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地點是柏林市的一家賓館。當時，作為德共中央委員正在出席黨中央會議的福克斯在這裏下榻。他的外貌很難使人相信他是一位超級間諜。他屬於漫畫家筆下那種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寬寬的額頭，戴一副夾鼻眼鏡，鏡片後麵是一雙警覺的眼睛。他若有所思地凝視著我，聽我連珠炮似地向他發問。所有見過他的人，包括他在英國愛丁堡研究核理論時的恩師和同事博恩教授，對他那凝視的目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恩教授記得，福克斯上大學時就是一個性情溫和的小夥子，一雙大眼睛透著憂傷。可一談到理論物理，他馬上像個孩子一樣興奮，目光變得炯炯有神。他可以一連幾小時滔滔不絕，闡述量子學理論以及他本人在研製原子彈上做出的傑出貢獻——找到了鈽彈內心聚爆的變分法。
“我從來不認為我是一個間諜，”福克斯說。“我不明白為什麽對蘇聯保守原子彈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這樣具有難以想像的巨大毀滅潛力的東西，所有大國都應該有。一方倘若可以挾這樣的威力威脅另一方的話，我覺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國裏為所欲為沒什麽兩樣。我從沒覺得把製造原子彈的秘密告訴莫斯科是什麽大逆不道的行為。我倒覺得不這樣做反而是不可饒恕的玩忽職守。”
1941年，福克斯通過他的朋友，經濟學家庫琴斯基與蘇聯軍事情報局（格魯烏）取得了聯繫。此後，軍事情報局給他派了聯絡員。聯絡員經常變化，他最喜歡的是庫琴斯基的妹妹烏爾蘇拉，化名魯思·維爾納。足智多謀的維爾納在外人眼裏不過是一位家住牛津，有著兩個孩子的性格恬靜的母親。實際上她是蘇聯在英國的最重要的間諜之一。日後她被授予蘇聯上校榮譽軍銜，成了得到這一殊榮的惟一一位女性。維爾納常和福克斯一道騎車到邱吉爾家族位於布萊尼姆的邸宅附近的林子裏接頭，把福克斯交給她的文件藏在自行車的椅墊下麵。福克斯沒有受過任何情報工作的訓練，也不肯學無線電密碼或用微型照相機拍照。需要的資料他要麽複印一份，要麽自己查閱有關資料後，憑著過目不忘的強聞博記能力複寫出一份。傳遞情報的手段也簡單得令人吃驚，以諜報人員的眼光衡量，甚至可以說是稚嫩。沒有什麽秘密投遞點，情報一律都是親手轉交的。倘若反諜報機構在一旁冷眼監視的話，這會是送上門的禮物。所幸的是，當時英國沒有對福克斯產生任何懷疑。福克斯對俄國人的聯絡員沒有什麽好印象。“他們不像魯思，和我在一起時顯得很緊張。尤其是其中一個，不停地左顧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這種事上純屬外行。可像他這樣東張西望反倒會引起別人的注意，還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福克斯被捕後，維爾納居然設法逃出英國，回到東柏林。日後我倆成為好友。一次她坦率地告訴我說，她曾掃了一眼福克斯交給她的機密材料，可一個字也看不懂。“上麵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號，而且寫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書沒什麽兩樣。”
而蘇聯正是憑藉著這些天書般的符號和方程提前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從而改變了世界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福克斯沒有跟我們講過他個人在蘇聯研製原子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直到他去世前兩年，莫斯科才明確告訴他這些情報的實際價值。拖得這樣久是為了給西方造成一種假象：為蘇聯竊取核機密的間諜不止他一個。其他人仍在潛伏中。直到克裏姆林宮允許出版庫爾恰托夫教授的回憶錄後，才不再隱瞞事情的真相。庫爾恰托夫在書裏證實，根據福克斯提供的情報，他得以借鑑美國研製第一顆原子彈時的成功經驗，從而將研製的時間縮短了好幾年。
我小心翼翼地把話題引到1950年他被捕一事時，馬上意識到我觸到了一塊30年未愈的傷疤。福克斯在我們麵前竭力控製自己的感情，但他麵部表情的緊張和不時的抽搐反映了內心感情的劇烈波動。說到被捕的情形時他顯得悔恨沉痛，仿佛在做第二次懺悔。
我相信，對於他來說，最大的痛苦是自從1959年獲釋以來，一直沒有機會當麵與負責他的蘇聯諜報官員談談他的發現。我不理解，為什麽過去20多年裏莫斯科從未表示過願意見他。對他過去所做的工作，蘇聯方麵既不予以承認，也沒有顯示出一絲一毫的感激之情。甚至連他被捕的原因問都不屑一問。他為蘇聯工作完全出於信仰，並為此犧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科學家的前程。蘇聯對他保持的沉默仿佛一塊壓在心頭上的巨石，叫他喘不過氣來。
福克斯對自己遭受的冷遇沒有說什麽。我猜測蘇聯人對他如此冷漠的原因恐怕是懷疑福克斯在受到英國反諜報機構軍事情報5處審問時出賣了派去跟他聯絡的人和其他間諜。但我相信，不存在任何可以證明福克斯叛變的證據。
