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貝茨和馬爾科夫斯基從的黎波裏乘直升飛機前往卡紮菲紮在沙漠上的帳篷去拜訪他，希望說服他對厄利垂亞領導人施加自己的影響。飛回的途中，直升飛機不幸墜毀，兩人同時喪生。噩耗傳來，我悲痛萬分。我和他們很熟。早在戈巴契夫出現之前，他們就是黨內領導人中贊成改革的極少數人中的兩個。尤其是蘭貝茨，東德知識分子和許多年輕黨員都希望將來有一天他能接昂納克的班。
由於蘭貝茨喪生的地點頗不尋常，人們不禁紛紛猜測，這次事故也許是有人暗做手腳的結果。我也深為關注，親自審閱了有關這次事故的報告。後來查明，利比亞的直升機駕駛員不具備夜間飛行的資格，但蘭貝茨堅持要他當晚送他倆回的黎波裏。事故看來確實出在這裏。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響，我們更不願意與利比亞建立直接的諜報聯繫。不過後來的黎波裏請我們幫助搞到軍事技術時，我們根據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原則滿足了這一要求。利比亞是這一地區少數幾個有能力，而且願意為索求的技術知識或特殊裝備慷慨解囊的國家之一。除此之外，我們和利比亞隻簽訂了另一個重要的合同：由國家安全部內負責提供保鏢的司在東柏林郊外的一個秘密營地訓練卡紮菲的私人衛士。
東柏林為蘭貝茨和馬爾科夫斯基舉行完葬禮後，我的副手和黨中央的另一位官員飛往亞的斯亞貝巴，試圖完成犧牲的同事未竟的事業，通過談判達成和平協議。由於衣索比亞總統門格斯圖的強烈反對，他們此行一無所獲。這實際是一個苗頭，預示著我們與衣索比亞的關係凶多吉少。我們本來是衣索比亞正式請來培訓他們的諜報人員的。可時隔不久，我們說話已沒有人聽。殘暴無比的安全機構內是怎麽回事我們也不清楚。為衣索比亞出力更大的蘇聯人處境並不比我們好多少。
社會主義陣營內惟一似乎能在衣索比亞玩得轉的國家就是古巴。隨著古巴人信心日增，經驗日豐，他們成了非洲大陸上最出色的諜報人員。古巴人懂得非洲人的心態，對形勢有更好的把握。這些都是我們所不具備的。
莫斯科捲入衣索比亞之初即犯了一個錯誤：試圖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它在捲入其他國家的衝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這一錯誤。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極端落後，地形地貌複雜，軍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們和古巴人認為，如果達不成政治解決辦法，開展遊擊戰收效會更大。另一點分歧涉及我們捲入的規模。我覺得，集中力量援助一國，如衣索比亞，比四麵撒網效果會更大。其實到頭來怎麽做都無關緊要。我們也好，蘇聯和古巴人也好，很晚才醒悟到：非洲的政治家，無論其政治色彩如何，最終都按自己的治國設想行事。我們縱然有各種打算和手腕，也難以改變這一點。70年代末，我們減少了捲入的規模。回想起來，我們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收效卻如此之微，令人不勝啼噓。
美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陷入眾多難以取勝，而且是非模糊不清的衝突中不能自拔。連美國的公眾輿論都常常認為自己的政府支持了錯誤的一方。在爭奪第三世界的活動中，我們比西方多一點點優勢。由於我們這些國家的議會毫無實權，新聞媒介又控製在政府手裏，我們幹些什麽本國人民無從得知，至少是所知寥寥。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不久，克格勃首腦克留奇科夫請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協助他們在這個遙遠的部落國家搜集情報。這一次我不再退讓。我告訴米爾克，我們在海外已經力不從心。捲入阿富汗的衝突不會帶來任何好處。一口回絕莫斯科提出的任何請求是極不尋常的做法，但這一次我們達到了目的。以後的事態發展證明，避開這個爛泥塘是多麽明智。我們的援助僅限於在阿富汗建了一家醫院，並在東柏林為聖戰者組織的領導人與莫斯科在喀布爾的代理人納吉布拉安排會談地點。
我們這些共產黨人都記得列寧在他哥哥亞歷山大因謀刺沙皇被處死後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另走一條路。”我們信奉的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革命理論根本不提倡不分青紅皂白的恐怖主義。在我們眼裏，這種行為和扔塊磚頭砸碎銀行的玻璃沒什麽兩樣。也許當時感覺很開心，可第二天銀行照舊開門營業。70年代末，國家安全部和外國情報局與一些採用恐怖主義手段的組織搭上了線。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委內瑞拉的恐怖分子兼刺客伊裏奇·桑切斯（不無諷刺的是，他用了列寧的名字），人稱豺狼卡洛斯以及自稱為紅軍派（raf）的西德恐怖主義團體。它的兩個頭目分別是巴德爾和邁因霍夫。人們因此也稱它為巴德爾一邁因霍夫團夥。我們與這類組織的關係依具體情況有深有淺。但當時我絕不可能如實把這些關係的深度抖摟出來。
1969年，我們駐開羅使館裏的諜報官員開始與巴解組織的阿拉法特和更激進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頭目哈巴什秘密接觸。當初開始這類接觸完全出自對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我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擺脫殖民主義桎梏的國家中，隻有巴勒斯坦人民未能實現自己合法的民族權利。不僅以色列，而且埃及和約旦也剝奪了他們的家園。由於我們當時在民主德國孤陋寡聞，對阿以衝突的複雜淵源幾乎一無所知。雖然在東德盡人皆知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行徑，可連我這個猶太人對以色列建國的歷史都不清楚。
