電發報機，微型武器以及一些老式不實用的東西，如噴射毒液的鋼筆，可以藏在鞋後跟的匕首等等。迷信這類玩意兒說明他對諜報工作的認識還很幼稚。這些器材完全無助於判斷麵前的強大對手會採取什麽行動。無論古巴如何努力，也遠遠趕不上美國強大的技術實力。我耐心向巴爾德斯解釋，一個小國若想在這場諜報戰中立於不敗之地，隻有另闢蹊徑。再說，向古巴傳授技術知識是蘇聯分內的事，本不該由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負責。然而我的苦口婆心並沒有說服他。他對我這個諜報設備推銷人越來越失望。
早期，古巴人對蘇聯顧問的工作諱莫如深。巴爾德斯閉口不提他們在做些什麽。我建議他找蘇聯人要設備時，他顯得很不自在。在東德，我們常常邀請蘇聯諜報官員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並強調兩國之間的合作。古巴人則不同，盡量避免讓前來幫助他們的人出頭露麵。也許這是為了造成一切都是卡斯楚說了算的印象，從而加強他在公眾中的威信。
一次，我想找一位克格勃人員。途經莫斯科時，克格勃告訴了我他的名字。古巴人極盡阻撓之能事。最後我不得不略施小計，甩掉跟在後麵的尾巴，直奔蘇聯大使館。日後我們與古巴人的關係有所緩和。古巴與蘇聯疏遠的另一個原因是：古巴飛彈危機播下了不信任的種子。巴爾德斯談到赫魯雪夫為了化解危機決定從古巴撤出核飛彈時，怨艾之情溢於言表：“關鍵時刻超級大國隻顧自己。我們這些小國應該抱成一團兒。”
當年古巴共產黨剛成立不久，尚沒有能力扼殺黨內的不同意見。我在島上旅行期間，感受到古巴共產黨老黨員和老工人運動成員對卡斯楚和他的大鬍子幫的反感。老共產黨員不贊成卡斯楚搞個人崇拜。他們認為，卡斯楚被身邊的一群部長包圍，缺乏更廣泛的社會和群眾基礎。返回哈瓦那見到巴爾德斯或勞爾·卡斯楚後，我馬上意識到有人已向他們匯報了我在外地與人交談的內容。我不禁覺得十分滑稽。我這個諜報頭子大半生幹的就是核對和分析有關他人的這類情報。可古巴人對此麵無愧色。我要是抱怨的話反倒顯得失禮。一次，巴爾德斯主動提及我在鄉下問的一個有關卡斯楚政權內部是否穩定團結的問題，接著不厭其詳地予以解答。
古巴陪同隨時豎起耳朵，捕捉著我們說的每一句話。我們忍不住跟主人開了個玩笑。一天晚上，我回到下榻的小樓，幾個同事捧著鮮花和伏特加酒迎了上來。那瓶酒還是他們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時買的。原來這一天是我的生日。來古巴後一直沉浸在亢奮狀態中，早把生日忘到腦後。同事們卻記在心裏。不過即使沒忘，我也不想聲張，害怕讓古巴人知道了而為我正式慶祝一番，沒完沒了地祝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我們幾個人喝了幾杯伏特加酒後各自上床就寢。第二天，警覺的翁貝托纏著我們問昨晚為何事慶祝。我裝出一副麵容嚴肅的樣子，鄭重地告訴他，東德剛剛成功地發射了它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眾所周知，隻有一顆人造衛星，還是蘇聯人幾年前發射的。翁貝托對我的話深信不疑，取來一瓶酒和幾個酒杯，就東德的航天項目發表了一篇有分量的講話，表示它標誌著古巴與東德關係的一大發展。至於為什麽會是這樣，他則含糊其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