福克斯告訴我，他意識到英國人開始懷疑他後，自信可以轉移他們的注意視線。1946年英國科學家阿倫·梅因間諜罪名被捕後，英國的反諜報機構找他談過話。但他的印象是所有認識梅的科學家都受過盤問，而且自己回答問題時沒有露出任何破綻。“1950年，風聲越來越緊。哈韋爾核研究中心的頭頭幾次召我談話，英國諜報官員也在場，”他回憶道。“盡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不會出問題。不過從他們知道我父親來到東德定居這一點看得出，他們已對我立案偵查。這也是盤問我時間到的一個問題。問到最後，他們開始提及從紐約得到的情況。顯然中央情報局把我的材料轉給了英國人。”
“我從來不認為我是一個間諜，”福克斯說。“我不明白為什麽對蘇聯保守原子彈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這樣具有難以想像的巨大毀滅潛力的東西，所有大國都應該有。一方倘若可以挾這樣的威力威脅另一方的話，我覺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國裏為所欲為沒什麽兩樣。我從沒覺得把製造原子彈的秘密告訴莫斯科是什麽大逆不道的行為。我倒覺得不這樣做反而是不可饒恕的玩忽職守。”
1941年，福克斯通過他的朋友，經濟學家庫琴斯基與蘇聯軍事情報局（格魯烏）取得了聯繫。此後，軍事情報局給他派了聯絡員。聯絡員經常變化，他最喜歡的是庫琴斯基的妹妹烏爾蘇拉，化名魯思·維爾納。足智多謀的維爾納在外人眼裏不過是一位家住牛津，有著兩個孩子的性格恬靜的母親。實際上她是蘇聯在英國的最重要的間諜之一。日後她被授予蘇聯上校榮譽軍銜，成了得到這一殊榮的惟一一位女性。維爾納常和福克斯一道騎車到邱吉爾家族位於布萊尼姆的邸宅附近的林子裏接頭，把福克斯交給她的文件藏在自行車的椅墊下麵。福克斯沒有受過任何情報工作的訓練，也不肯學無線電密碼或用微型照相機拍照。需要的資料他要麽複印一份，要麽自己查閱有關資料後，憑著過目不忘的強聞博記能力複寫出一份。傳遞情報的手段也簡單得令人吃驚，以諜報人員的眼光衡量，甚至可以說是稚嫩。沒有什麽秘密投遞點，情報一律都是親手轉交的。倘若反諜報機構在一旁冷眼監視的話，這會是送上門的禮物。所幸的是，當時英國沒有對福克斯產生任何懷疑。福克斯對俄國人的聯絡員沒有什麽好印象。“他們不像魯思，和我在一起時顯得很緊張。尤其是其中一個，不停地左顧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這種事上純屬外行。可像他這樣東張西望反倒會引起別人的注意，還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福克斯被捕後，維爾納居然設法逃出英國，回到東柏林。日後我倆成為好友。一次她坦率地告訴我說，她曾掃了一眼福克斯交給她的機密材料，可一個字也看不懂。“上麵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號，而且寫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書沒什麽兩樣。”
而蘇聯正是憑藉著這些天書般的符號和方程提前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從而改變了世界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福克斯沒有跟我們講過他個人在蘇聯研製原子彈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直到他去世前兩年，莫斯科才明確告訴他這些情報的實際價值。拖得這樣久是為了給西方造成一種假象：為蘇聯竊取核機密的間諜不止他一個。其他人仍在潛伏中。直到克裏姆林宮允許出版庫爾恰托夫教授的回憶錄後，才不再隱瞞事情的真相。庫爾恰托夫在書裏證實，根據福克斯提供的情報，他得以借鑑美國研製第一顆原子彈時的成功經驗，從而將研製的時間縮短了好幾年。
我小心翼翼地把話題引到1950年他被捕一事時，馬上意識到我觸到了一塊30年未愈的傷疤。福克斯在我們麵前竭力控製自己的感情，但他麵部表情的緊張和不時的抽搐反映了內心感情的劇烈波動。說到被捕的情形時他顯得悔恨沉痛，仿佛在做第二次懺悔。
我相信，對於他來說，最大的痛苦是自從1959年獲釋以來，一直沒有機會當麵與負責他的蘇聯諜報官員談談他的發現。我不理解，為什麽過去20多年裏莫斯科從未表示過願意見他。對他過去所做的工作，蘇聯方麵既不予以承認，也沒有顯示出一絲一毫的感激之情。甚至連他被捕的原因問都不屑一問。他為蘇聯工作完全出於信仰，並為此犧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科學家的前程。蘇聯對他保持的沉默仿佛一塊壓在心頭上的巨石，叫他喘不過氣來。
福克斯對自己遭受的冷遇沒有說什麽。我猜測蘇聯人對他如此冷漠的原因恐怕是懷疑福克斯在受到英國反諜報機構軍事情報5處審問時出賣了派去跟他聯絡的人和其他間諜。但我相信，不存在任何可以證明福克斯叛變的證據。
福克斯告訴我，他意識到英國人開始懷疑他後，自信可以轉移他們的注意視線。1946年英國科學家阿倫·梅因間諜罪名被捕後，英國的反諜報機構找他談過話。但他的印象是所有認識梅的科學家都受過盤問，而且自己回答問題時沒有露出任何破綻。“1950年，風聲越來越緊。哈韋爾核研究中心的頭頭幾次召我談話，英國諜報官員也在場，”他回憶道。“盡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不會出問題。不過從他們知道我父親來到東德定居這一點看得出，他們已對我立案偵查。這也是盤問我時間到的一個問題。問到最後，他們開始提及從紐約得到的情況。顯然中央情報局把我的材料轉給了英國人。”