由於蘭貝茨喪生的地點頗不尋常，人們不禁紛紛猜測，這次事故也許是有人暗做手腳的結果。我也深為關注，親自審閱了有關這次事故的報告。後來查明，利比亞的直升機駕駛員不具備夜間飛行的資格，但蘭貝茨堅持要他當晚送他倆回的黎波裏。事故看來確實出在這裏。
受此不幸事件的影響，我們更不願意與利比亞建立直接的諜報聯繫。不過後來的黎波裏請我們幫助搞到軍事技術時，我們根據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原則滿足了這一要求。利比亞是這一地區少數幾個有能力，而且願意為索求的技術知識或特殊裝備慷慨解囊的國家之一。除此之外，我們和利比亞隻簽訂了另一個重要的合同：由國家安全部內負責提供保鏢的司在東柏林郊外的一個秘密營地訓練卡紮菲的私人衛士。
東柏林為蘭貝茨和馬爾科夫斯基舉行完葬禮後，我的副手和黨中央的另一位官員飛往亞的斯亞貝巴，試圖完成犧牲的同事未竟的事業，通過談判達成和平協議。由於衣索比亞總統門格斯圖的強烈反對，他們此行一無所獲。這實際是一個苗頭，預示著我們與衣索比亞的關係凶多吉少。我們本來是衣索比亞正式請來培訓他們的諜報人員的。可時隔不久，我們說話已沒有人聽。殘暴無比的安全機構內是怎麽回事我們也不清楚。為衣索比亞出力更大的蘇聯人處境並不比我們好多少。
社會主義陣營內惟一似乎能在衣索比亞玩得轉的國家就是古巴。隨著古巴人信心日增，經驗日豐，他們成了非洲大陸上最出色的諜報人員。古巴人懂得非洲人的心態，對形勢有更好的把握。這些都是我們所不具備的。
莫斯科捲入衣索比亞之初即犯了一個錯誤：試圖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它在捲入其他國家的衝突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這一錯誤。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極端落後，地形地貌複雜，軍事手段根本行不通。我們和古巴人認為，如果達不成政治解決辦法，開展遊擊戰收效會更大。另一點分歧涉及我們捲入的規模。我覺得，集中力量援助一國，如衣索比亞，比四麵撒網效果會更大。其實到頭來怎麽做都無關緊要。我們也好，蘇聯和古巴人也好，很晚才醒悟到：非洲的政治家，無論其政治色彩如何，最終都按自己的治國設想行事。我們縱然有各種打算和手腕，也難以改變這一點。70年代末，我們減少了捲入的規模。回想起來，我們投入了如此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收效卻如此之微，令人不勝啼噓。
美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陷入眾多難以取勝，而且是非模糊不清的衝突中不能自拔。連美國的公眾輿論都常常認為自己的政府支持了錯誤的一方。在爭奪第三世界的活動中，我們比西方多一點點優勢。由於我們這些國家的議會毫無實權，新聞媒介又控製在政府手裏，我們幹些什麽本國人民無從得知，至少是所知寥寥。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不久，克格勃首腦克留奇科夫請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協助他們在這個遙遠的部落國家搜集情報。這一次我不再退讓。我告訴米爾克，我們在海外已經力不從心。捲入阿富汗的衝突不會帶來任何好處。一口回絕莫斯科提出的任何請求是極不尋常的做法，但這一次我們達到了目的。以後的事態發展證明，避開這個爛泥塘是多麽明智。我們的援助僅限於在阿富汗建了一家醫院，並在東柏林為聖戰者組織的領導人與莫斯科在喀布爾的代理人納吉布拉安排會談地點。
我們這些共產黨人都記得列寧在他哥哥亞歷山大因謀刺沙皇被處死後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另走一條路。”我們信奉的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革命理論根本不提倡不分青紅皂白的恐怖主義。在我們眼裏，這種行為和扔塊磚頭砸碎銀行的玻璃沒什麽兩樣。也許當時感覺很開心，可第二天銀行照舊開門營業。70年代末，國家安全部和外國情報局與一些採用恐怖主義手段的組織搭上了線。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委內瑞拉的恐怖分子兼刺客伊裏奇·桑切斯（不無諷刺的是，他用了列寧的名字），人稱豺狼卡洛斯以及自稱為紅軍派（raf）的西德恐怖主義團體。它的兩個頭目分別是巴德爾和邁因霍夫。人們因此也稱它為巴德爾一邁因霍夫團夥。我們與這類組織的關係依具體情況有深有淺。但當時我絕不可能如實把這些關係的深度抖摟出來。
1969年，我們駐開羅使館裏的諜報官員開始與巴解組織的阿拉法特和更激進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頭目哈巴什秘密接觸。當初開始這類接觸完全出自對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我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擺脫殖民主義桎梏的國家中，隻有巴勒斯坦人民未能實現自己合法的民族權利。不僅以色列，而且埃及和約旦也剝奪了他們的家園。由於我們當時在民主德國孤陋寡聞，對阿以衝突的複雜淵源幾乎一無所知。雖然在東德盡人皆知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行徑，可連我這個猶太人對以色列建國的歷史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